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樣的名字。」
「不可思議的名字。」
「可那是我的名字。」我堅持道。
「不用說，你是看過弗蘭茨·卡夫卡幾部作品的嘍？」
我點頭：「《城堡》、《訴訟》、《變形記》，還有奇特行刑機器的故事。」
「《在流放地》，」大島說，「我喜歡這篇。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誰也寫不出那樣的故事。」
「短篇裡邊我也最喜歡那篇。」
「真的？」
我點頭。
「什麼地方？」
我就此思索。思索需要時間。
「較之力圖敘說我們置身其間的狀況，卡夫卡更想純粹地機械性地解說那架複雜的機器。就是說……」我又思索片刻，「就是說他可以用這種方式比任何人都真切地說明我們置身其間的狀況。與其說是敘說狀況，莫如說他是在闡述機器的細部。」
「果然。」說著，大島把手放在我肩上。動作中讓人感覺出自然而然的好感。「唔，弗蘭茨·卡夫卡沒準也會贊同你的意見。」
他拿著無線聽筒走回樓內，我仍坐在簷廊裡一個人吃另一半盒飯，喝礦泉水，觀賞院子裡飛來的小鳥。也許是昨天見過的鳥們。空中密密實實佈滿薄雲，藍天已無處可尋。
我關於卡夫卡小說的回答想必得到了他的認同，或多或少。不過我真想說的大概未能傳達過去。我不是作為泛論來談卡夫卡小說的，而是就極其具體的事物加以具體的表述。那種複雜的、無從推斷的行刑機器實際存在於現實中的我的周圍，不是比喻，不是寓言。可是這點不僅僅大島，恐怕誰都理解不了，無論怎麼解釋。
回到閱覽室，在沙發上坐下，重返巴頓版《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周遭的現實世界如電影場景淡出一樣漸漸消失，我孤身一人深入字裡行間。我比什麼都喜歡這一感覺。
五點離開圖書館時，大島在服務檯裡看同一本書。襯衫依然全無皺紋，額前依然垂著幾根頭髮。他背後的牆壁上，電子掛鐘悄然而流暢地向前推進著秒針。大島周圍一切都安排得那麼寧靜那麼整潔，我覺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樣的舉止。他揚起臉，把背囊遞給我。舉起來時，他皺起眉頭，彷彿很重。
「你是從市內坐電車來這兒的？」
我點頭。
「如果天天來，帶上這個好了。」他遞過半張a4紙大小的紙片。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圖書館之間鐵路電車時刻表的影印件。「車基本按時刻表執行。」
我道謝接過。
「噯，田村卡夫卡君，你從哪裡來、來這裡幹什麼我不知道，不過你不大可能一直在賓館住下去吧？」他字斟句酌地說，說罷用左手指確認鉛筆芯的尖細度。無需他一一確認，筆芯尖得甚是完美。
我不作聲。
「我無意多管閒事。只是、無非是順便問一問罷了——你這樣年紀的孩子一個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
我點頭。
「往下是去別的什麼地方呢？還是打算就在這兒待下去？」
「還不大清楚。先要在這裡待一段時間，我想。何況也無別的地方可去。」我老實回答。
我覺得對於大島，一定程度上不妨據實相告。他還是會尊重我的立場的，不至於滿口說教或把常識性意見強加於我。但現在我還不想對任何人說得過多。本來我就不習慣對別人坦白什麼或解釋自己的心情。
「暫且想一個人幹下去？」大島問。
我略略點頭。
「祝你好運！」
這種幾乎一成不變的——除去細節——生活可以持續七天。六點半給報時鐘叫醒，在賓館餐廳吃儼然某種象徵的早餐。服務檯裡若有頭髮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就揚手寒喧一句。她也微微歪頭一笑，回一句寒喧。看上去她已開始對我懷有好感，我也對她感到親切。沒準她是我姐姐，我想。
在房間做罷簡單的伸展動作，到時間就去體育館進行迴圈鍛鍊。同樣的負荷，同樣的次數，既不超額，又不減量。沖淋浴，上上下下把身體洗得乾乾淨淨。再量體重，確認身體有無變化。上午乘電車來到甲村圖書館。存背囊和接背囊時同大島交談兩句。在簷廊裡吃午飯。看書(看完巴頓版《一千零一夜》，開始看夏目漱石全集，因為有幾冊一直沒看)。五點離開圖書館。白天幾乎所有時間都在體育館和圖書館度過，而只要在那裡，就絕不會有人注意自己，因為逃學的孩子不至於去這樣的地方。晚飯在站前飯館吃。儘量多吃蔬菜。時不時在果菜店買來水果，用從父親書房拿來的小刀剝皮吃掉。還買黃瓜和西芹在賓館衛生間洗淨，蘸蛋黃醬直接嚼食。又在附近小超市買來軟包裝牛奶，連同麥片等一起入肚。
回到賓館，就伏在桌上寫日記，用隨身聽聽radiohead1，看一會兒書，十一點前上床睡覺。入睡前時而手淫。我想象著服務檯的女孩，那時便將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腦海。電視則幾乎不看，報紙也不過目。
我這種中規中矩、內斂而簡樸的生活的崩毀(當然早晚總要崩毀)是在第八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