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不讀書。」
這話有點兒絕對，卻有普遍性。與民間那句「慈不帶兵」的話異曲同工。後四個字且不論了，成年人都懂的。前句話卻須略說一說，與本書內容有關——世上本無帝王，想當帝王的人多了，就有了。帝王者，欲永據「天下」為家族「社稷」者也。中國之「家天下」，據說始於啟。但關於夏朝的信史尚不確鑿，所以今人也只能當作莫須有之事。
先是王們多了起來，便都盤算著稱帝。於是你發兵滅我，我率軍攻他。此王消滅彼王是辛苦又玩命的事，並且肯定要綁架眾生，哪裡有閒工夫讀書呢？所謂聖賢書都是教誨人戒霸心的，戳他們的肺管子，當然更反感了。
「馬上得江山」，說白了是指第一代帝王們的「事業」是靠雙手沾滿了鮮血才成功的。
但二世主、三世主……後數代乃至十幾代的王位帝位繼承者，都是必須讀些書的。家天下僅靠自家兄弟的能力難以長久統治，何況自家兄弟之間也每因誰更有資格繼位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於是借力勢在必行。借什麼人的力呢？當然是借眾臣之力。眾臣中多是讀書人。漢以後，科舉制度更趨完善，為帝王效忠的眾臣關於往聖之書的知識水平普遍高了，文韜武略一套套的，奸臣腐將也能那般——這種情況下，繼位的帝王們不得不跟上形勢與時俱進也多讀些書了。否則，沒法與眾臣討論國是了，那起碼是面子問題。
帝王們的面子尤其是面子，不是鬧著玩的。在他們小的時候，他們的父輩也很重視對他們的文化栽培，他們的老師都是當朝的學問家，德才兼備的人物。
所以，排除非正常接班的情況——多數正常接班亦即以成年之齡接班的帝王，文化水平是不成問題的，起碼夠用，說起話來不至於丟帝王的份兒。他們中有人還頗好文藝，甚至才情較高。比如宋徽宗，詩畫皆佳。至於成了俘虜，失了半壁江山，原因很多，非一己之責。
在他們小的時候，國師不可能不授以孔孟之道。但講到孟子時，國師們卻都是有保留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一句，國師們都是絕口不提的——那不是成心找修理嗎？
所以孟子也就一直是「亞聖」，「反動言論」、歷史「汙點」被遮掩了。
孔子並非一直是各朝各代的文化偶像。
大唐時的朝野並不多麼地重視他，影響也很有限。
唐代朝野更青睞的是佛教，以至於某個時期，好逸惡勞的青壯年男子紛紛出家，社會生產力都下降了。這使唐武宗很光火，下旨拆了許多廟，趕跑了許多和尚，勒令還俗，逼他們能幹什麼營生幹什麼營生去。
宋朝也沒太拿孔子當一回事兒。宋的朝野比較崇尚道教。南宋退據長江以南之後，有幾年風調雨順，國恥傷口漸愈，經濟發展態勢趨好，於是都熱衷於及時行樂與養生之道。
卻好景不長，還是亡了。南宋之亡，與從皇室到朝廷官員、從士林到庶民的頹廢迷醉，縱娛恣樂的國風有關。岳飛死後，半個宋朝軍心難振，士氣沮喪，軍隊銳志不再，所以連梁紅玉都得率女兵與金兵進行水上戰鬥了。李清照詩云：
生當作人傑，
死亦為鬼雄。
至今思項羽，
不肯過江東。
這可看作一個弱女子眼見半個宋朝多數男人不男的喟嘆。確乎，南宋之男，除了韓世忠等少數將領，其餘皆似被閹男也。南宋詞風，也再沒了北宋時邊塞詞的豪邁與驍勇氣質。長江便是國邊了，還邊的什麼塞呢？南宋的皇家有種幻想，以為長江未必不可做水的長城，金軍插翅難逾天塹。而蒙古軍團的強大悍猛，也是南宋必亡的客觀原因。他們都橫掃歐洲如卷席了，況乎小半個南宋？
元朝初定時期，鎮壓酷烈，殺性不減。先是，攻城略地，濫殺為習。每僅留工匠，以充軍役。入主後，將漢民分北人、南人。北人者，已殺服之長江以北的漢民也；南人者，剛納入統治地盤之漢民耳。對南人，起初無分官員、士子，殺戮甚於庶民。在他們的意識中，南宋官員、士子，乃首當滅除之不馴種子。故漢人經此一劫，大抵被殺怕了。亡國之官之士，多逃往深山老林或荒僻遠域。此種情況，十餘年後方止。他們沉浸於征服的驕暴，殺戮之快感，不知怎樣才是不兇殘。
元初之文官武將中的漢人，基本是北宋的降官降將。亡南宋時，彼們也曾出謀劃策，效軍前帳後之勞。元的中低階武官，不分蒙漢，基本是世襲制，父死子繼。高階別的漢人中的文官武將死後，以其功之大小與忠誠的被認可度，決定對其子孫的任用等級。這就使它的「幹部」隊伍往往匱乏，後來不得已開始從南宋遺臣中招納識時務且可用之人。
元九十八年的統治時期，科舉是基本廢掉了的。沒法不廢。若延續，考什麼呢？還考四書五經？豈不等於替漢人招文化之魂嗎？科舉一廢，「往聖」之學的繼承，便從公開轉入了「地下」，由塾授館授轉入了秘密的家傳族授——而這是危險的，一旦有人告發，很可能被視為「懷復宋之心」，因而大禍臨頭。
在元九十八年的統治下，漢民族的傳統文脈差不多是斷了運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雜劇；關、馬、白、鄭而已。
散曲初現於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於是有別民族的語言風格。與唐詩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屬於底層人的最愛，聲靡於瓦舍勾欄之間。至宋，詞風甚盛，散曲之聲寂焉。
元使漢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淪落，亦不再敢以詩詞抒情明志，遂將被壓制的文才轉向了散曲。因這專業群體的參與，散曲也多了幾分瑰麗旖旎。
但細論起來，散曲的嚴格定義，應是——元統治時期由漢民族發揚其魅力的文學現象。關、馬、白、鄭四大家，皆漢人也。
先是，蒙古軍團滅金後，他們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長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則死路一條。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務於元。蒙古軍團攻南宋時，關漢卿曾以醫職服務之。而南宋即滅，七旬老翁關漢卿逝於江浙一帶，比關漢卿年輕許多的馬致遠還在浙江一帶做過元朝的小官。正所謂「國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關也罷，馬也罷，他們的劇作，其實無敢以元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為背景。若以元為背景，則肯定悲也是罪，諷也是罪，怎麼著都肯定是罪。而以宋為背景，好寫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歡離合，嬉笑怒罵，元統治者都當其是在反映「萬惡的宋朝」。
白樸和鄭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數。
元統治者的眼，對他們這些漢裔文人，盯得很緊，身家性命不能輕，又哪裡敢以劇作造次呢？
至於他們在散曲、雜劇方面的成就，後世好評多多，已獲公認，不贅評。
單以馬致遠一首《雙調》為例，其胸中糾纏鬱悶，足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