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那個少女的痴痴口氣，她講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見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個「偷偷」，是不驚動他，偷偷從雜誌攤的書報架後面，半貓著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娛樂自已的躲貓貓。她撅著已松墜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從雜誌砌成的牆縫瞄準著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說：他怎麼一下子老那麼多，才一年不見！她眸子晶晶的。他肯定還在為賀一騎賣命。冤家！
唉、她嘆口熱戀者的氣，說，分不開的，都是冤家。
我打著飽幅，替我爸爸吃的那份梗到了胸口，令我昏頭脹腦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說。告訴她：別瞎操心了，讓你那幾個媒人勤快些，多弄幾張照片來我先幫你打個分你再去跟他見面。現在公園級晚上有老年人舞會了，沒看那些飛蛾亂撲的路燈下老男老女跳「倫巴」跳得塵土飛揚。她靦腆地說：同一位教授去過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進去就成舊的了。
我滿意話題總算離開了我爸爸。
她卻說，知道為什麼我答應同他去跳舞麼？因為他讀過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說，我問過很多人，沒一個人知道你爸爸寫過「自己的」書。你四歲那年出的，後來運動來了。「反右傾」來了：賀一騎來了。你爸爸，唉……
我趕緊岔開她，問教授是否禿頭。我說不禿就好。卻是再岔不開她的心思。不知從哪裡打聽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賀叔叔之間所有近況。基本真實。她逼我再講一遍。我無滋味透了，樂呵呵說：書的確快出版，去美國的作家訪問團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後我說還要和宋峻繼續離婚長談，非走不可。
一個人了。我可以漫漫無際地走、想。可以買串搪葫蘆，啃，東張西望。五顆山碴果裡三個有蛀蟲。我想到賀叔叔剛進城的年代，女學生們用口琴吹蘇聯歌曲的年代。
然後，手風琴奏阿爾巴尼亞的「萬歲地拉那」和朝鮮的「萬井臺之歌」。都那樣，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場，真誠地相依為命一場。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無聊的樣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磚塊上。存心讓無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險峻。似乎城市到處有在拆或在蓋的房子，大樓。大車小車都走得慢許多、到處有我這樣亂走的人。知青們自作主張地從農村和邊疆撤回城裡。遊魂一樣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紀，自己也嫌自己多餘。只有等，等著任何事發生：車撞著一個人也好。
我不知望著我的那以眼睛從「豐田」臥車的茶色玻璃後而來。我不知賀叔叔那樣感慨萬般地看著啃糖葫蘆的我。車到我跟前了我才發現是他。他在平開的窗後對我笑笑。我手裡還剩一個完整的冰糖山碴果，鮮紅剔透，不知心眼是否蛀蟲，他叫司機停車，叫我上來。
我嬉皮笑臉把剩的那顆紅果子往他嘴邊一杵：吃不吃，賀叔叔？
你不知他看著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沒辦法了」的那種眼睛，那種笑意。皺紋、白髮，那麼好看，就是「但願有來世」的那種笑容。我拿著最後一個紅果子，它在彈性的竹籤子上顫顫悠悠；我讓他看到這是最大最紅卻是最後的一個。當然我們談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評論。說的是我在學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見所聞。
車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樓前，停了。他為我開車門。我顛著戒尺一樣的竹籤子，上面是最後的紅色果實。我攙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來到我爸爸門前。別忘了：我們可以藉著我們素來的輩分，依偎，攙扶，觸碰。
我的繼母把我們引進去：她鼻側有條淺淺墨痕，顯然在替我爸爸校對稿子。我爸爸倚在鋪著狗皮的藤躺倚上，身上架塊板，上面擱著紙墨.，從他胃被切掉四分之二後，改為這種寫作姿態了。賀叔叔喘著叫他別動，躺他的。兩人都在我眼前老下去。
繼母端來了茶和一盤削好的蘋果。蘋果斑剝鏽跡。他們的錢只夠這水平的生活。賀叔叔說：李胖子說三個月以後保證出版。
李胖子是出版社長。
我爸爸說：媽的他事最多！中央來個檔案他就要我改這改那，掏兩塊錢買瓶麻油來，叫我把第九章全拿了！
賀叔叔叫我爸爸放心，第九章一根毫毛不用動，出了政治差錯有他賀一騎。
一抹兒冷笑從我臉上「嗖」地過去。賀叔叔也給冷了一下，朝我看看。
賀叔叔說：你老兄想出國訪問，直接跟我提嘛。……
我知道這是個待遇問題，跟分房子差不多。不過你去跟文化部寫信請求……
我爸爸糊塗了，瞪大眼說：什麼信？
賀叔叔從衣袋裡慢慢抽出一張信箋。他說；他們寄回省裡來了。
我爸爸看著那三行與他畢肖的嚴體小楷。臉紅得像雄雞冠子，眉毛頭髮全豎起來：我怎麼可能寫這種信？清求出國？我稀罕？！我父親的三個妹妹都在美國，我稀罕？！
……他又看一遍信，發現第一遍漏看的一行字「鑑於本人文學創作的資歷，（與賀一騎合著的長篇小說即將出版)」
他太陽穴丘凸出一道霹靂形狀的紫青血管。他從狗皮躺椅子彈起，說；我怎麼可能去討賞？！
賀叔叔說：你老兄激動個啥！知道你清高，不來求我，一輩子不肯求任何人。我瞭解你；還有比我賀一騎更瞭解你為人的嗎？不瞭解你我能幫你？沒我幫你你去年離婚能那麼利索？我氣你在哪裡——有話你該先跟我說，寫這種信！又讓我措手不及！
就在我爸爸給賀一騎的第二個耳光在他身心內即將成形時，我及時中斷了它。
我插到他倆之間。我說，是我寫的。我面帶那種表情：這世上原沒有任何大事，起碼在我們這代人眼裡再也沒有了。我說：有什麼了不得，不就是作家集合起來去美國趕一回集？跟去淝西趕集有什麼兩樣？！
我爸爸愣住了。賀叔叔想把它看成一次「胡鬧」，再次笑笑，卻沒笑出來。他隱隱約約感到我從一開始就不那麼局外。
我爸爸語不成句：你怎麼可似……偽造我的……？
我笑嘻嘻地說，你偽造了我啊。
我對賀叔叔說：我爸爸投奔蘇北解放區的時候，口袋裡有張去美國的船票。誤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給他寫信，說要送他一張機票。他說那張機票不能再作廢，給我女兒吧。他不想去美國，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這裡的事都停了：寫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語氣，賀叔叔仍是聽出了意思：該是還清的時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該是給他些公道待遇的時候了。該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時候了。接納他入訪美代表團，僅僅讓他感覺他沒有白白誤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筆筆從日曆上白白勾銷了。他該得到一個起碼的名分：一箇中國作家，儘管默默無聞。
我想賀叔叔從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斷出找的真話。
你看，我們共和國的中國人經過三十多年，早已習慣去聽那些沒被嘴唇和舌頭印製出的詞句；那些真實言辭唇齒是無法亦無力鑄造的，它們的鋒利形狀，精準意義全在你的聽覺的接受力之外。
後來的事就全是「據說」了。
據說一天賀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樓裡接到一個電話，問他推薦的一位訪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搶」行為。賀叔叔說，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麼文革，哈哈哈。電話追問：聽說他在批判鬥爭大會上跳上臺，當眾打了一位著名作家；聽說他和那個著名作家一直關係密切。賀叔叔說：有這事？電話說：聽說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賀叔叔沉默一陣，嚥下很重一口氣和唾沫，一字一句說：沒有的事。
電話堅持追查：你文革中沒捱過打？不是打斷你、一根手指。
賀叔叔說：打我的人不少。哪裡記得清呢？
電話不依不饒：不是說你捱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後，差點兒自殺，就是褲帶不夠結實？
賀叔叔咬牙切齒，說：沒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