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只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
我還想從李政道先生書中另一篇文章《科學的發展：從古代的中國到現在》中引幾段話：
整個科學的發展與全人類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也是如此。可是科學的發展在西方與中國並不完全一樣。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臘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話，可以說，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和古希臘有更密切的聯絡。在古希臘時也和現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覺得要了解宇宙的構造，就要追問最後的元素是什麼。大的物質是由小的元素構造，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構造，所以是從大到小，小到更小。這個觀念是從希臘時就有的（atom就是希臘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們是從開始時就感覺到，微觀的元素與宏觀的天體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人從開始就把五行與天體聯絡起來。（171頁）
李政道先生的書就引用這樣多。不難看出，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頗有能相通之處。他講的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結合。這一點我過去想得不多，強調得不夠。
現在來談金吾倫先生的文章。金先生立論也與上引李政道先生的那一部書有關。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在文章開頭時引的大哲學家懷德海的一段話，我現在轉引在這裡：
十九世紀最大的發明是發明了發明的方法。一種新方法進入人類生活中來了。如果我們要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的細節，如鐵路、電報、無線電、紡織機、綜合染料等等，都可以不必談，我們的注意力必須集中在方法的本身。這才是震撼古老文明基礎的真正的新鮮事物。（41頁）
金先生說，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視科學方法，金先生自己也一樣。他這篇文章的重點是說明，物質不是永遠可分的。他同意李政道的意見，就是說，當前科學的發展不能再用以前那種「無限可分」的方法論，從事「越來越小」的研究路子，而應改變方略，從整體去研究，把宏觀和微觀聯絡起來進行研究。
李政道先生和金吾倫先生的文章就引徵到這裡為止。他們的文章中還有很多極為精彩的意見，讀之如入七寶樓臺，美不勝收，我無法再徵引了。我倒是希望，不管是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還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都來讀一下，思考一下，定能使目光遠大，胸襟開闊，研究成果必能煥然一新。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我在上面離開了為《趙元任全集》寫序的本題，跑開了野馬，野馬已經跑得夠遠的了。我從我的「哲學」講起，講到東西文化的不同；講到東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東方的特點是綜合，也就是「整體概念、普遍聯絡」，西方的特點是分析；講到語言和文化的源頭或者基礎；講到西方的分析的思維模式產生出分析色彩極濃的印歐語系的語言，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模式產生出漢語這種難以用西方方法分析的語言；講到二十世紀是微分析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應當是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世紀；講到科學方法的重要性，等等。所有這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與《趙元任全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我一點也沒有離題，一點也沒有跑野馬，所有這些看法都是我全面立論的根據。如果不講這些看法，則我在下面的立論就成了無根之草，成了無本之木。
我們不是要繼承和發揚趙元任先生的治學傳統嗎？想要做到這一點，不出兩途：一是忠實地、完整地、亦步亦趨地跟著先生的足跡走，不敢越雷池一步。從表面上看上去，這似乎是真正忠誠於自己的老師了，其實，結果將會適得其反。古今真正有遠見卓識的大師們都不願意自己的學生這樣做。依稀記得—位國畫大師（齊白石）說過一句話：「學我者死。」「死」，不是生死的「死」，而是僵死，沒有前途。這一句話對我們發揚元任先生的學術傳統也很有意義。我們不能完全走元任先生走過的道路，不能完全應用元任先生應用過的方法，那樣就會「死」。
第二條道路就是根據元任先生的基本精神，另闢蹊徑，這樣才能「活」。這裡我必須多說上幾句。首先我要說，既然二十世紀的科學方法是分析的，是微觀的，而且這種科學方法絕不是隻限於西方。二十世紀是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科學方法等等，壟斷了全世界的時代。不管哪個國家的學者都必然要受到這種科學方法的影響，在任何科學領域內使用的都是分析的方法，微觀的方法。不管科學家們自己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沒有能讀元任先生的全部著作，但是，根據我個人的推斷，即使元任先生是東方語言大師，畢生研究的主要是漢語，他也很難逃脫掉這一個全世界都流行的分析的思潮。他使用的方法也只能是微觀的分析的方法。他那誰也不能否認的輝煌的成績，是他使用這種方法達到盡善盡美的結果。就是有人想要跟蹤他的足跡，使用他的方法，成績也絕不會超越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趙元任先生是不可超越的。
我閒常思考漢語歷史發展的問題。我覺得，在過去二三千年中，漢語不斷發展演變，這首先是由內因所決定的，外因的影響也絕不容忽視。在歷史上，漢語受到了兩次外來語言的衝擊。第一次是始於漢末的佛經翻譯。佛經原文是西域一些民族的語言，梵文、巴利文，以及梵文俗語，都是印歐語系的語言。這次衝擊對中國思想以及文學的影響既深且遠，而對漢語本身則影響不甚顯著。第二次衝擊是從清末民初起直至「五四」運動的西方文化，其中也包括語言的影響。這次衝擊來勢兇猛，力量極大，幾乎改變了中國社會整個面貌。「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文中西方影響也頗顯著。人們只要細心把《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等書的白話文拿來和「五四」以後流行的白話文一對照，就能夠看出其間的差異。按照西方標準，後者確實顯得更嚴密了，更合乎邏輯了，也就是更接近西方語言了。然而，在「五四」運動中和稍後，還有人——這些人是當時最有頭腦的人——認為，中國語言還不夠「科學」，還有點模糊，而語言模糊又是腦筋糊塗的表現。他們想進行改革，不是改革文字，而是改造語言。當年曾流行過「的」「底」「地」三個字，現在只能當作笑話來看了。至於極少數人要廢除漢字，漢字似乎成了萬惡之本，就更為可笑可嘆了。
趙元任先生和我們所面對的漢語，就是這樣一種漢語。研究這種漢語，趙先生用的是微觀分析的方法。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再用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必須另闢蹊徑，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這話說起來似乎極為容易，然而做起來卻真萬分困難，目前不但還沒有人認真嘗試過，連同意我這種看法的人恐怕都不會有很多。也許有人認為我的想法是異想天開，是痴人說夢，是無事生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大家還都處在廬山之中，何能窺見真面目呢？
依我的拙見，大家先不妨做一件工作。將近七十年前，陳寅恪先生提出了一個意見，我先把他的文章抄幾段：
若就此義言之，在今日學術界，藏緬語系比較研究之學未發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中略）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之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夫所謂某種語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於世界語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種語言之特殊現相，歸納為若干通則，成立一有獨立個性之統系學說，定為此特種語言之規律，並非根據某一特種語言之規律，即能推之概括萬族，放諸四海而準者也。假使能之，亦已變為普通語言學音韻學，名學，或文法哲學等等，而不復成為某特種語言之文法矣。（中略）迄乎近世，比較語言之學興，舊日謬誤之觀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語言，如梵語波斯語等，互相比較研究，於是系內各種語言之特性逐漸發見。印歐系語言學，遂有今日之發達。故欲詳知確證一種語言之特殊現相及其性質如何，非綜合分析，互相比較，以研究之，不能為功。而所與互相比較者，又必須屬於同系中大同而小異之語言。蓋不如此，則不獨不能確定，且常錯認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驢非馬，穿鑿附會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語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繹遞變隔離分化之關係，乃各自成為大同而小異之言語。故分析之，綜合之，於縱貫之方面，剖別其源流，於橫通之方面，比較其差異。由是言之，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胤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引文確實太長了一點，但是有誰認為是不必要的呢？寅恪先生之遠見卓識真能令人折服。但是，我個人認為，七十年前的寅恪先生的獅子吼，並沒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好像是對著虛空放了一陣空炮，沒有人能理解，當然更沒有人認真去嘗試。整個二十世紀，在分析的微觀的科學方法壟斷世界學壇的情況下，你縱有孫悟空的神通，也難以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中外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又焉能例外！他們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分析微觀的道路，這是毫不足奇的。更可怕的是，他們面對的研究物件是與以分析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印歐語系的語言迥異其趣的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的漢語，其結果必然是用寅恪先生的話來說「非驢非馬」「認賊作父」。陳先生的言語重了一點，但卻是說到了點子上。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紀，我們必須改弦更張，把微觀與宏觀結合起來。除此之外．還必須認真分辨出漢語的特點，認真進行藏緬語系語言的比較研究。只有這樣，才庶幾能發多年未發之覆，揭發出漢語結構的特點，建立真正的漢語語言學。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認為這是繼承發揚趙元任先生漢語研究傳統的唯一正確的辦法。是為序。
2000年8月30日
寫畢於雷雨大風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