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趕緊糾正說，「她是我妹妹，比我小兩歲，她叫米米，我叫吉吉。」
「米米，吉吉。」趙海生搖著頭說，「可是你們長得真像。」
都這麼說，但當然我們是不一樣的。我比米米要高出兩公分，她的眉毛比我濃，眼睛比我大也比我亮，除此之外，我們的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的，米米像母親，什麼都敢做敢為，外熱內冷。而我像父親，什麼都膩膩歪歪，外冷內熱。母親出身於名門，二十二歲的時候下嫁給我在中學教美術的父親，這件事當年在我們家族裡引起軒然大波，世俗總是難免的，如眾人所料，他們的婚姻只維持了短短的六年，她跟著那個澳大利亞人走的時候，我只五歲，米米三歲。很長時間，我以為我對她的心裡只有仇恨，但十歲那年聽說她客死他鄉的時候，我狠狠地哭了一場，米米卻沒哭，米米冷靜地對我說：「姐姐，人總是要死的，你哭也沒用的。」她鎮定的樣子，讓我害怕。我怕她長大後，會變成另一個母親。連自己最親近的人都拋棄，自然是沒有什麼活路可走。
但我還是疼米米，特別是睡覺的時候，她小細胳膊小細腿地纏上來，我的身體裡就有一種天然的母性在滋生，發誓要照顧她一生一世。米米患有氣喘，體質很弱，常常生病。她喜歡音樂，母親留下的舊鋼琴是她最大的寶貝，但後來我們沒有錢再請老師授課，米米只好毫無章法地自己練習。她無師自通的都是些傷心的曲子，高高低低的來來回回，我不喜歡聽。鋼琴放在我們倆的房間，抵著床頭，父親畫不出來畫生氣的時候，我倆通常是躲在那個小房間裡，米米趴在琴上，輕聲問我：「姐姐，怎麼辦才好呢？」
我用一支筆在一張紙上亂塗亂抹著，當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的日子已經過了很多年，母親走後，家裡的畫廊關掉了，賣掉了，城裡的那套房子也賣掉了，父親從原來教書的學校辭了職，帶著我們搬到海邊這個小房子裡來，我和米米也進了海邊一所新建的中學讀書，母親活著的時候，還有錢寄來，自她走後，生活每況愈下，父親仍是畫畫，或是酗酒，天命之年的他總是一副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彷彿錢和米可以從天上掉下來。
最憂愁的時候是學校要交錢。
那一次，是趙海生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他用一大筆錢，買走了父親幾十幅畫，說是要把它們都帶到北京去，賣給別的人。父親興致很高，他帶著我們三人一起去鎮上吃飯，點了一大桌子的菜，一定要請客，感謝趙老弟的知遇之恩。
父親那晚自然是酩酊大醉，趙海生扶他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夜裡十一點，米米睡著了，我們好不容易把父親扶到床上，我低著頭對趙海生說謝謝。他說不用，並給我一個地址和電話，讓我定期寄父親的畫給他，說他會定期把錢寄過來。
我把那張名片小心地收在口袋裡。
米米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咳嗽，她咳得很厲害，臉色發紫。她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子咳過了，我衝進去找藥給她吃，可慌亂中我什麼也找不到，趙海生已經從廚房裡倒了開水來，他扶住米米，提醒我說：「別急，別急，好好想想藥在哪裡。」
我還是沒找到藥，趙海生當機立斷地把米米往背上一背說：「走，我們去醫院！」
那一天，趙海生揹著米米跑了二十幾分鐘的路，我們才好不容易找到一輛車子，把米米送進了醫院。醫生說，我們要是再晚去五分鐘，米米可能就沒命了。
醫生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就一直抖動一直抖，抖得身子像一片落葉一樣，站也站不住，趙海生在後面扶住我說：「吉吉，沒事的，你看現在不是沒事了嗎？」
米米睡著了，我們坐在醫院的長椅上等米米醒來。趙海生說：「吉吉，我終於看出你和米米的不同來了。」
我知道他是在逗我說話，於是我也配合他：「哪裡呢？」
「眉眼。」他說，「米米是個孩子，而你不是。」
我看著他：「你是說我老嗎？」
「噢。不是！」他慌忙解釋說，「我是說，你和很多孩子不一樣。」
「那就還是老唄。」
他笑：「我說不過你。但我真不是那個意思。」
「謝謝你，趙叔叔。」我由衷的，要不是他，我真不知道米米現在會怎麼樣。
「我有這麼老嗎？」他笑，「等米米病好了，你還得幫我一個忙。我得把那些畫弄到郵局去寄掉它，我沒法把它們全帶走。可是，我明天中午的飛機，我得一早趕到市裡，我怕那時候郵局沒有開門呢。」
「那我週末去幫你寄。」我說。
他遞給我幾百塊錢。
「不用。」我搖搖頭，「米米的醫藥費都是您墊的。」
「收好，吉吉。」他的語氣不容置疑，「夏老師是我敬仰的老師，當年他在城中教美術，我貪玩，打破別人的頭，是他拿錢替我給別人治病，我才沒被我爸打斷腿。」
我相信，父親是這樣子的人。
同時我也信，趙海生此番前來，不為父親的畫，只為報恩。
他走了，只隨身帶走一張畫，是父親畫的《丫頭》，畫上是我和米米，我安靜地坐著，米米在我身後，調皮地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