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置可否。
「怎麼樣啊？你和勞倫斯什麼時候結婚？」
「還沒計劃。」我笑笑。
他裝著看不見我臉上的疲憊和掙扎著壓下去的反感。
又是一間不見天日的小屋。他開始問我父母的出生年月日，以及我自己在哪年哪月哪日做了哪件事。我仔細地一一答對，一個數字上的誤差就會被認為成謊言。謊言不可能被精確地重複。
「這些問題，上次那位調查員已經問過四遍了！」我終於苦笑著說。
「是嗎？不過我是頭一次問你，不是嗎？你的每件事對我都是聞所未聞！」他搖頭晃腦地用著成語。
我突然意識到，上次他根本不是因病失約。他成心讓那個年輕調查員先盤問我，目的是找出我兩次答對中不相符的地方，那將是他們揭開我「真相」的索引。問答還算順暢。我有什麼好瞞呢——出身於文學家族的我十二歲成為軍隊歌舞團的舞蹈演員，二十歲成為小說家，祖祖輩輩沒出現過政治人物的家族繁衍到我，政治觀念已退化到了零。
「isyourfatheramemberofcommunistparty？」（「你的父親是共產黨員嗎？」）
他突然改成英語問。我明白他的用心：他想製造出無數個「冷不防」。我在母語上的設防，極可能在第二語言中失守。一瞬間猶豫，我說：「是的。」
問答又順暢起來，如此持續了半小時，他無緣無故再次山東味十足地哈哈大笑起來，說我的合作十分理想。我心鬆弛下來。他一面收拾桌上的案卷，一面不經意地對我說：「有件小小的事還得勞駕你協作。」
「什麼事？」
「假如我們要你做一次測謊試驗，你是否會答應？」
這太意外了，我企圖看透他似的睜大眼。
「絕不會費你太長時間，」他開導我，「這樣可以大大加速調查程式。」
一時間我想到勞倫斯的話：「請一定再忍耐一下，就算為了我！」
我點點頭。
晚上我在電話上冷靜地告訴勞倫斯，我接受了做測謊試驗的要求。他那邊炸了：「你怎麼可以接受這種無理要求？！這簡直是人身侮辱！只有對犯罪嫌疑才能提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辦？！你以為我情願？」我氣惱並充滿委屈。
「我要起訴他們！這已經成了迫害！……」他衝動地喊起來，「這不僅侮辱你，也是對我的侮辱！你不該答應！」
我搶白道：「我也不應該接受你的求婚，不應該來這個貌似自由的鬼國家！」我一吐為快地說。
我結束通話電話，獨自坐在沒開燈的房間裡，一種寄居異國的孤獨感頭一次那樣真實可觸地浮現出來。原來，我並沒有著陸，這個國家不允許我著陸。
勞倫斯第二天突然飛抵芝加哥，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緒。我告訴他，我不願為這場婚姻給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麼多麻煩；我不想任何人推測我懷有某種意圖來靠近一個美國外交官；如此推測是對我尊嚴的侵犯，是對我人格的貶低。
「你別再跟我來往了。」我說。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麼嚴重，也許這只是例行的調查。」他安慰我，心裡卻十分沒底。
勞倫斯回去後，打電話告訴我，他赴義大利的行期已定，他已向上級遞了通知：在赴任前和我結婚。
「現在沒事了——也許這場調查的結果是令他們滿意的，否則他們早就該取消我去羅馬的調令了……」他說，帶著僥倖者的喜氣，「他們再不會要你去做測謊試驗了！」
我也感到了釋然，情緒好轉。電話剛撂下，門鈴響，從窺視孔看出去，我又傻了：來者竟是那個矮個調查員。
「很巧，我散步時發現你幾乎是我的鄰居！」他笑哈哈說道。
第一個直覺便是：「幾天來他監視了我和勞倫斯的行動。
我讓他進門，讓他以「瀏覽」為名偵察了我房內的一切。
「最近你忙什麼哪？」我問道。
「很忙。」他答非所問。
「是不是你們必須創造一些事來讓自己忙？」
他看我一眼，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遜是出於壞的英文還是壞的教養。
「對了，我上次忘了告訴你日期，」他說，「你不是已經答應了嗎——就是那個測謊試驗？我想請你去填一張表，籤個名，表示自願做這個試驗。」
幾天後，我卻又接到一個電話，那人自我介紹道：「我是國務院安全部的，我可以和你談一次嗎？」
交談開始前，我告訴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fbi已無數次向我提問過。
「fbi？」他大吃一驚，「這事與他們有什麼相干，這屬於內部的安全問題……」
「活見鬼，他們有什麼權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審查？！」他瞪圓眼睛，向我張開兩個巴掌。
我拿不準他們是不是在跟我唱紅臉、白臉。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話，儘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氣。對話完畢，我問：「下次談話在什麼時間？」
他驚訝地笑一下：「下次？我想我們這次談得很成功，不需要下次了，不是嗎？」
我長吁一口氣。他送我出門時又說：「你看上去很焦急，千萬別。你們一定會結婚的，一定會一塊兒去羅馬的，我預先祝賀你們！」
星期四我上完了課，如約來到fbi總部，坐在接待室那張熟悉的沙發上等待。矮個調查員滿面春風地迎出來，手裡拿著一張表格，嘴裡打著慣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
我剛要伸手接表格，他卻突然一縮手，說：「我希望這裡面不帶任何強迫。」
我無表情地咧咧嘴，意在表現一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大無畏。
「我希望這完全是出於自願。」他更強調地說。
我說我明白。表格被鄭重地遞到我手中。我拿出筆，用力瞅他一眼。往這張表上簽名的是什麼人？騙子？小偷？殺人犯？沒有比讓一個說盡實話的人做測謊試驗更屈辱的事了。
我還是像一切騙子、小偷、殺人犯一樣順從地簽了名。
回到家天已黑，答話機上訊號燈閃爍，我開啟它。上面竟是勞倫斯氣急敗壞的聲音：「……今天下午一點半，我得到國務院通知：我已不再有資格進出國務院大樓！我去羅馬的委任令也被撤銷！」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馬上打電話過去。勞倫斯正憤怒得冒煙：「他媽的！安全部剛剛來人讓我馬上交回國務院大樓的出入證……」
「你交了嗎？」我問。
「我堅持要他們拿收據來，我才交……」他口氣越來越急，我怎麼勸他也安靜不下來。從他不太成句的話裡，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後那個激烈卻徒勞的行動。
我突然意識到，在我往測謊試驗的表格上簽字時，勞倫斯的命運其實已被決定了；就是說在向我強調這個測謊純屬我自願的時候，已知道了外交部對勞倫斯的處置。為什麼還不放過我呢？
我們在電話的兩端沮喪著，沉默著。二十世紀末了，我和勞倫斯的結合還必須經歷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誕。
「還沒完呢——我還得去做那個測謊試驗。」我說。
「讓他們去見鬼！」勞倫斯說。
「可我今天已經簽了名，同意做了……」
我想這大概是勞倫斯有生以來最憤怒的一次。
一九九二年秋天，勞倫斯和我在舊金山結了婚。他得益於自己的語言天賦，很輕易便會找到工作。日子是寧靜的、明朗的，似我仍會冒出這麼個念頭：我身後真的不再有眼睛，電話上不再有耳朵了嗎？會不會哪一天突然跑來一個人，又客套又威逼地邀請我去做測謊試驗？……
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