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開始，無論對我還是對郭敬明，都是悲慘歲月的開始。
7月後，他就告別高二，正式成為一名高三學生。如果你讀過高三，你肯定還記得高三是多麼恐怖，如果你還沒有讀到高三，你一定聽說過高三是多恐怖。
一千米你跑過吧？用你最快的速度一口氣跑下來難受吧？基本上，把這種痛苦放大一萬倍，就是高三的生活。
反正郭敬明鄭重其事給我發了封mail，在裡面大呼小叫：一草，我要死啦！這一年你別指望再在網上看到我了，明年今日給我收屍吧。
可憐的孩子！
我對他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卻沒想到接下來生活賜予我的痛苦比他有過之而不及。
我如果知道，我一定不會在接到他那封mail後哈哈大笑，樂得像個沒心沒肺的小瘋子，因為我是過來人，我知道高三雖然折磨人，但還不至於像郭敬明說的那樣誇張。對待生活，我雖然敬畏，但卻總是保持著一定的容忍和幻想，我是說，我是一個心理暗示很強的人，唯心，總覺得自己命中有貴人相佑，不會活得太苦。
然而，生活之苦遠遠超過我的想像，在我畢業那一天起就露出猙獰面目，這也正是為什麼我在遭受一連串打擊後會變得徹底一蹶不振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2001年7月1日，我正式上班，光榮地成為一名社會主義建設分子。萬幸的是，我再也不需要每天一樣騎車跑藥房了，不幸的是，我被安排到了離市區50公里的工廠上班，徹底粉碎了我做一個小資加白領的黃粱美夢。
第一天到那工廠時，我都快哭了——放眼望去，天地間除了幾隻大煙囪和低矮破舊的廠房外，杳無人煙，工廠旁邊就是東海，過了東海據說就是日本了。
請問，這還是上海嗎？
在工廠裡，我的職務是搬運工——每天上午將車間生產需要的原、輔料和包材從倉庫搬到車間，然後下午再把車間生產好的成品搬到倉庫，如此往復。沒活幹的時候只要別殺人放火，愛幹啥就幹啥。工廠裡的工人都是當地人，他們都說當地方方言，我一句都聽不懂。因此在廠裡的三個月，我沒有累死，卻差點無聊至死。
我彷彿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哦不，應該是70年代。
惟一的安慰是工廠從來不要加班，因此我得以在週末時去「榕樹下」兼職，騎著腳踏車穿行在燈紅酒綠的上海市區，揹著雙肩包出入現代時尚的寫字樓，坐在電腦前揮斥方酋，方算回到了21世紀。
做編輯看上去挺美，其實也很累很無聊，我每天要編輯300篇稿子，基本上也就成了體力勞動，一天下來頭昏眼花，滿眼晃動的都是滿屏滿屏的文字。
我的同事小妖七七更可憐，她做的是「愛情故事」，每天要看幾百個愛情，一天下來她說她這輩子再也不要相信什麼愛情了。
千言萬語化為一個字「累」，一開始心還挺不安分，想鬧想逃，可看到那些工作了幾十年的人似乎也是如此，為升職、為加薪、為房子和車子、為老婆和孩子、為了過上更好的日子瘋狂工作，把自己往死裡整的樣子，心也就平衡了——人人都如此，命運給生活在這個城市裡的人敲上了共同的烙印，你無需掙扎，因為再怎麼掙扎也是徒勞。況且，雖然累點，但活得還算踏實，有活幹總比下崗在家傻瞪眼、愣發呆要強。
大概這就是生活吧，平平淡淡才是真，誰還有心情瞎折騰什麼呢？
然而，我不喜歡折騰生活，可生活卻喜歡折騰我，就在我慢慢適應勞累的都市生活，並且渴望能夠一如既往地如此生活直至終老之際，命運給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2001年9月初，公司突然用一紙文書將我調到蘇州，從此我開始了四個月的醫藥代表生涯——每天跑醫院，拍醫生馬屁，請他們吃飯喝酒玩小姐，以此提高我們公司產品在醫院的銷量。
一個人在蘇州，沒人管，像流放。一開始幾天還挺積極，有事沒事總愛往醫院跑，可吃了幾次白眼後心態變得一蹶不振，於是開始混起日子來——每天不是在床上睡覺就是在圖書館看書，實在無聊就站在大街上曬太陽。
蘇州那個安靜啊，早上躺在床上居然那個聽到雞鳴狗叫，晚上8點小路上想看到個活物都困難，簡直太適合養老了，可憐我才22歲啊！
天越來越涼，我也越來越寂寞。
11月的一個傍晚，我在宿舍做飯時，從視窗外面飄來一片枯黃的落葉，我撿了起來，看著落葉，知道冬天來了，於是我快哭了。
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見到童童了，我想她啊！
豈止是想她？人在寂寞的時候最容易懷舊，牽掛曾經的溫暖，同樣我幾乎每時每刻都在想著郭敬明，想著許菁，甚至是想著石濤，回憶著和他們交往中發生的種種有趣的故事，藉以慰藉我蒼白的生活。
正如郭敬明當初說，上了高三，他幾乎就不能再上網了，所以，雖然在蘇州我幾乎每天都會花很長很長時間泡在網上，但從來沒有遇到過他。因此，這幾個月來我和郭敬明的聯絡越來越少，少到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