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還有一個獨特的說法，叫做「革命的阿q主義」，就是要敢於承認自己犯了大錯誤，承認了比不承認好得多，既然敢承認就證明能夠改正，既然能夠改正就證明能夠汲取經驗，成長壯大，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現在愈是承認自己錯誤極大，未來就越是光明無比。這樣低頭認罪就是偉大勝利。
第一我佩服他的分析幫助。第二，我分明感覺到他批判我時的快感。
我還必須承認，如果是我批判幫助一個人，如果是我「幫助」他，我的振振有詞，不一定遜於他。
開了一天會，除我外共六個人，文明批判，有理有情，但也稱得上慷慨激昂，金聲玉震，六個人賽著看誰講得更好、更巧、更深、更嚴正、更具殺傷力和爆破力。六個人都比被幫助的人高明萬倍，六個人都有一種幸福感和被信任感和莊嚴感。也許當初對一個突然人五人六起來的人還有某些不解，某些羨妒。多麼渺小！多麼卑鄙！當說完這樣的話也可能有一種自己從而偉大和高尚起來的滿足感油然而生的吧。
然後掛起，直到1958年8月，確定帽子。半年前，清華的團委領導人阮銘先生已經向該校全體團員宣佈了王某的帽子，我妹妹時為清華學生，大驚，告我。我為此找過w，w說尚未定性。
時過境遷後，人們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揚主持的一次會議上決定了命運的。北京市委楊述副書記堅持不同意帽子，單位負責人w堅持一定要劃，爭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檢查交代出來的錯誤思想為根據，如被啟發後想了想，覺得海德公園的辦法也不賴。最後周揚拍板：劃。
在批判會後三天，我照了一張照片，我開玩笑說是普希金的風格，我拿著背在肩上的小棉襖，一臉的光明與瀟灑。整個青年時代，我沒有照出過這樣帥氣的照片。只有一個晚上，我很慌亂，一夜無眠，不斷地起夜小便。
w已經欲罷不能，搞完我後，又把他的一位副手幾乎打成右派，只因名額限制，開除了該副手的黨籍，卻沒有給他戴成帽子。此後w兩次吞安眠藥自殺，一次在廬山會議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之時，救回來了，他只承認是嚴重神經衰弱，安眠藥吃多了。最後他終於在文革一開始時死去了。他的心情有特別不好的一面，他的老婆很白淨漂亮。傳出來是他辦不了事。文革後團市委給一批被文革迫害至死的同志開追悼會，w的追悼會我也去了。我在追悼，在告別一個時代。
總體來說，w收拾我並無個人動機，團市委的反右，我沒有發現公報私仇的情形，像20餘年後的一些文藝作品所表現的那樣。人人為事業為原則與同事友人親人突然撕破臉，大義滅親，血箭封喉，這更要命。撕破臉，這三個字是當作正面語言公開提倡過，而心慈手軟，是要不得的。那時候整天學習《東郭先生》與《農夫與蛇》，那時候有多少狼與毒蛇呼喚著人民的鐵拳。
這裡有一個重大得多的前提、原則，那就是，人們認定，黨的領導是代表著工農勞苦大眾，代表著世世代代受壓迫受剝削的底層人眾，代表著最最弱勢的群體，雖然那時還不時興這樣的說法。人民有權利復仇、清算！這樣的意識形態的特色和魅力在於，無產階級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讓資產階級在這樣的意識形態面前發抖吧，總算到了這一天，把同，把幾千年來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就是要覆地，就是要翻天！鐵樹開了花！啞吧說了話！世世代代的奴隸的黑手掌握了大權！只要想一想世世代代的楊白勞、喜兒、斯巴達克思、湯姆叔叔（《黑奴籲天錄》又名《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受了多少貧窮、痛苦、侮辱、壓迫，血海深仇，黑咕隆咚苦井萬丈深，那麼，請問，作為一個城市青年，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狗屁作家，一個養尊處優的卻又打著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旗號的幹部，就不應該受受人民的嚴厲教訓嗎？怎麼整治也是有理的，你怎麼被輕視也仍然具有優於楊白勞的命運，你怎麼被批判也優於喜兒的屈辱，你怎麼丟臉也勝過做牛做馬的工農。你當然已經具備了原罪心理，一想到自己包括上一代人與工農大眾的距離，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我就認定自己是一代一代欠著賬的，必須通過自我批判改造，通過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贖自己的靈魂。
有了這個大前提，接受批判並非難事。也不是事後諸葛亮們用鈣含量骨硬度的信口開河紅口白牙能鬧明白的。
等候處理期間我閱讀了大量西洋文學作品。我愛讀狄更斯。尤其愛讀《雙城記》。「這是光明的年代，這是黑暗的年代；人們走向天堂，人們直接下了地獄……」（非原文）的句式深得吾心。從狄那裡，我越發明白，人生充滿試煉，好人須歷經險惡，命運無常，千鈞一髮，禍福生死，相隔一層薄紙，而最終最終，光明戰勝黑暗，人必須挺住，不能失卻信心。狄更斯的著作大大地幫助我度過了1957到1958那一段特殊的日子，雖然我的遭遇與狄更斯所寫的內容風馬牛不相及。
我也重讀了《苦難的歷程》。它的主人公與故事對我極其陌生，但是它的題記，什麼人要在「血水中洗三次，在鹼水中洗三次，在清水中洗三次……」令我感動萬分。與這樣的清洗九次相比，我的日子算是夠舒服啦。
我與那些與我私交甚好的朋友文友一起談起的時候，我們也一致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批判，應該晾曬靈魂，把惡臭的黴變清除，方能有無限光明的未來。特別是想起我在738工廠的精神危機，我更認為對我的批判非常及時，非常必要，這才是主要之點，其他則是細枝末節，雞毛蒜皮。
而且我相信，通過一次這樣巨大的震撼，這樣一種史無前例，雷霆萬鈞，除了咱們這兒哪兒也搞不成甚至也不敢想的事變，中國社會將會煥然一新，這兒將會成為全世界最光明的地方。為了大事業，犧牲個把小文人也是值得的。
我給身在太原的瑞芳寫信，詳細論述對我的批判幫助是必要的正確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這一套，雖然她也讀了狄更斯與阿·托爾斯泰。她在學校，拒絕接受將她搞成「官、驕、嬌、暮、怨」「五氣」的代表，不惜與校領導決裂，離開了學校。現在一切明白，如果我與她一樣，如果我沒有那麼多離奇的文學式的自責懺悔，如果我沒有一套實為極「左」的觀念、習慣與思維定勢，如果不是我自己見竿就爬，瘋狂檢討，東拉西扯，啥都認下來，根本絕對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我的這種事實上的極左與愚蠢也辜負了那麼多其實想保護我的領導同志。歸根結底，當然是當時的形勢與做法決定了許多人的命運，但最後一根壓垮驢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新增上去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