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藝家的作品，有時被王權所禁，有時被教派封殺。這使他們每每左右逢敵，只能橫身而立。但也有的時候，由於王權與神權矛盾深矣，他們又能在夾縫中創作出傳世之作。
倘若王權與神權的關係一向聯袂如鐵，那麼所謂文化啟蒙運動註定難以發生。
「如果上帝是仁慈的，就不會是萬能的；如果是萬能的，就不會是仁慈的。」——雖然只不過是一部平庸的美國電影中的臺詞（我是偶爾從電視中看的），卻仍促使我思考了一些中國問題：
中國人的生存問題，當然始終是由政府來管的。從前是大包乾式的管，企圖一竿子插到底地管。那種管法當然是不可持續的——快十四億人口了，一百幾十年前全世界才十六億人口；即使政府是由上帝親自主閣的也肯定管不好。現在是部分地管了，管重點，比如就業、醫保社保、共同富裕、精準扶貧、反腐倡廉……而這是明智的。
但，中國人也有所謂靈魂問題嗎？
如果普遍沒有，那麼中國人豈不是很奇怪的一部分人類了嗎？
如果也有的，那麼靠什麼來幫助自己擺正靈魂呢？
靠孔子嗎？靠儒學嗎？
儒學是古代哲學，且不論其是是非非歧義至今——僅以哲學宗教化這一點而言，會是文化的進步現象嗎？
何況，靠人管人的靈魂是不靠譜的。
而且我們大眾其實每每發現——某些表裡不一的人，他們自己的靈魂一點兒也不比我們的靈魂高尚，反而往往由於貪戀權力、財富、女色和享樂，比我們大眾的靈魂本色差多了！
他們也沒那資格呀！
是的，我們中國人如何約束自己的靈魂，不做浮士德那樣的事——這實在也是中國的一個哈姆雷特之問……
2016年8月7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