《十二金錢鏢》是以丟鏢開始，便總得尋鏢，尋鏢就得開打，先父又不敢寫武打，於是就在頭腦裡轉圈子。小說的主人公俞劍平，也只得隨著先父的思路，東奔西竄的亂轉，但是總摸不著鏢銀的下落。然而這種轉圈子的結構卻意外地獲得讀者的興趣。《十二金錢鏢》第五章，先父寫了一段小打，練習著紙上武功，開始摸索著武打描寫的新風格。
但先父自知寫武打終非所長，亦非所願，他要揚長避短，刻畫活生生的真人，於是第六章出現一個小人物九股煙喬茂。這個喬茂，既無本領，又想逞能；既膽小，又貪功；想冒險，又怕死；自以為聰明，反而上了人家的當，以被活擒告一段落。先父對這段細緻的心理描寫，自己還感到滿意。
九股煙喬茂這幾萬字的小插曲，不能無休止地拖下去，《十二金錢鏢》從第八章起在情節上來了個硬邦邦的大轉折，甩開了丟鏢找鏢，插進很大一段江東女俠柳研青的故事。用當時的評語來說，柳研青出場獲得「開簾紅」。
也有些讀者和評論家指責《十二金錢鏢》中插入柳研青故事是敗筆。葉洪生先生在批註中曾再三批評這一點。先父生前完全承認結構上的這個缺陷，他曾著文說：「從第八章起不得不敦請柳研青姑娘先行出場，直岔到第三十章共三十多萬字，所以金錢鏢在結構上竟被折成兩截。」但先父當初寫武俠小說是謀生而不是創作；此時小有名氣，可以不受報社文藝編輯的束縛，在一定限度內隨心所欲地發洩自己的情感，結果是意外地奠定了白羽武俠小說的獨特風格。
美學家張贛生這些年來對近代中國武俠小說作了深刻研究，他對所謂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名家的作品，分別贈予言情武俠小說（王度廬）、武林技擊小說（鄭證因）、神怪劍俠小說（還珠樓主）等桂冠，他對筆者說，擬稱白羽武俠小說為社會武俠小說。天津作家馮驥才著文說：「白羽是有才華的作家，中外文學修養都較深，作品多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發洩對世態人情的感慨，餘味尤濃。」（原載《藍盾》）
白羽武俠小說武打很少，僅僅是借武林人物間的種種矛盾作外殼，發洩在心靈裡埋藏多年的情感。他擅長揭露，更擅長描寫青年的心理，在內容上又把二者融合起來，通過青年的個人奮鬥歷程中遇到的種種挫折，揭露舊社會人間的爾虞我詐，讚揚青年的百折不撓精神，再寫點外態冷漠、內心熱情的善良長者。這是白羽武俠小說的基本公式。
先父對自己文字功力之長短，有點自知之明，注意揚長避短，在武俠小說中盡力表現現實生活。
白羽筆下的青年雖然身份不同，性格有異；但都有志氣、很自信、缺乏社會經驗，因而到處碰壁。吃了虧，並不從自身找原因，卻總是埋天怨地嫌自己運氣不好。在碰壁中，既揭露了碰壁的外部原因舊社會的人間奸詐；也揭露了碰壁的內部原因青年的無知、傲慢。
白羽武俠小說流行於四十年代，事隔四十餘載，一些知名人士，像作家（如劉紹棠、馮驥才、鄧友梅先生）、文藝評論家（如姜德明、張贛生等先生）、以及資深教授（如全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王學仲、範伯群、徐斯年等先生）和其他方面學者，至今還留有印象，海外還在重版印刷。其藝術上成功之所在，就在於先父在小說中把自己寫進去了；小說中的青年，正是先父的化身。讀了育楠的《淚灑金錢鏢》，帶著悲和淚，便能正確認識白羽武俠小說中的人物。
但是由於時代的限制和作者思想水平的侷限，白羽武俠小說當然有許多毛病。
先父正因為厭惡寫武俠小說，一旦有飯吃，便不再寫了。一九四二年，先父寫完《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全書即將結束，卻停筆不寫了。臺灣的葉洪生先生對此很不理解。其實原因很簡單，當此時，先兄以智從北平師範大學休學謀了一個小學教員差事，家中勉強有飯吃，先父便停筆武俠，專心致志地把精力轉移到甲骨金文研究上去了。（順便說幾句，先父關於甲骨文鐘鼎文的研究的一部分手稿，現仍存於王襄老先生的門生手裡，據聞想整理出版。）但葉洪生先生有個誤會，他以為十二金錢鏢只寫了十六卷八十回。其實先父從一九四六年起又沒飯吃了（先父離開國民黨一家報社總編輯崗位，先兄辭去小學教員，復學北平師大），自言重度淪陷生活（見《十二金錢鏢》滬版自序）重作馮婦，三年間又撰寫了一百多萬字的武俠小說，一九四六年寫完《十二金錢鏢》卷十七，在天津《建國日報》連載，結束了全書。先父厭惡武俠小說的另一表現是，在小說中奚落、諷刺俠客的行徑，這也是他寫作時思想矛盾之所在。
（原載年期香港《明報月刊》，年作較大刪節。）
附言：
育楠寫的《淚灑金錢鏢》終究是文學作品，小說終究是小說麼，當然要進行藝術加工。近年我接到許多封信，問及該書的若干史實。我只回答：這是小說，不是白羽傳。
又及，本文是見到臺灣葉洪生先生批校的二千萬言的《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有感，將此在大陸已刊出的文章，寄給香港梁羽生先生，請他介紹在香港報刊發表，以便與港臺學者交流。梁羽生先生當即將此稿面交金庸先生，金庸先生批示在《明報月刊》發表。大約在我寄稿一個月內，便接到梁羽生先生的來信和該刊的刊出稿，其效率之高出我意料。在此感謝梁羽生、金庸兩位武俠文學大師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