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這句話大聲小聲罵了好幾年，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個典型的上海小女人：看見小夫人穿一件新衣，便一定會向父親訛詐，逼出一筆錢來；看見她坐轎車出去，等車一回來，我必定跳上去，空跑幾條馬路兜風也好。一九三八年之後，我乘車兜風時，常看見穿著皺巴巴的西裝、揹著雜貨箱串門賣貨的猶太癟三。這是我活到二十歲見過的最悽切的面孔。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想破罐子破摔；他們做得那麼認真，那麼相信只要吃苦一切都會好起來。他們還希望你千萬別看到他不體面的西裝、集中營髮式。我突然覺得冬天的灰色黃昏中那些蒼白麵孔擊中了我，擊中了我心裡一塊從未發現的傷。
彼得的面孔跟他們那些面孔排列在一起，一定是最動人的一張。就在他頭一次站在領救濟餐的長隊中，向一大鍋捲心菜洋蔥湯移動時，我提著箱子、臉盆從父親的房子裡走出來。讓你這個上海小女人贏一把吧，我想。你這個不洗澡但要搽香粉、抹頭油、噴香水的上海小女人。
搬出家門的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工作了。我是想做個好樣子給父親和小繼母凱瑟琳看看。我要他們看看高尚和文明是怎麼一回事。父親還要談政治經濟救國，連我都要羞死。我退出我們家的政治經濟就是讓他們明白高尚不分先後，自立老少咸宜。我將自給自足，掙出去美國繼續學業的船票錢。
對我來說，理想的職位是不需要踩著鐘點上下班的那種。更理想的是你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做白日夢。我有兩個選擇：到一家高階餐廳去彈鋼琴，或去一個闊佬傢俬授兒童芭蕾或者鋼琴。但我馬上發現私授芭蕾、鋼琴並不逍遙，男主人像所有惡俗羅曼蒂克小說中的男主角一樣，上來就動女家教的壞腦筋，而女主人都是讀這種羅曼蒂克小說長大的，嚴防自己成為這類故事的犧牲者，因此對於私授芭蕾的女家教上來就滿懷敵意。做了三個月，我辭職四次。
一九三九年底的一個傍晚，我從靜安寺街上的一個英國豪宅裡走了出來。從那個女主人藍灰色的眼睛前面「滾出去」了。在這之前我用英國人十分鄙視的美國唐人街英語說她的女兒一邊屁股蛋比另一邊大，沒法學最基本的芭蕾招勢。她叫一箇中國用人把工錢給我，叫另一箇中國用人到馬路上去為我叫黃包車，又叫第三個用人去清點一下她女兒臥室的東西，看看少了什麼長絲襪或緞髮帶沒有。我往門外走的時候，她又把我叫住，「請」我走側邊的門。因為之所以設正門和側門就為了主、僕永遠不會肌膚相觸或撞個滿懷。她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繁冗複雜，為了和我那一口美國下層英語有個貴賤、文野之分。
我讓車伕把我拉到徐家匯。在馬路上晃盪一會兒，走過一家法國餐館，又返了回去，因為支在門口的黑板上除了當晚的特例菜還有一則招聘廣告。
走進去的時候，一個瘦削的身影已經在鋼琴前面彈奏。蕭邦的《蜜蜂》。他一面彈一面向周圍張望，這樣輕鬆的彈奏只能讓他當音階練習。
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西服筆挺的黑髮黑髯男子。法國人，或半個法國人。那一半大概是阿爾及利亞人。半個法國老闆聽得無動於衷，眼睛流星一樣不斷向幾個坐著客人的餐桌隕落。在鋼琴左邊，坐了五個男人，一律的難民面容。到了這一會兒，上海人對於救濟餐喂出來的半飢半飽的難民辨識力都很好。
我跟半法國人用英文交談了幾句。他用差勁的英語說我現在就可以坐到琴凳上去。我說正彈奏的這支曲子還沒完，他大聲說完不完他一句話。
坐成一排的五個男人全部朝我們瞪著眼。全是瞪著一塊巨大而無形的肉，或者（來得實惠些）一塊巨大而無形的麵包。他們靜默地坐在那裡，其實早已撕咬成一團，結果一隻橫飛出來的母貓一口叼住麵包的邊角。你們真該看看他們的臉。
五個人中的一個忍不住了，站起來叫我坐到第七個候考生的位置上。一看我的樣子就是那種無是生非從家裡出來找事做的女人：一條墨綠色低領口連衣裙，雖然是美國舊貨店裡來的，但它畢竟是闊佬的垃圾，質地上乘，我伯母才穿了一個聖誕節就和一堆闊佬們的垃圾用海運寄給我了。還有就是我的態度：逍遙自在，去留兩可，這是半法國人最中意的一點，也是六個猶太癟三即便變成蕭邦自身也敵不過我的一點。
半法國人正要還擊那個抗議者。我笑笑說，插隊是我們中國人的壞習慣，我願意改正。於是我抓起掛在椅背上的小皮包和大衣，準備往第六位候補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過來。這個瞬間我正好離鋼琴不到一步，在彈琴人的右側。
不知為什麼，我心亂了。是一時間想到許多很不具體的悲哀事物的那種亂。似乎包括我那個被消防水龍頭的淋浴衝得蹲下的祖父。就像眼前這六位，抖掉頭上的消毒藥粉，立刻滿城鑽營，即便報上登的「此房不對難民出租」、某某職位「歡迎應聘，難民除外」都擋不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