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官莊。我們家大概也小康過。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時候，祖父母雙亡，家道中落，形同貧農。父親親兄弟三人，無怙無恃，孤苦伶仃，一個送了人，剩下的兩個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餓得到棗林裡去揀落到地上的幹棗來吃。
六歲以前，我有一個老師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麼，現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過幾個字罷了。六歲離家，到濟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逃到濟南去謀生的，經過不知多少艱難險阻，終於立定了腳跟。從那時起，我才算開始上學。曾在私塾裡念過一些時候，唸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四書》之類。以後接著上小學。轉學的時候，因為認識一個“騾”字，老師垂青，從高小開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學考過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學生，也不怎樣努力唸書。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來談一談：我開始學英語。當時正規小學並沒有英語課。我學英語是利用業餘時間，上課是在晚上。學的時間不長，只不過學了一點語法、一些單詞而已。我當時有一個怪問題：“有”和“是”都沒有“動”的意思，為什麼叫“動詞”呢？後來才逐漸瞭解到，這只不過是一個譯名不妥的問題。
我萬萬沒有想到，就由於這一點英語知識，我在報考中學時沾了半年光。我這個人頗有點自知之明，有人說，我自知過了頭。不管怎樣，我幼無大志，卻是肯定無疑的。當時山東中學的拿摩溫是山東省立第一中學。我這個癩蛤蟆不敢吃天鵝肉，我連去報名的勇氣都沒有，我只報了一個“破”正誼。可這個學校考試時居然考了英語。出的題目是漢譯英：“我新得了一本書，已經讀了幾頁，可是有些字我不認得。”我翻出來了，只是為了不知道“已經”這個詞兒的英文譯法而苦惱了很長時間。結果我被錄取，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
在正誼中學學習期間，我也並不努力，成績徘徊在甲等後幾名、乙等前幾名之間，屬於上中水平。我們的學校瀕臨大明湖，風景絕美。一下課，我就跑到校後湖畔去釣蝦、釣蛤蟆，不知用功為何物。但是，叔父卻對我期望極大，要求極嚴。他自己親自給我講課，選了一本《課侄選文》，大都是些理學的文章。他並沒有受過什麼系統教育，但是他絕頂聰明，完全靠自學，經史子集都讀了不少，能詩，善書，還能刻圖章。他沒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他嚴而慈，對我影響極大。我今天勉強學得了一些東西，都出於他之賜，我永遠不會忘掉。根據他的要求，我在正誼下課以後，參加了一個古文學習班，讀了《左傳》、《戰國策》、《史記》等書，當然對老師另給報酬。晚上，又要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十點才回家。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八年。我當時並沒有感覺到有什麼負擔，但也不瞭解其深遠意義，依然頑皮如故，摸魚釣蝦而已。現在回想起來，我今天這一點不管多麼單薄的基礎不是那時打下的嗎？
至於我們的正式課程，國文、英、數、理、生、地、史都有。國文念《古文觀止》一類的書，要求背誦。英文念《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納氏文法》等等。寫國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寫作文。課外，除了上補習班外，我讀了大量的舊小說，什麼《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說唐》、《說岳》、《濟公傳》、《彭公案》、《三俠五義》等等無不閱讀。《紅樓夢》我最不喜歡。連《西廂記》、《金瓶梅》一類的書，我也閱讀。這些書對我有什麼影響，我說不出，反正我並沒有想去當強盜或偷女人。
初中畢業以後，在正誼唸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山東大學的校長是前清狀元、當時的教育廳長王壽彭。他提倡讀經。在高中教讀經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進士，一位綽號“大清國”，是一個頑固的遺老。兩位老師的姓名我都忘記了，只記住了綽號。他們上課，都不帶課本，教《書經》和《易經》，都背得滾瓜爛熟，連註疏都在內，據說還能倒背。教國文的老師是王崐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後來到山東大學去當講師了。他對我的影響極大。記得第一篇作文題目是《讀〈徐文長傳〉書後》。完全出我意料，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讚揚，批語是“亦簡勁，亦暢達”。我在吃驚之餘，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弄到了《韓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歐陽修、三蘇等的文集，想認真鑽研一番。談到英文，由於有尚實英文學社的底子，別的同學很難同我競爭。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學了德文。
由於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學期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狀元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當然更出我意料。我從此才有意識地努力學習。要追究動機，那並不堂皇。無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決不能從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學習三年中，六次考試，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這是不是就改變了我那幼無大志的情況呢？也並沒有。我照樣是鼠目寸光，胸無大志，我根本沒有發下宏願，立下大志，終身從事科學研究，成為什麼學者。我夢寐以求的只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在當時謀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搶到一隻飯碗，無災無難，平平庸庸地度過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了一年，這在我一生中是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裡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前兩位是我的業師。胡先生不遺餘力地宣傳現代文藝，也就是普羅文學。我也迷離模糊，讀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曾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大概是東抄西抄，勉強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籌辦的雜誌上發表。不幸他被國民黨反動派通緝，倉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難。我的普羅文學夢也隨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時改用白話寫作文，大得董先生讚揚，認為我同王聯榜是“全校之冠”。這當然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在這裡，雖然已經沒有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我自己卻沒有放鬆對中國舊籍的鑽研。我閱讀的範圍仍然很廣，方面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後主、蘇軾、陸游、姜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我都讀了不少。這對我以後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
一九三○年，我高中畢業，到北平來考大學。由於上面說過的一些原因，當年報考中學時那種自卑心理一掃而光，有點接近狂傲了。當時考一個名牌大學，十分困難，錄取的百分比很低。為了得到更多的錄取機會，我那八十多位同班畢業生，每人幾乎都報七八個大學。我卻只報了北大和清華。結果我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我選了清華，因為，我想，清華出國機會多。選系時，我選了西洋系。這個系分三個專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選某種語言一至四年，就算是專修某種語言。其實這只是一個形式，因為英文是從小學就學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國人，上課都講英語，連中國教授也多半講英語。課程也以英國文學為主，課本都是英文的，有“歐洲文學史”、“歐洲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文學”、“文藝批評”、“莎士比亞”、“英國浪漫詩人”、“近代長篇小說”、“文學概論”、“文藝心理學（美學）”、“西洋通史”、“大一國文”、“一二年級英語”等等。
我的專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內，共有三個教授授課，兩位德國人，一位中國人。儘管我對這些老師都懷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說，他們授課相當馬虎。四年之內，在課堂上，中國老師只說漢語，德國老師只說英語，從來不用德語講課。結果是，學了四年德文，我們只能看書，而不能聽和說。我的學士論文是“theearlypoemsofholderlin”，指導教授是ecke（艾克）。
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還有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以說是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薰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順便說一句，我在大學，課餘仍然繼續寫作散文，發表在當時頗有權威性的報刊上。我可萬萬沒有想到，那樣幾篇散文竟給我帶來了好處。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找工作碰了釘子。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國文教員。我那幾篇散文就把我製成了作家，而當時的邏輯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我可是在心裡直打鼓：我怎麼能教國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飯碗還沒有拿到手，我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你敢請我，我就敢去！我這個西洋文學系的畢業生一變而為國文教員。我就靠一部《辭源》和過去讀的那一些舊書，堂而皇之當起國文教員來。我只有二十三歲，班上有不少學生比我年齡大三四歲，而且在家鄉讀過私塾。我實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書，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賜給一個良機。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我報名應考，被錄取。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國外的學習生活。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的課。教授是sieg、waldschmidt、braun等等。
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麼東西也輸入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忍受了空前的飢餓，終日飢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我懷念祖國和家庭。“烽火連六年，家書抵億金。”實際上我一封家書都收不到。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苦讀不輟。一九四一年，通過論文答辯和口試，以全優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
在這一段異常困苦的時期，最使我感動的是德國老師的工作態度和對待中國學生的態度。我是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青年，他們不但沒有絲毫歧視之意，而且愛護備至，循循善誘。waldschmidt教授被徵從軍，sieg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來代課。其實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物件也幾乎就是我一個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領都毫無保留地傳給我。他給我講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語法》，patanjali的《大疏》、《十王子傳》等。他還一定堅持要教我吐火羅文。他是這個語言的最高權威，是他把這本天書讀通了的。我當時工作極多，又患神經衰弱，身心負擔都很重。可是看到這位老人那樣熱心，我無論如何不能讓老人傷心，便遵命學了起來。同學的還有比利時的wcouvreur博士，後來成了名教授。
談到工作態度，我的德國老師都是楷模。他們的學風都是異常的認真、細緻、謹嚴。他們寫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討論，然後才發表。德國學者的“徹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對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後來由於環境關係，我沒能完全做到。真有點愧對我的德國老師了。
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學漢學系講師。這個系設在一座大樓的二層上，幾乎沒有人到這座大樓來，因此非常清靜。系的圖書室規模相當大，在歐洲頗有一些名氣。許多著名的漢學家到這裡來看書，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國的arthurwaley等。我在這裡也讀了不少的中國書，特別是筆記小說以及佛教大藏經，擴大了我在這方面的知識面。
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個年頭。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離開這裡到瑞士去，住了將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國、越南和香港地區，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中國大陸。
我的留學生活，也可以說是我的整個學生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年我三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學來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是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把我介紹給胡適、傅斯年、湯用彤三位先生的。按當時北大的規定：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回國的，只能任副教授。對我當然也要照此辦理。也許是我那幾篇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發表的論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後沒有多久，湯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為教授。從那時到現在時光已經過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沒有離開北大過。期間我擔任系主任三十來年，擔任副校長五年。一九五六年，我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十年浩劫中靠邊站，挨批鬥，符合當時的“潮流”。現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學、科研工作，從事社會活動，看來離八寶山還有一段距離。以上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經歷，沒有什麼英雄業績，我就不再囉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