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久以後，我才瞭解了那個晚餐的真正意味。在當時，那餐飯由於番茄雞罐頭和麵目悅然的賀叔叔而顯得美味。一個小圓餐桌，上面鋪著淡綠繡花檯布和玻璃板。
一進門你就可以看見媽媽的一個家和爸爸的一個家如何互不相識互不相讓地佔據著同一個地盤。
吃到半途，我落了一塊骨頭到地板上。現在我懷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個道理離開同一海拔層面，潛入深部。在桌子下面你能看.見三個成年人的腳。小時我有看人腳的癖好。我剛才講到我從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態發現了他時常感到的不自在。此發現不是我在那個年齡就能夠訴諸言詞的、我在成長過程中持續觀察，持續給這觀察以解說。
這個時刻，我在桌下。那塊淡綠色小家碧玉的檯布。它切割了那三雙腳和上身的聯絡。很暗，我卻也不費力地辨出一雙腳的緊張和興奮。我得說我現在用來描述的語言絕對不微妙不夠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將就。用「緊張和興奮」形容那些腳只能是十分十分的將就。朦朧詩人就是在一番對語言的武斷性、粗淺性徹底失望之後產生的。
暫且說這三隻腳緊張和興奮吧不必去聽檯布上面他們在談什麼，他們的笑何等開懷。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一個人真正在笑。笑聲從賀叔叔那兒出來時，他那對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雙精細草鞋，所有腳趾網在細麻線裡，不斷與束縛掙扭。爸爸的腳仍是掌心對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顛晃哄拍它們；只要停下顛晃，持住一個不舒適僵滯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媽媽穿一雙黑珠子繡面的拖鞋。那陣子中國在還蘇聯的債，媽媽常買些便宜而華麗的繡品，從她身上的小腰身繡花衫到淡綠檯布和珠子繡鞋，都是國家用去抵債卻不合債主的意，給退回來的。
媽媽一時把這隻腳從鞋中抽出，一時又是那隻；不是左腳搭在右腳上就是右腳踩住左腳。偶然地，她會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腳如此識途，迅猛而幹練，爸爸那無邏輯缺上下文的哈哈笑聲會在挨這一踢時小小冒個調兒。更有看頭的，是三雙腳中的一隻不當心碰到了異體：賀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長腿時碰到了媽媽剛脫下珠鞋的腳尖，或者爸爸兩個扁薄足掌在動亂無定時出了格局，觸到了賀叔叔的草鞋，腳都會電打一般彈開，之後飛快縮回，在空中舉一刻，腳尖再探測一番地面的安全範圍，最後才緩慢地著陸於自己座位下面。要靜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勢，繼續先前的動作。
還是不給那些腳的行為下定義吧。只能原狀展示，無法對那番生動進行推敲。也許我的記憶不準確，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這三十九年三十九個夏天中它把那個冷卻的暮夏黃昏，那個淡綠檯布下的激烈場面漫畫化了。該這麼說，那場面是獨立於檯布之上的，它是對臺布上那個理性舞臺的背叛。
只有這麼多，至於我爸對賀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視的。我媽也在哀求，求賀叔叔動用他的影響、權力，救救我爸。說到救，並不是語意過量，並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們國家那時隨時有性命攸關的事。我們說，政治命運。一個人的名字給黑墨寫得很大，劈上兩道紅墨十字架，這個人的政治生命便結束了。肉體的死，相對而言，是平面的單一的，是無傷大雅無損尊嚴的。肉體之死是種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經過政治的死刑。賀叔叔在那次晚餐後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場。
是我在十歲以後逐漸聽說的。
一點不奇怪。這些事讓所有局外人困頓。我們所有的概念是獨立於人類心理、行為概念之外的。因為那四十五年倫理規範的獨創。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長。我試過，卻見聽眾眼裡兩汪瞌睡。一個無關人類痛癢的例外。有個人聽出眉目來了，對我說：啊，一個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對成年男性荒誕不經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慾望。其實呢？
這就是為什麼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給了我一個冊子，上面有本市二百多位心理醫師的名字。撥一早上電話，只有你聲音中有種關懷。你沒有張口就問我有沒有醫療保險。你的價錢也合適我。
是我們的系主任。我們在約會。
想是看過。六十多歲，該同各個專科的醫師有過交道吧。否則他不會建議我來你這兒。
告辭了。這是診費。九十元。
你答應二十元的折扣。
還行，謝謝。
是嗎？其實我並沒睡好，不過謝謝。你看去也挺好。
這是剛才那個小姑娘擺的嗎？這兒，把巧克力埋在沙盤裡了。她幾歲？
比那時的我大一點。健壯多了。那些年裡，我飛快地在懂得事情，我只知道賀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會同爸爸一同回家來。只知道他的妻子是個縣長，在一個一夜火車之距的遙遠陌生的城鎮。只知道賀叔叔不露面的時候是去妻子那兒探親了。我媽早已不拿賀叔叔當客人，一面同他打招呼一面把一隻熱水袋繼續揣在衣襟下面的胸口。
她的病因不明的發冷已深得原諒。他還是伸展雙腿從柵欄上一邁而過，直接把我的腦袋樓進懷裡，揉一陣。他身心中有那樣的快樂。
我必須先告訴你賀叔叔這個人。
我講過，他個子很大。他玩笑說那是乞來的百家飯催的。他腿上、腳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著我的手指，去碰過它們。他巨大一個手把我八歲的手攥住，只留我尖細的食指在外面，使勁而輕微地觸碰那浮雕般的傷痕、然後看著我半是恐怖半是噁心的滿足，他留一個清爽的髮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茬的下巴；哪裡都顯得堅定，快樂。對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頁是寫他的：十八歲開始掃育，二十歲成了小說家；他不識字時編的打油詩常常被刊在魯豫解放區的油印小報上。後來打油詩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給印到小學課本里。我印象中的賀叔叔是個太陽。喝多酒他會講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軍的小兵還偷行軍乾糧給他仍在乞討的母親送去。他會忽然一口鄉音，眼神溫存哀婉。
賀叔叔一生中惟一親手動筆寫的小說《紫槐》就是他和母親的關係。我是這麼猜想。是個非常殘忍非常非常罪惡和優美的故事，我會在某一天好好給你講。
那個時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與爸爸低聲談話的賀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個舉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中。
賀叔叔和爸爸經常那樣低聲交談。有時爸爸在絕望辯解時，賀叔叔會從他方正的衣袋裡抽出一疊紙，然後用手指戳點這處那處同爸爸說著。我以後知道那是我爸爸的一篇雜文，叫做《兒不嫌母醜》。「兒」與「母」的關係，喻指公民和政黨。「兒」可以接受醜陋的「母親」，但絕不容忍她的墮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漸空白，焦距徹底散開，希望徹底泯滅。
我一生對我爸的同情都源於此刻。
我十一歲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賀叔叔究竟是怎樣一種朋友。
還在賀叔叔同我爸熟識之前。他還在省委負責宣傳。一個有權力有名望因而顯得極其有力量的男人。也顯得性感，以我現在已有了情場世故的眼光去看。權力之一是審查每個作家的政治態度，政治言論。政治言論惡劣的，叫做右派。爸爸那篇《兒不嫌母醜》，儘管語氣溫良詼諧，底蘊一目瞭然，那樣的敵意和殺傷力。危險的天賦，在我爸體內。加上爸爸的血統和背景，以及一九四八年問世於上海的嘲諷短劇。
你已經知道了；會有什麼前景。
叫做「反右傾」運動，舉國動員。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賀叔叔一手接過、核審的。賀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種奇異的興趣。
是有陳腐學究家譜的人與草莽秀才之間帶一點點獵奇的尊敬。
賀叔叔把那份致我爸死地的案卷暫擱下來。擱在他抽屜底層，許多天不去開那抽屜。忘卻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個政治徒刑緩期而使我們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殘延。這殘延是痛苦的。盼望僥倖也等待誅滅，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菸的霧障中趟來趟去。一夜驚醒，見爸媽對坐在昏天黑地裡，結伴等待賀叔叔紅筆一揮，定個死活。
再次醒來，見爸爸躬著腰，飛快抖動腕子在寫字、媽媽看著他寫，把早就冷掉的熱水袋貼在蒼黃的臉頰上。爸爸在給賀叔叔寫信，寫了幾張又忽然決定不寫了，寫訖的也叫媽媽放在痰孟拿到小院去燒。遙遙地傳來早班車的聲音，爸寫下一行字，請賀一騎有空來吃晚飯：就這樣回到我們那個開頭，那個晚宴。
我在想賀叔叔的首次登場。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銅像一樣的前額上。那時我並不知道誰來赴晚宴，不知道這個有名望、權力的三十歲男人正將他的影響滲進我們的日子，我們本來已有另一番註定的日子。我正寫正楷，不知道賀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來。走過辦公樓門外黑油油的冬青甬道，走過電影宣傳牌樓，上面是蘇聯電影演員邦達爾邱克，一行大紅字：「紀念衛國戰爭勝利十五週年」。再走過一大堆爛蘆蓆，那是一條街的大字報欄給颱風颳倒，被堆放在這裡，下起雨大字報漚化開，周圍地面便聚起黑墨和紅墨的大小水窪，再往裡，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識分子」。巨大雕像矗在凹字形辦公樓所形成的院子裡，使那院子好多年都役有陽光。有時看見嬌小的王琛白滿頭石膏屑，爬在腳手架上開山鑿石般朝雕像揮榔頭。都知道它是將要矗立於博物館門前的工、農、兵之中，因此從來沒人認真注視它的進化。賀叔叔想必是站下來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嚇一大跳地叫道：「賀書記！」他才笑笑離開。王琛白想必是追著賀叔叔的背影問：「你看怎麼樣賀書記？」
賀叔叔這時已快走到詩人彭曉夫家門口曬的黴豆腐了。南側，是條小巷，兩邊屋簷疊上了邊緣，腳步聲是有迴音的。會在巷子裡碰上張帆，有人這樣告訴你。張帆是賀一騎書記的前任，在賀一騎上任之前去五里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們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絲巾裹住面孔，頭上戴一頂藍呢子帽，突然把過巷者攔住，再把一根褲帶提住頸子說：「我是張帆。」
走出巷子有個天高地闊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當中有個井臺，正南正北猶如祭壇。蹲著坐著的是主婦或「阿姨」們，剝豆、淘米、捶打衣服。井臺是沒有井的，在我落生於這兒之前井就填了，築起水泥臺子，中間有四個自來水龍頭。於是就排起四條接水的隊伍。晚飯前這個時間，賀叔叔在繚亂的一排排晾衣繩之間快要迷失了。水分蒸發去了的淺色印花被單給風招搖起來，同色或異色補丁透露給你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家境。這些補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東西在這個時空裡會孤立。偶然見我媽媽拿一塊新布在嶄新的寢單上設計補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過了井臺，食堂那寶塔一樣雄偉的煙囪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裡，兩把煙凝成細小黑色的固體，落到院子的楊樹葉和柳樹葉上。細細的黑色飄降物也落積在大煙囪的自身，「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紅字黑茸茸一層，那些字看去像一百年多了。
賀叔叔就這樣走來的，左手擺動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還捺在曾經佩戴過的左輪上。
我和賀叔叔在十來年後會了一次面。他講起頭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時十八歲，遠離父母，他也在類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只有一刻的真誠，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躍到另一時空裡。
沒關係嗎？
最後一次？來美國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幾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來，發現周圍沒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坐在了石臺階上。一個人路過，見這白髮老爹抬頭看著他說：「麻煩您送我去醫院吧。」從此他再沒了那把象徵的左輪和那個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柺杖。我迎面走到他跟前，對他說我要走了。
怎麼也不會忘他那樣看著我。
他「呃呃」了兩聲。白髮老爹從他的青年和中年只提煉出這一部分，因此現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質感。對舒茨，我也有類似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