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進行獨立戰爭時，年輕的法國侯爵拉法耶特不顧法國國王的禁令與英國的威脅，男扮女裝，秘密赴美，以志願者身份參戰……
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
韓愈之《論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諫」的精神的體現，亦是後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佐證——唐憲宗為迎佛指，舉行隆重的禮佛儀式。上行下效，致使長安城內，王公士庶，爭相破財，互競信佛之誠。民間有廢業當宅，燒頂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於是上表反對，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聽的話——憲宗認為是那樣，怒甚。若非大臣們相勸，幾乎殺了韓愈——但這種「諫」的精神，說到底是「忠」的表現。
而西方之「貴族精神」，骨子裡是騎士精神的演變。它並不強調對君主的忠，只恪守對國家命運的責任。從社會倫理層面講，則更強調正義感。若非以「忠」論，他們倒是常以忠於友誼，忠於所愛的女子為榮；兩者內涵很不相同。
又，貴族在朝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後，於私人關係中，則僅以志趣相投為交往準則。
而在中國的古代，貴族之間，往往文不習武，武不戀墨。
所以，西方的貴族若覺尊嚴受辱，動輒決鬥。政府雖三令五申，卻長期難禁。明知那麼做犯法，也還要偷偷地那麼做；寧肯那麼做了以後逃避國外。
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為，在西方貴族中是絕不會發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現的差異，由來久矣。
從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沒提升，反而在王權、皇權的高壓之下越來越淪落，每每自甘委瑣——孝武帝時，其寵妃亡，文臣紛作悲詞哀誄，以證明自己心裡疼著皇上的疼。皇上甚至當朝對某大臣說：「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於是該臣「應聲號慟」，捶胸頓足，涕泗交流。又讓一個大臣哭，其哭若喪考妣，極哀之狀不讓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優上者，奉詔為皇上作緬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時緩壓。若在春秋時期，那等詩文顯然會歸於「頌」的範疇。
姑且不論西方諸國有無那樣的皇帝；西方的歷史中斷無那等為臣的貴族，卻基本上是事實——在中國的古代，所謂「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許有才有，允許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許有則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諸國的古代，「貴族精神」是不受王權左右，而受教皇支援並讚許的一種「精神」，是較為獨立的一種階級思想——皇帝也不敢輕意褻瀆。因為在教廷看來，皇帝也只不過是第一等級的貴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須以貴族原則律己。
中國的當代文化知識分子，其實不必學什麼西方的「貴族精神」，也不必學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階層屬性不同，無的放矢。
若能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在當代發展幾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