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還不錯，室友昨天包了餃子給我吃。」
「常打些電話來才好，我擔心你。」
「嗯。」我想一想，「我九月份開學。」
「…………我明白你的意思，在那之前，我會籌錢給你。」
我從電話亭裡出來，買了兩歐元的炸薯條，然後坐在河堤的椅子上。下午四點，山坡上的教堂報整點的鐘聲傳來，我一邊吃著今天的這第一份食物一邊想，能不能把時間撥快，我的貪心不多，我只想看自己到了明年的夏天還會怎樣，是不是仍然為尋找一份學費而愁眉不展。
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內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館的洗碗工給我，我真有點驚訝了：他又找人教訓鄭傑，又照顧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個跟我們一樣的留學生嗎？
小多吸著煙敲我的腦殼：「就你問題多，這麼好奇，去給大使館當間諜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菸越來越多，幹什麼啊？你從哪裡弄這麼多的中國煙來？」
「我告訴你，你可不要往外說。」
「嗯，我不說。」
「小裴是做這個生意的啊，有人從巴黎把煙運到里昂來，他往下賣給不喜歡洋菸的中國人。」
「這不是倒賣蘋果，」我說，「這是違法的。」
「所以請你不要告訴別人。」
我不能批評這個神通廣大的小裴，我甚至連和他劃清界限的驕傲都沒有。因為他，我去了這個新介紹的香港餐廳就頗受優待，洗了兩天的碗，老闆發現我的法語說得蠻清楚，就讓我去前面當跑堂。那一個八月的週末，小裴帶著小多來我們店裡吃飯，見我可以一隻手託著三個盤子健步如飛，還跟我豎起了大拇指。
我們是這樣一種型別的留學生。
當然留學生不可能都是這樣。
總是訂八號桌的男孩每個星期都會約會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車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顯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點菜的時候只說法文，我都要以為他是個法國人了，可是他教帶來的女孩子字正腔圓的漢語。
老闆的女兒在日內瓦學醫，每個週末客人多的時候也會開著自己的小車子趕回店裡幫忙。她跟我們一樣在前面當跑堂，但是畢竟身份不同，她不太與我們說話。有一天我從酒窖裡面搬紅酒出來，聽見她對著電話用法語說：「你不要再說了，這個孩子我自己也會生下來。」
當然也有年輕的中國女子來店裡吃飯，她們身邊可能有各色的外國人，她們點昂貴的酒和食物，她們有的自在，有的頹廢，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聲氣，還有的比洋人還洋人。
我在那裡耽了餘下的整個夏天。到了八月底，老闆給我結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歐元2400大塊。
中國仍沒有匯款來，我下學期的學費仍然毫無著落。
我不能再打一個電話去催促我的母親了，我於是盤算著要準備怎樣的一副說辭給學校，請他們允許我可以先上課，然後稍後繳費。
為這些事情發起愁來，我會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熱的夜裡獨自一個人睜著眼睛發呆，汗流浹背。
院子裡不知道何時停留了幾隻流浪的野貓，阿拉伯女人回來的再晚也會學著它們的叫聲逗弄兩下。她們的聲音鑽到我的腦袋裡來，我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中思考一個問題，這個愉快的妓女會賺多少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