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才是將前一天的敘述如何繼續下去，這時候作家面臨的就是如何工作了，這是艱難的工作，通過敘述來和現實設立起緊密的關係。與其說是設立，還不如說是維持和發展下去。因為在作品的開始部分，作家已經設立了與現實的關係，雖然這時候僅僅是最初的關係，然而已經是決定性的關係了。優秀的作家都知道這個道理，與現實簽訂什麼樣的合約，決定了一部作品完成之後是什麼樣的品格。因為在一開始，作家就必須將作品的語感、敘述方式和故事的位置確立下來。也就是說，作家在一開始就應該讓自己明白，正在敘述中的作品是一個傳說，還是真實的生活？是荒誕的，還是現實的？或者兩者都有？
當卡夫卡在其《審判》的開始，讓約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一天早晨被警察逮捕，接著警察又莫名其妙地讓他繼續自由地去工作時，卡夫卡在逮捕與自由這自相矛盾之中，簽訂了《審判》與現實的合約。這是一份幽默的合約，從一開始，卡夫卡就不準備講述一個合乎邏輯的故事，他雖然一直在冷靜地敘述著現實的邏輯，可是在故事發展的關鍵時刻，他又完全破壞了邏輯。這就是《審判》從一開始就建立的敘述，這樣的敘述一直貫穿到作品的結尾。卡夫卡用人們熟悉的方式講述所有的細節，然後又令人吃驚地用人們很不習慣的方式創造了所有的情節。
另一位作家納撒尼爾·霍桑，在《紅字》的開始就把海絲特推到了一個忍辱負重的位置上，這往往是一部作品結束時的場景。讓一個女人從監獄裡走出來，可是迫使她進入監獄的恥辱並沒有離她而去，而是作為了一個標記（紅a字）掛在了她的胸前……霍桑就是這樣開始了他的敘述，他從一開始就建立起內心與現實的衝突，內心的高尚和生活的恥辱重疊到了一起，同時又涇渭分明。
還有一位作家福克納，在其《喧譁與騷動》的第一頁這樣寫道：
透過柵欄，穿過攀繞的花枝的空當，我看見他們在打球。他們朝插著小旗的地方走過來，我順著柵欄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開花的樹旁草地裡找東西。他們把小旗拔出來，打球了。接著他們又把小旗插回去，來到高地上，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
顯然，作品中的「我」不知道他們是在打高爾夫球，他只知道：「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也不知道勒斯特身旁的是什麼樹，只知道是一棵開花的樹。於是我們明白了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頭腦，世界給它的影像只是「這人打了一下，那人也打了一下」。
在這裡，福克納開門見山地告訴了自己，他接下去要描敘的是一個空白的靈魂，在這靈魂上面沒有任何雜質，只有幾道深淺不一的皺紋，有時候會像湖水一樣波動起來。於是在很多年以後，也就是福克納離開人世之後，我有幸讀到了這部偉大作品的中譯本，認識了一個偉大的白痴——班吉明。
卡夫卡、霍桑、福克納，在他們各自的長篇小說裡，都是一開始就確立了敘述與現實的關係，而且都是簡潔明瞭，沒有絲毫含糊其詞的地方。他們在心裡都很清楚這樣的事實：如果在作品的第一頁沒有表達出作家敘述的傾向，那麼很可能在第一百頁仍然不知道自己正在寫些什麼。
真正的問題是在合約簽訂以後，如何來完成，作家接下去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對合約的理解。作家在寫作之前，有關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想很可能只有幾千字，而作品完成之後將會在十多萬字以上。因此真正的工作就是一日接著一日地坐到桌前，將沒有完成的作品向著沒有完成的方向發展，只有在寫作的最後時刻，作家才有可能看到完成的方向。這樣的時刻往往只會出現一次，等到作家試圖重新體會這樣的感受時，他只能去下一部長篇小說尋找機會了。
因此，長篇小說的寫作過程，是作家重新開始的一段經歷，寫作是否成功，也就是作家證明自己的經歷是否值得。當幾個陌生的名字出現在作品的敘述中時，作家對他們的瞭解可以說是和他們的名字一樣陌生，只有通過敘述的不斷前進和深入，作家才慢慢明白過來，這幾個人是來幹什麼的。他們在作家的敘述裡出生，又在作家的敘述裡完整起來。他們每一次的言行舉止，都會讓作家反覆詢問自己：是這樣嗎？是他的語氣嗎？是他的行為嗎？或者在這樣的時候，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和這樣說？
一部長篇小說就是這樣完成的，長途跋涉似的寫作，不斷的自信和不斷的懷疑。最困難的還是前面多次說到過的「繼續」，今天的寫作是為了繼續昨天的，明天的寫作又是為了繼續今天的，無數的中斷和重新開始。就在這些中斷和開始之間，隱藏著無數的危險，從作家的體質到敘述上的失誤，任何一個弱點都會改變作品的方向。所以，作家在這種時候只有情緒飽滿和小心翼翼地敘述。有時候作家難免會忘乎所以，因為作品中的人物突然說出了一句讓他意料不到的話，或者情節的發展使他大吃一驚，這種時候往往是十分美好的，作家感到自己獲得了靈感的寵愛，同時也暗示了作家對自己作品的瞭解已經深入到了命運的實質。這時候作家在寫作時可以左右逢源了。
幾乎所有的作家都面臨這樣的困難，就是將前面的敘述如何繼續下去。當然也有例外，比如海明威，他說他總是在知道下面該怎麼寫的時候停筆，所以第二天他繼續寫作時就不會遇上麻煩了。另一位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站出來證明了海明威的話，他說他自從使用海明威的寫作經驗後，再也不怕坐到桌前繼續前一天的寫作了。海明威和馬爾克斯說這樣的話時，都顯得輕鬆愉快，因為那個時候他們都沒有在寫作，他們正和記者坐在一起信口開河，而且他們談論的都是已經完成了的長篇小說，他們已經克服了那幾部長篇小說寫作中的所有困難，於是他們也就好了傷疤忘了疼痛。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