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朝日新聞》上的「昭和」紀元，還有從「大東亞戰爭」到「保衛東亞戰爭」說詞上的改變，還有日軍「玉碎」和「神風突擊隊」（這開了自殺式攻擊的先河）的報道，還有「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日偽機構名稱……
經過革命，經過新中國，經過學習蘇聯、一面倒與反修防修，又經過抗美援朝與和美國的那麼多交流與摩擦，我還以為在這個世界上顯然有比日本更重要些的與美、蘇（俄）有關的故事，早已使我忘記了與日本有關的童年諸事——即經過那麼多結結實實與意義重大的經歷，這些既不光彩也沒有什麼內容的經歷早已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呢，誰知道，它們還在那裡存著，還在那裡發酵，還在那裡哭泣呢。
在今春的訪日期間，我夢到了我的童年。我有點傷心。
四、精緻與包裝
日本人最大的優點之一是精緻。
吃日本餐，案上擺的更像是朵朵小花，各種顏色與形狀的搭配都經過精心設計。隨著季節的更迭，更換著食品的顏色，春天則是新綠與粉紅，夏日則是濃綠如黑，秋天金黃與赭黃，冬天又是雪白和透明。以至有人說不忍得吃，不願意造成美的毀滅。中國菜和西餐也注意菜餚的造型，但象牙雕刻般做得這麼小巧瑰麗、摳摳哧哧的從未見到。日餐不但考慮到食品，更考慮到餐具，一個放筷子的小支撐架，玲瓏剔透；一個放幾根鹹菜的小盤兒，做得像是一片彎曲有致的琉璃瓦。從中國傳過去的筷子，到了日本磨得圓圓的而兩頭又是尖尖的，像是一種玩具。喝湯的漆碗，裝米飯的瓷甕，擺調羹的瓷片，裝不同菜品的各式各樣的碟子以及各種小得別人不會認真觀察的器皿，有的像樹葉，有的像小船，有的像橋，有的像筆記本，都更像工藝品而不是實用品。
日本人一般住房並不寬裕，我去過一些高層知識分子的家庭，也少有可供五個以上客人一坐的廳室。但他們的房屋佈置得也是精緻至極，特別是日式的榻榻米房屋，不但一塵不染，而且賞心悅目。從日本式家庭到餐館都要求脫鞋入室，那個脫鞋換鞋的小門廳，也佈置成一個趣味盎然的小天地，有花草，有書畫，有擺設，有純裝飾用的覆蓋物。
有一些中日共用的器皿，但日本人做了一些改進。比如家用小陶瓷茶壺，形狀如中國茶壺，但壺嘴要大得多，有的加了過濾紗罩，這就避免了倒水不暢或茶葉堵嘴。有的在小小茶壺上安裝了一個柄，拿起茶壺來方便了許多。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細心與認真。我甚至要說日本人做事時以及與你商討工作事務時那種身體前傾、表情嚴肅（或者乾脆是沒有了表情）、兩眼發直、不停地「哈依哈依」的神態似乎帶幾分傻氣，一副緊跟照辦萬難不辭的神氣。而歐美人與你商討事務的時候多半會歪著頭，彆著腿，微笑著，輕輕晃動著，目光靈動著，舒舒服服，瀟瀟灑灑，面部與眼睛的表情隨著你的話語而不斷變化，一會兒睜大眼睛，一會兒抿一抿嘴，一會兒微微皺眉，一會兒莞爾一笑，一副雖然確是在聆聽但同時也在選擇判斷、分析取捨，總之最後還是他說了算的架勢。兩者比較一下，很有意思。
我曾經與幾個有長期在中國生活經歷的日本人探討過中日兩個民族的比較。他們說，中國人的智商其實是很高的，絕對不笨。我便說是不是中國人有的做事太不認真，他們用日本人的微笑回應了我的這一反省。同時他們謙虛說，日本人的精緻往往是在一些小東西上，他們缺少宏觀大氣的思考。就是說，與我對印度的印象恰恰相反，日本人也許太不「哲學」了？那麼能不能說咱們的中華兒女有時候氣沖斗牛卻大而無當，或者用劉備評論馬謖的話——我太欣賞劉備的這兩句話了，所以引用過無數次，叫作：言過其實，終無大用。
再一個突出的是日本物品的包裝。可以說日本式的精緻，尤其在包裝；或者可以說日本式的包裝，在於精緻。如果你得到一個日本友人的禮品，那麼典型的日式包裝是一個深色包袱皮，一個金黃色紡織品作內包袱皮，一個紙套子，一個木盒子，再經過幾道拆封的手續，拆掉了許多不忍毀棄的美麗的紙質、塑膠質乃至絲質、木質的花飾，最後發現，裡頭可能是一隻表，可能是一個日本人形（玩偶），可能是幾塊巧克力糖；但更可能是幾小塊蛋糕，幾包茶，或者是幾塊餅乾。總之，包裝比禮物本身重要。包裝所代表的虔敬、親善、不厭其煩與一絲不苟，遠遠比禮物本身的價值（更不要說價格了）重要百倍。贈禮的程式、禮節、文明性與鄭重性遠遠比給受禮者以物質上的利益更重要。這確實有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般都會認為包裝是表面，是現象，是形式，是程式；而禮品才是真貨色，是實質，是內容，是目的。而且中國人多半會認定，說下大天來，裡邊的貨色比表面重要、實質比現象重要、內容比形式重要、目的比程式重要。那麼，精心包裝幾塊餅乾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反過來說呢，人和人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從物種上說區別，所有的文化差異、文化衝突，不正在於程式和形式、重點和包裝的區分上嗎？通常所謂的內外、象質、形實的區分，果真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天經地義嗎？這也不妨一想。
一位法國人有個說法，說日本搞的是空心文化，即搞的都是表面的、形式的、現象的與程式的東西，到了核心，卻是一無所有。這樣說恐怕太過分了吧。
我也聽到過一位日本教授對自身文化的批評。他強調日本的許多文化都是引進的，但引進後會有些適應日本國情的改造。例如，日本在美國的貿易壓力下不得不進口美國加州大米，但加州大米黏度不夠，不合日本人的口味，於是日本人發明了一些加工美國加州大米的辦法，使之變得與日本大米一樣黏軟。這位著名的日本學者說，日本文化充其量不過是上述加工辦法之類的東西罷了。
這樣說說能不能滿足某些中國人的自尊自傲心呢？然而，也許我們更需要自省啊。比較一下中國人的不拘小節與日本人的一絲不苟，這確是很有趣的吧。
五、日中文化交流協會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已經好多年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名人都曾參與協會的活動，如作家中島健藏、井上靖、水上勉、大庭美奈子（芥川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諾貝爾獎獲得者）、戲劇家千田是野、畫家東山魁夷、作曲家團伊久磨、電影演員栗原小卷等。他們組織了不知多少文化代表團訪華，他們的常務理事白土吾夫到中國訪問過一百三十多次。他們也邀請過大量的中國文化方面的代表團去日本訪問，包括官方的文化部、新聞出版署的團體訪日。他們的工作極其細緻。此次我們友協的代表團下了飛機，剛上汽車，工作人員就遞給我們每人一張紙片，上寫各人入住飯店的房間號碼與互相撥叫辦法，字寫得很大，顯然是考慮到了團內一些有點歲數的成員眼睛可能昏花。在離開東京的時候，各人把交運的行李放到房間門口，他們的工作人員立即給每個人的行李上掛上了結實的名牌，便利了此後的旅行與轉運。他們對中國客人的飲食更是關心備至，甚至無微不至。
然而他們的辦公室只有一間屋，事務局的五女三男八個人擠在一起。給來訪的客人安排五星級賓館的他們只要最簡樸的工作條件。許多年前就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據說當年周揚同志曾經造訪過他們的辦公處所，周揚還以為整個樓都是他們的呢，來了才大呼小小的辦公室辦了大事。想一下我們的群眾團體吧，也太幸運、太排場啦。
他們沒有什麼財政給撥經費，也沒有特殊的大財團後臺，更沒有公務員的級別和待遇，全靠自己組織的有償（在日本叫作「有料」）活動的吸引力，吸引人們參加，參加的人愈多，效益就愈好。再有就是收一點會費。
而在所有的活動中，事務局的先生與女士們都將自己排在最後，而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出頭露面。一點紀念品、一點小禮物，他們也是首先給文化人，寧可不給自己剩下什麼。一切宴請，他們都儘可能地減少參加的人員，在代表團人員用餐的時候，他們不陪。他們精打細算，決不鋪張。
他們是真正服務者，是公僕。他們中有的人，像佐藤純子，像橫川健，都已經在此協會工作數十年了，他們本身的待遇很有限，憑一種信念，他們會繼續工作下去。
祝他們一切都好。
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