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也無力反攻，而且鑑於平壤之敗，不敢固守後勤交通線有隨時被切斷危險的孤城，不久真的放棄王京（漢城），撤退到朝鮮半島南端最初登陸地的釜山。車臣秀吉返回日本，留下小西行長：等候命令。這時除了釜山一城外，朝鮮全國光復。如果換了有些大國，可能會趁此良機，把朝鮮一口併吞。然而中國卻命國王李(日公)不必內遷，還都王京（漢城），李(日公)像中了馬票一樣的大喜過望。
日本退守釜山後，中國援朝軍在外圍佈防。國防部長石星主張談判解決，國王李(日公)也向中國要求如此。這件艱難的工作由沈惟敬擔任，最後中國允諾加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並允許日本貿易，日本則允諾撤出釜山。一五九六年，中國派遣使節團前往豐臣秀吉所在地大阪（當時日本首都仍在京都），舉行冊封典禮，朝鮮也派一個代表團陪同觀禮。然而，日本的談判不過是一個騙局，豐臣秀吉需要時間重新集結兵力。我們一眼就可看出，他不能接受日本國王的封號（好像連精通日本語文的沈惟敬，也不知道日本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天皇）。於是等到中、朝兩國代表團抵達大皈之後，豐臣秀吉指摘兩國代表團的代表，官位太低，禮物也太薄，不但瞧不起日本，也瞧不起中國。一方面要求中國懲罰朝鮮，一方面在釜山發動第二次攻勢。
豐臣秀吉的背信，影響兩個人的生命，一是國防部長石星，一是和平使節沈惟敬，這兩位從事和解的人物，被勃然震怒的明政府皇帝朱翊鈞下獄處決。然後命楊鎬、邢玠兩位大將，分別圍堵。楊鎬是著名的債帥人物，他在釜山北方被日本的凌厲攻勢擊敗，死傷慘重，隻身逃脫。幸而邢玠終於擋住了日本陸軍，並用海軍騷擾日本的海上補給線，日軍的處境不久就岌岌可危。
一五九八年，即本世紀（十六）最後第二年，豐臣秀吉在大阪逝世，遺令退軍，留在釜山的日軍才行撤退。其實即令豐臣秀吉不死，日軍因糧道不絕如縷，也會撤退。但豐臣秀臣之死，使他們撤退有名，保持了顏面。
——七世紀時，日本出兵朝鮮半島，還可以說是援助百濟王國對抗新羅王國。本世紀（十六）這一次，則連一個藉口都沒有，而是赤裸裸最原始性的對外侵略。假如不是中國干預，朝鮮早已滅亡。日本似乎總是氣咻咻的，稍微有一點力量，就企圖奴役他的鄰國，不管這鄰國對他多麼友善。
這是日本第一次侵略朝鮮，也是中國第一次保衛朝鮮，自一五九二年到二五九八年，歷時七年。日軍撤退後，中國援朝軍也跟著撤退。這是歷史上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中國戰士的鮮血，灑遍朝鮮半島，而一無所求。
九陽明學派
當援朝戰役結束時，本世紀（十六）也告結束。
讓我們暫時拋下使人昏眩的政治軍事，走到另兩個寧靜的領域，一是學術思想領域，一是文學創作領域。學術思想領域中，本世紀（十六）興起一種新的思潮，即陽明學派。文學創作領域中，則進入了小說時代，連續出現三部偉大的小說。
我們先敘述陽明學派。
自從紀元前二世紀起，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儒家學派的崇古思想。紀元後十一世紀，儒家思想中的理學一派，成為儒家思想的正統。大黑暗時代正是理學興盛的時代，理學最大的流弊是嘴上說的和筆下寫的，都是仁義道德，而行為上不能實踐，以致滿坑滿谷的仁義道德，都成了專門外銷給別人的出口貨，陽明學派針對這種流弊而生。
陽明學派的創始人王守仁，是一個多方面發展的人物，他的一生遭遇比理學派創始人之一的朱熹，要複雜曲折得多，社會地位和事業成就，也比朱熹為高。王守仁當過小官，下過詔獄，受到最屈辱的廷杖。但也當過大官，統過大軍，擒過叛王，撲滅過民變，最後被皇帝封為怕爵。
王守仁於本世紀（十六）初，當南京國防部的科長（南京兵部主事），因為竭力拯救被宦官誣陷的朋友，觸怒了大宦官劉瑾，被逮下錦衣衛詔獄，打四十廷杖，然後貶竄到距首都航空距離一千七百公里外的龍場驛（貴州修文），擔任驛站站長（驛丞）。龍場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地方，人跡罕至，王守仁的前途一片沮喪和絕望。但就在那裡，使他過去一直感到困擾的，理學家們何以言行不符的醜陋現象，豁然開朗地得到了解決方法。王守仁曾築室陽明洞，研討學問，人稱陽明先生。他的學說被稱為陽明學說，包括下列兩個主題：
一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