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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的作品(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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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這樣一種敘述態度,通俗的說法便是將別人的事告訴別人。而努力躲避另一種敘述態度,即將自己的事告訴別人。即便是我個人的事,一旦進入敘述我也將其轉化為別人的事。我尋找的是無我的敘述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同意李劼強調的作家與作品之間有一個敘述者的存在。在敘述過程中,個人經驗轉換的最簡便有效的方法就是,儘可能迴避直接的表述,讓陰沉的天空來展示陽光。

我在前文確立的現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針對個人精神成立的,它越出了常識規定的範圍。換句話說,它不具備常識應有的現存答案和確定的含義。因此面對現在的語言,只能是一種不確定的語言。

日常語言是消解了個性的大眾化語言,一個句式可以喚起所有不同人的相同理解。那是一種確定了的語言,這種語言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無數次被重複的世界,它強行規定了事物的輪廓和形態。因此當一個作家感到世界像一把椅子那樣明白易懂時,他提倡語言應該大眾化也就理直氣壯了。這種語言的句式像一個緊接一個的路標,總是具有明確的指向。

所謂不確定的語言,並不是面對世界的無可奈何,也不是不知所措之後的含糊其詞。事實上它是為了尋求最為真實可信的表達。因為世界並非一目瞭然,面對事物的紛繁複雜,語言感到無力時時作出終極判斷。為了表達的真實,語言只能衝破常識,尋求一種能夠同時呈現多種可能,同時呈現幾個層面,並且在語法上能夠並置、錯位、顛倒、不受語法固有序列束縛的表達方式。

當內心湧上一股情感,如果能夠正確理解這股情感,也許就會發現那些痛苦、害怕、喜悅等確定字眼,並非是內心情感的真實表達,它們只是一種簡單的歸納。要是使用不確定的敘述語言來表達這樣的情感狀態,顯然要比大眾化的確定語言來得客觀真實。

我這樣說並非全部排斥語言的路標作用,因為事物並非任何時候都是紛繁複雜,它也有簡單明瞭的時候。同時我也不想掩飾自己在使用語言時常常力不從心。痛苦、害怕等確定語詞我們誰也無法永久逃避。我強調語言的不確定,只是為了儘可能真實地表達。

我所指的不確定的敘述語言,和確定的大眾語言之間最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對世界的感知,而後者則是判斷。

我在前文已經說過,大眾語言向我們提供了一個無數次被重複的世界。因此我尋找新語言的企圖,是為了向朋友和讀者展示一個不曾被重複的世界。

世界對於我,在各個階段都只能作為有限的整體出現。所以在我某個階段對世界的理解,只是對某個有限的整體的理解,而不是世界的全部。這種理解事實上就是結構。

從《十八歲出門遠行》到《現實一種》時期的作品,其結構大體是對事實框架的模仿,情節段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遞進、連線的關係,它們之間具有某種現實的必然性。但是那時期作品體現我有關世界結構的一個重要標誌,便是對常理的破壞。簡單的說法是,常理認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裡是堅實的事實;而常理認為可能的,在我那裡無法出現。導致這種破壞的原因首先是對常理的懷疑。很多事實已經表明,常理並非像它自我標榜的那樣,總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規律,世界並非總在常理推斷之中。我這樣做同時也是為了告訴別人:事實的價值並不只是侷限於事實本身,任何一個事實一旦進入作品都可能象徵一個世界。

當我寫作《世事如煙》時,其結構已經放棄了對事實框架的模仿。表面上看為了表現更多的事實,使其世界能夠儘可能呈現紛繁的狀態,我採用了並置、錯位的結構方式。但實質上,我有關世界結構的思考已經確立,並開始脫離現狀世界提供的現實依據。我發現了世界裡一個無法眼見的整體的存在,在這個整體裡,世界自身的規律也開始清晰起來。

那個時期,當我每次行走在大街上,看著車輛和行人運動時,我都會突然感到這運動透視著不由自主。我感到眼前的一切都像是事先已經安排好,在某種隱藏的力量指使下展開其運動。所有的一切(行人、車輛、街道、房屋、樹木),都彷彿是舞臺上的道具,世界自身的規律左右著它們,如同事先已經確定了的劇情。這個思考讓我意識到,現狀世界出現的一切偶然因素,都有著必然的前提。因此,當我在作品中展現事即時,必然因素已不再統治我,偶然的因素則異常地活躍起來。

與此同時,我開始重新思考世界裡的一切關係:人與人、人與現實、房屋與街道、樹木與河流等等。這些關係如一張錯綜複雜的網。

那時候我與朋友交談時,常常會不禁自問:交談是否呈現了我與這位朋友的真正關係?無可非議這種關係是表面的,暫時的。那麼永久的關係是什麼?於是我發現了世界賦於人與自然的命運。人的命運,房屋、街道、樹木、河流的命運。世界自身的規律便體現在這命運之中,世界裡那不可捉摸的一部分開始顯露其光輝。我有關世界的結構開始重新確立,而《世事如煙》的結構也就這樣產生。在《世事如煙》裡,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情節與情節,細節與細節的連線都顯得若即若離,時隱時現。我感到這樣能夠體現命運的力量,即世界自身的規律。

現在我有必要說明的是:有關世界的結構並非只有唯一。因此在《世事如煙》之後,我的繼續尋找將繼續有意義。當我尋找的深入,或者說角度一旦改變,我開始發現時間作為世界的另一種結構出現了。

世界是所發生的一切,這所發生的一切的框架便是時間。因此時間代表了一個過去的完整世界。當然這裡的時間已經不再是現實意義上的時間,它沒有固定的順序關係。它應該是紛繁複雜的過去世界的隨意性很強的規律。

當我們把這個過去世界的一些事實,通過時間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夠同時排列出幾種新的順序關係(這是不成問題的),那麼就將出現幾種不同的新意義。這樣的排列顯然是由記憶來完成的,因此我將這種排列稱之為記憶的邏輯。所以說,時間的意義在於它隨時都可以重新結構世界,也就是說世界在時間的每一次重新結構之後,都將出現新的姿態。

事實上,傳統敘述裡的插敘、倒敘,已經開始了對小說時間的探索。遺憾的是這種探索始終是現即時間意義上的探索。由於這樣的探索無法瞭解到時間的真正意義,就是說無法瞭解時間其實是有關世界的結構,所以它的停滯不前將是命中註定的。

在我開始以時間作為結構,來寫作《此文獻給少女楊柳》時,我感受到闖入一個全新世界的極大快樂。我在嘗試地使用時間分裂,時間重疊,時間錯位等方法以後,收穫到的喜悅出乎預料。遺憾的是《鐘山》在發表這篇作品時,將對我的意圖進行小小的友好的破壞。我這篇小說有四大段十三小節,我故意採用1234123412312的小節排列,以顯示這四段的同步關係。但發表時將成為12345678910111213小節的排列,然而這並不影響我今後為《鐘山》寫稿的熱情,因為這種熱情是針對範小天成立的。

兩年以來,一些讀過我作品的讀者經常這樣問我:你為什麼不寫寫我們?我的回答是:我已經寫了你們。

他們所關心的是我沒有寫從事他們那類職業的人物,而並不是作為人我是否已經寫到他們了。所以我還得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職業只是人物身上的外衣,並不重要。

事實上我不僅對職業缺乏興趣,就是對那種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理解。我實在看不出那些所謂性格鮮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藝術價值。那些具有所謂性格的人物幾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語詞來概括,即開朗、狡猾、厚道、憂鬱等等。顯而易見,性格關心的是人的外表而並非內心,而且經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試圖進一步深入人的複雜層面的努力。因此我更關心的是人物的慾望,慾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價值。

另一方面,我並不認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陽光、樹葉、街道和房屋來得重要。我認為人物和河流、陽光等一樣,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河流以流動的方式來展示其慾望,房屋則在靜默中顯露慾望的存在。人物與河流、陽光、街道、房屋等各種道具在作品中組合一體又相互作用,從而展現出完整的慾望。這種慾望便是象徵的存在。

因此小說傳達給我們的,不只是栩栩如生或者激動人心之類的價值。它應該是象徵的存在。而象徵並不是從某個人物或者某條河流那裡顯示。一部真正的小說應該無處不洋溢著象徵,即我們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徵,我們理解世界並且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徵。

一九八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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