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後，走過隔壁一飲食店，卻見那三人正坐在裡間，大人已經吃畢，在吸菸，孩子在吃最後幾個餛飩，饒有滋味的。我們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進去，對那老人說道：老先生，吃好了嗎？老人有些驚詫地抬頭看我們，眼睛隨即又湧上怒意，那男人倒還隨和，問我們也是從上海來的嗎？所看望的親屬在哪個大隊？我們說我們是來採訪一些情況，並介紹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卻非常知道宗福先，臉上露出笑容，並立即向老人說：叔叔，這是上海來的記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將碗一推，對那男孩說：快點吃，說罷就起身離去，看都不看我們一眼。那男子並不介意，向我們解釋：叔叔氣壞了，他從臺灣來，特地乘了七小時汽車，趕到楓樹林來看侄女兒，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幹部們不讓見，說凡是海外親戚探視，都應事先告之，然後讓勞教回到上海，住婦女教養院，在那裡接見。他求情道，人已經來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幹部則讓他們快回去，等著在上海接見。算了算了！他憤怒地揮舞著手，不見了不見了，我們不要見了！這種地方，真令人頭昏。我們勸他不要意氣用事，還是應當讓妹妹回滬一次，現在裡面活很重，一個個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幾日。他依然嚷著：算了算了！這種事情，太令人頭昏了！你們看，我還把她的孩子帶來了，一個小孩，走了這麼遠的路，卻看不見媽媽，她們這種幹部，心是多麼硬，實在頭昏！我們慢慢地勸他平靜下來，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請我們去坐坐，我們便也不推辭。臺灣來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菸，房間很小，擠擠地放了三張床，見我們進來，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實在氣死了！——他又對我們說。我們問他妹妹在哪個中隊，叫什麼名字，什麼案情進來的。前面的問題他都回答了，說他妹妹在四中隊，四中隊除去將要解教出所的人外，還有一支文藝小分隊，他妹妹是小分隊的。談及案由他只連連說：這樣的事怎麼說得清楚！這樣的事能說得清楚嗎？我們問他妹夫做什麼工作，他只說已經離婚了，孩子歸妹妹，現在由他帶，問他有沒有結婚，他說沒有，又說：不結婚了，不結婚了，想起這些事就頭昏！再問他們的父母在哪裡工作，他就搖頭，連連說，頭昏頭昏。這時，臺灣來的叔叔走了進來，無緣無由地將那孩子喝斥了幾句，假如我們還不走，他要罵起來似的，我們就告辭了，他依然不看我們一眼，黑著臉，看他並不像發財的樣子，只有腰間那一隻腰包，有點臺灣來客的氣氛，他像是個老兵。我們趕緊離去，那男子送我們出來，問我們會不會看到他妹妹，我們說可以的。他說，假如看到他妹妹，就對她說：家裡一切都好，孩子也好，讓她放心！說到這裡，他哽住了，有大的淚珠在他眼睛裡打轉，而終於沒有落下。這意外的插曲，給我們的白茅嶺之行增添了戲劇性的色彩。
後來，我們向負責接見的幹部提及此事，那女孩說，那天，他砰的撞開門，一手揚著一本護照，一邊說：臺灣叔叔來了，臺灣叔叔來了。我心裡就很反感。你臺灣叔叔有什麼稀奇，也要按規矩來，回去！我們又問他妹妹是什麼案情，她便找來卡片給我們看，她曾經在工讀學校，由於向一個醫學院的伊朗留學生賣淫。這一次進來也是由於賣淫，主要是同華亭路一個商販。這商販的姓名使我眼熟，我記得在好幾張卡片上都有這個名字。那女孩就告訴我，那都是同案犯，這一起淫亂牽進來的人有好幾個。這商販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眼前出現了炎炎烈日底下，人聲鼎沸熱火朝天的華亭路。
接下去是星期天，值班的星期六就留在楓樹林了，不派大客車，本想搭拖拉機去，可場部的宣傳幹事卻找來了一輛小吉普。
我們還是到了三中隊，院子裡很熱鬧，大家有的洗衣，有的洗頭，做著一些內勤。上午是排練合唱，為歌詠比賽作準備。這時的氣氛是平靜和閒適的，與往日很不同，然而這麼多身體強壯且又年輕的女人一同在院子裡活動，卻包含了一股緊張的氣氛，好像隨時都可能發生些什麼。辦公室裡有一個勞教在向隊長哭泣，她進來之前借錢買了一輛車，本想趕緊做了生意將債還了就可淨賺，不料卻因偷竊事發。她將車交給妹妹、妹夫，希望他們代她還了債，其他賺頭都歸他們自己。可昨日妹妹來信說，計程車生意不好做，並不能賺錢，債主又上門討錢來了，希望姐姐告訴她，姐姐的金銀首飾放在何處，她可取來折價還債，或者，就把車子賣了。她說妹妹根本沒有好好地做生意，還想騙去她的金銀首飾。隊長很耐心地聽她講述，不說什麼，也不打斷她。那發生在上海繁華大街和隱晦弄堂裡的故事，在這皖南寧靜的早晨裡，聽起來是多麼不可思議。
這天我們在三中隊又挑選了三個採訪物件。這二日的談話已有點使我們疲倦，失去了耐心，談話便無意加快了節奏。一個新的物件很快就使我們消失興趣，就又期待著下一個物件。對這些女人的好奇心和新鮮感在一次次的接觸和談話以後大有泯滅的危險，我們有些懶惰，互相希望別人來提問題，提問題使我們感到吃力，假如第一個問題沒有得到令我們滿意的答覆，就再無耐心去提第二個問題。於是，沒有幾個回合便匆匆收了場。
第一個談話者是一個四十七歲的女人，這是最年長的勞教之一，她曾於七七年因流氓罪判處三年勞教，這一回又因流氓罪判處三年，從她的材料中得知，她主要的淫亂活動是和兩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子進行的。這事情叫人覺得噁心，卻又想不明白。當她站在我們面前時，我們就只剩下愕然的心情了。她是乾枯了的一個女人，黑黃的少肉的長臉，說話很生硬，態度也很不合作，她過去的職業是小學的體育教員。這個人，這個人的職業，這個人的作為，全呈現著分離的狀況，怎麼也協調不起來，只覺醜陋得要命。這時也發現自己原來是有著致命的偏見，那就是隻能夠認同優美的罪行和罪行中的優美，懷了一個審美的願望來到白茅嶺，實是跑錯了地方。面對了這麼一個存在，我們簡直束手無措，張口結舌，她坐在角落裡，手裡玩弄著一柄扇子，在眼角里覷著我們，使我們更覺不是對手。後來我們終於提出一個問題：當你這樣大的年紀卻和兩個男孩瞎搞時，心裡究竟如何想的？她不回答，低著頭，好像有一點羞澀，這令人更加忍無可忍，我們立即把她送走了。
第二位是一名「a」角。她頭髮剪得很短，穿男式長袖白襯衫、男式西裝長褲、一雙鬆緊鞋。她的父母都是盲人，而她的眼睛很明亮。她是二次勞教，第一次是流氓賣淫，第二次也是流氓賣淫，在這裡，是一名出色的「a角」，許多女孩為她爭風吃醋。我們問她為什麼大熱的天不穿裙子，而要穿長褲。她說她從來不穿裙子，穿慣了男裝，穿女裝就很扭。過幾天大隊要舉行歌詠比賽，每人都要穿裙子，她借了一條試了試，怎麼看也不像樣，趕緊脫了下來，到了那一天，她可怎麼辦才好啊！她非常發愁和惱怒的樣子。我恭維她說：你長得還是很秀氣的，穿裙子不會難看的！她嘿一聲笑了，直搖頭，說她一直是這樣的，有一次和男朋友出去，遇到他的熟人，熟人就問：這是你的弟弟嗎？我說你男朋友喜歡你這樣裝扮嗎？她說，他喜歡不喜歡關我何事！我們心裡有許多問題，可是想來想去不好問出口，比如說她既然扮成男性角色，那麼有沒有性衝動？這衝動是哪一方面呢？如是立足男性角色方面的，那麼她又如何去賣淫和搞兩性關係？假如她不拒絕兩性的關係，那麼她又如何處理自己的角色問題？反正，就是一句話，她在現實生活中是如何協調兩種性別角色的？後來，我們送她回去了，走在她身邊，覺得她走路的姿態確已相當男性化，含胸，端肩，微微有些擺動，且是一種沈穩剛健的男性風格。
第三個就是娟娟。隊長事先提醒我們，這個娟娟不知是說謊還是做夢，經常胡說八道。她將自己的家庭描繪得十分豪華，可有一次，隊長去家訪，卻發現她家十分拮。她還說她和許多男明星有戀愛關係。每天她都寫一些日記似的文字，寫好後也並不收好，到處放著，叫別人四處傳看，日記裡記載著她和歌星費翔兄妹般的友情。她今年二十七歲，第一次因與法國駐滬領事姘居而判處三年，第二次的事情，她至今也不承認，連叫冤枉。當我們問及她這事時，她是這樣敘述過程的：那一日，她到華亭賓館去送她的英國男朋友，男友走了之後，她又留在賓館跳舞，晚上，有一外國客人請她去客房坐坐，她想拒絕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了去。一進房間，那人就對她行之非禮，正拉拉扯扯間，房門推開了。她雖然覺得委屈，可倒也平靜地接受了現實。這過程中有一些疑點是她無法解釋的：她送走男友後是因什麼理由再留下跳舞，她憑什麼跟隨一個陌生人去他的客房，這人又為什麼目的而請她去？當然我們並沒有問她這些，我們經歷了這些談話，已經習慣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將自己說成是無辜的，純潔的，她們的神情都是同樣的懇切，叫人同情。我們漸漸地抑制了我們愚蠢的文學性的憐憫心，而這憐憫心最終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則是在離開白茅嶺以後。我們說隊長說你每天都要寫日記啊！她先說是瞎寫寫的，然後又說在這樣的地方，不寫寫東西又能做什麼呢？亂轟轟的，周圍沒有談得來的人，那些人或者吵架打架，或者搞什麼「a角b角」的同性戀，太無聊了。這些人都是心理變態，硬說那個「a角」像男人，說你看你看，她多麼像男人啊！可她橫看豎看還是一個女人。伙食也很糟糕，難得吃肉，也都是豬頭肉，大家都奇怪，這裡怎麼會有這樣多的豬頭肉，都說白茅嶺的豬是長兩個頭的。這次歌詠比賽，非要她寫串連詞，還要她朗誦，說她普通話說的好……最後，我們送她進去時，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說：你穿得多麼素啊！我說，是啊，我們也不懂，聽說你們這裡不能穿裙子，不能穿沒領子的衣服，其實我也熱得很，可是你們都穿裙子！她就說：那些規定是對勞教的，裙子可以穿，可是每一季不得超過三套衣服。要是我是你，那我簡直不知怎麼才好了！她忽然說了這麼一句，使我注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眼神有些迷惘，又有些陶陶然地望著遠方，走進了大牆裡邊。她在做什麼白日夢呢？為了這些荒謬的白日夢，她準備付出多少代價呢？
勞教們又在工場間加班了，只有幾個值班隊長在，辦公室都鎖了門，比平時安靜多了。四周都是茶林和稻田，假如要逃跑，往哪裡逃呢！女勞教已保持了多年無逃跑的記錄，過去，這裡曾經逃跑成風。她們總是先到一戶農民家，給他們錢，住宿一夜，再往上海逃，到了上海，住上幾天，有一些就又回來了。太陽當空，天上沒有一絲雲彩，四下裡無一人。
下午我們到四中隊找昨日那位哥哥的妹妹，負責小分隊的隊長說她已離開小分隊，到二中隊去了。問為什麼離開小分隊，那隊長說這人就是長得好，可是特別笨，什麼也學不好，並且很扭，說她幾句，她就什麼也不做了，很難弄，便把她打發回去了。隊長又說，她的哥哥倒特別好，「五一」節時，演出須每人有一套運動服，她哥哥接信遲了，生怕趕不上演出，還帶了運動服直接送了來。她哥哥是為了她不結婚，幫她帶孩子。我們問：她哥哥怎麼對她這樣好呢？而且他結婚不結婚和她有什麼關係呢？隊長說：誰知道！於是我們又到二中隊，要求見這個勞教，她是倉庫管理員，所以我們就去了倉庫，她果然長得很好，身材很勻稱，很秀氣，鵝蛋臉很俊俏。我們想起了昨日那個六歲的男孩，覺得很像他的母親。她以一種熟人般的態度看著我們，很不見外似的，問我們從哪裡來，做什麼工作，然後就問，上海某某話劇團的某某某，你們認識嗎？上海兒童藝術劇院的某某某，你們認識嗎？上海某某團體的某某某，你們認識嗎？如果我們說認識，她就微笑著說，我們是朋友；如果我們說不認識，她也微笑著說，我們是朋友。當她問到上海音樂學院的某某某時，她臉上忽流露出一絲惆悵，放輕聲音道：我進來的那天中午，我們在一起吃午飯的。停了一會兒，又說，假如我要不進來，他就會和我結婚。她眼睛看著前面牆上的地方，沈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而她又很快回過神來，說她在這裡過得不錯，開始在食堂，後來在小分隊，她不喜歡小分隊，在那裡很沒意思，亂鬨鬨的，每天早上還要練功，她就不要待了，來到這裡，又看倉庫，過幾日要歌詠比賽，隊長要她去輔導，因她是小分隊來的。她說起話來左顧右盼，搔首弄姿，語氣又很輕浮，聽起來就像是在說夢話。我們很想打擊她一下，使她回到現實中來，險些兒將她哥哥來到此地終又回去的事情說出了口。可她話頭很快一轉，說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時，她的兒子就將上小學一年級了，九月一日那一天，她將送她兒子上學，第一天上學，總是要媽媽送的。她眼睛裡有了淚光，使我們的話到了嘴邊又咽了下去。這一回，她沈默了稍長的時間，我們就問起那華亭路的商販。她說那人五十多歲，對她很好，對她兒子也很好，時常給她錢，衣服，對她說，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也感情來就沒意思了。她很懷念地又低了低頭，緊接著又左右顧盼起來。她好像很容易就進入角色，並且很勝任似的。她的話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斷，眉飛色舞的，將她過去，眼下，以及將來的情景都描繪得很有色彩。這時我忽然很想證實一下，她是否真有一個臺灣叔叔，思索了一下應怎麼問起，這時她開始談到出國的事情，說曾有人邀她出國，被她婉拒了，現在卻又有點動心。我就說你自己家裡是不是有親戚在海外呢？她說，聽她父親曾經說過，她有一個叔叔，是在國民黨部隊開汽車的，解放前夕，去了臺灣。這時候，我們感到很難將她哥哥的話告訴她了，無論她是多麼令我們討厭，是多麼矯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兒子，還有臺灣叔叔已經來到大牆外面卻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識再強烈也抵擋不住這打擊的。不知會鬧出什麼樣的事來，弄得不好收場。在這裡，自傷與他傷的暴烈事故時有發生，我們無權再製造一件。倘若為了我們追求戲劇效果性的行為，隊長們卻要承擔其嚴重的後果，那實是很輕薄的舉動。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倉庫。
勞教們很狡猾，避重就輕，總是能夠繞過重要的事實去說別的。但從她們的談話中，卻也不時傳達出一些資訊，使我們窺見到她們的那一個世界。比如，當她們面對男人的那種要求時，她們常常說：人家這樣懇求，怎麼好意思呢？還比如，那華亭路的商販，勸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沒意思了」。在她們的世界裡，道德與價值的觀念、法則是與我們這個世界裡，由書刊、報紙及學校裡的教育所代表的法則、觀念不相同的。她們生活在一個公認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們是如何抵達彼處的呢？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日子過得有些快了，白茅嶺的印象似在漸漸陳舊，採訪有些大同小異，千篇一律，對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過且過。早晨與傍晚，客車走在途中，窗外的風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無際，顯得荒涼，柏樹總是孤獨地一株兩株，久久停留在視線中。在無雨而乾燥的日子裡，塵土便煙霧般地湧起，擋住了後窗。汽車在雨後乾涸了的車轍上顛簸，搖搖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時候，第一批幹警和第一批犯人來到此地時，這是一片什麼樣的情景呢！據說有野狼出沒，在夜晚里長聲嚎叫，召喚著迷路的狼崽。明月當空。孩子們又在齊聲吼叫：謝謝叔叔，小學校到了。孩子們轉眼間消失在一片樹叢後面，他們長大了做什麼？做第三代幹警嗎？
星期一的早晨，隊部又呈現出繁忙的景象。幹部們商量，要送那位嚴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作鑑定，這是通過一位學校老師的哥哥聯絡的聯絡。那女孩在嚴管其間依然如舊，嚴管對她沒有明顯的效果。幹部們說：如真有精神病，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們氣就不打一處來，她挫傷了管教幹部的權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們情緒低落興味索然的這一天裡，很幸運地遇到了那個氣質最高貴的勞教，她使我們保持了美好的觀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氣度，她的自尊與自愛，她直到如今尚具有的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們之間能夠進行一場至今為止最為平等和誠懇的談話。由於她的這一切素質都是歷經了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穩定和堅強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使我們選擇她來作採訪物件的原因，是她出生於一個軍隊幹部共產黨員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賣淫。曾有一次，她的父親，一名老共產黨員，帶了她的長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開辦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來到楓樹林看她，這是一個意外的情節。她經過我們的視窗然後才走進房門，至今還記得她挺拔的身姿從窗前掠過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陽又特別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藍色的確涼短袖襯衫，一條藍色的線褲，腳下是一雙淺黃色有網眼的淺幫平跟鞋，這雙鞋能使我們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裡如何光華照人地出場。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兒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態凝重而安靜。她使我們靜止了有一分鐘或者一分半鍾，覺得以往的所有問題對於她都將是不夠尊重的，也將損害我們自己的形象，她是眾多的勞教中唯一一個使我們想起並注意到我們自己形象的。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開始她垂著眼睛，後來她抬起眼睛笑了，說：有什麼問題你們問好了。我們不由也笑了，氣氛這才輕鬆了一些。不久我們將發現，在這場談話中，她其實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她這是第二次勞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婦女教養所。對於上一次的處理，她是不服的，她說：哪一個女孩子談戀愛是談一次就成的呢？這次我服的——她說。她服的是什麼？她又錯在哪裡呢？她說話很含蓄也很得體，頭腦清楚，使我們不好窮加追究。她說她中學畢業在某個單位工作，廠裡有個中年人，是個畫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們的歧視。而她總是待他很好，並且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迴避對他的好感，比如醫療室看病時，讓座位給他。然後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還教他畫畫，——我們想起黑板報上的題圖，問是不是她畫的，她說：是的。漸漸，就有了議論，她無視這種議論，依然與他接近。提起他時，她依然充滿了溫存的心情，她懷戀地說：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許就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結婚，再生個小孩……他對她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樣的？他使她走的是什麼樣的另一條生活道路？這條生活道路帶給她的是幸還是不幸呢？當她結束第一次教養，回到單位，人事幹部劈頭就是一頓訓斥，這使她無法忍受。正好有個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寫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日，她發現深圳是個適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幫她在一家公司裡找到了工作，於是她便回上海辦理辭職手續，人們問她找到什麼好工作了，她只說是去做水產生意。然後她就飛到了深圳，在那裡就遇到了那個香港人，她們公司的老闆。你在那裡做什麼呢？我們問。她說，幫助老闆做生意，他教我，開支票，談買賣，他都教我。他好嗎？我問。過去我不認為他好，而到了這裡以後，我覺得他很好，他對我父母很好，為他們買東西，寄錢給他們，打電話安慰他們，他對我父母好就是對我好。聽說他來看過你一次？我說。是的，他來了，沒有被同意會見，我出來會見爸爸時，走過那裡——她指了指窗外，那裡有一棵柏樹，在陽光下——看見他，我沒有哭，他哭了，我對他說：我已經三十二歲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說：你放心，我會對你負責的。說完，她沈默了。我問，他能不能和你結婚呢？這樣的話我也不好多說，在香港，離婚是件複雜的事，財產，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卻紅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淚，輕聲說：這些事想起來就很難過，平時我從不多想。我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問她，她的父親對這事是怎麼想的呢？她說：照傳統的說法，就是我們把爸爸帶壞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們都笑了，她也笑了。我們又問她在這裡生活怎麼樣？她說這裡比婦女教養所好。為什麼？是因為你在這裡比較受重用？她在這裡是小分隊的。又是縫紉組，屢次受表揚嘉獎。她說並不因為這個，在婦女教養所我也是做大組長，反正我喜歡這裡。她站起身走的時候，我想我們之間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們目送她沿了隊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門內。太陽始終是那樣光耀人，深圳是多麼遙遠。那香港人是什麼模樣的？人品如何？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情景又是怎樣？她平時裡不敢多想，想起來就會難過的，究竟是些什麼？是過去的事還是現在的事，抑或是將來的事？過後，我始終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後，我還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話：「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樣，結婚，生個孩子……」聽她口氣，對現今的狀況非但不後悔，還有幾分慶幸的意思。慶幸她脫離了那種常規世界的生活，儘管有些事她想起來很難過，那香港人路遠迢迢前來探訪是令人心酸的一幕。
接下來談話的是幾位隊長都極力推薦的一位勞教，她曾在勞教大會上作過講話，講關於她在香港生活一年的情景，使大家明白，香港的月亮並不特別圓。她的生活具有傳奇色彩，甚至使我們懷疑：這有多少真實的成份？她已臨近解教，這幾日在隊部服務，每日都看見她頭戴草帽勤勉勞動的身影，一個美國老闆要娶她為妻的故事便顯得極不可信。可最終因為不忍辜負隊長們的好意還是請了她來，她已有三十八歲的年齡，身體有些粗重，皮膚還算皙白，可卻有堅牢的皺紋，她穿了一身勞作的衣服，想不出她還能有其他妝扮。她忙著為我們張羅茶水，除了殷勤討好也不乏有誠實的關切和熱情。她說話的聲音響亮而粗爽，不經我們多問，便如俗話所說竹筒倒豆子般地倒了出來。她說她的母親在她幼年時就去了香港，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據幹部們說，她的母親是一名妓女，是偷渡去了香港——母親走後，父親又另結婚，去了常州，她跟了奶奶長大。小學畢業後考取了上海戲曲學校越劇班，那時，她長得花容月貌，生活得很快樂。十六歲那年，文化革命開始，學校停課，奶奶死了。奶奶死後，房子被叔叔們收回，她無家可歸，日夜流浪。在一個夜晚，她來到黃浦江邊，想來想去想不出有什麼出路，便跳江了。剛跳下去，便被一個船民撈起，她溼淋淋地躺在江邊，啼哭著。天漸漸亮了，越來越多的人圍在了她的身邊，那是一個自殺事件頻繁發生的年代，人們並不問長問短，只嘖嘆著她的年輕和可憐。這時，江邊走過一個婦女，一眼認出她來，說：這不是我家女兒的同學嗎？曾經到我們家來玩過。於是，那女人便將她帶回家，讓她換了乾淨衣服，又讓她休息。她睡不著，只坐在裡屋床沿上發愁。這天，這家來了一個客人，是一個車床工人，自十三歲做徒工，至那時已有二十年工齡，一手好活，是個八級金工。人卻很老實，還是孑然一身。這家的母親正在為他做媒，介紹了一個女人，卻不中他意，他正是來拒絕的。那家母親先是不樂意，覺得被拂了面子，緊接著卻心頭一亮，便向裡屋指指，示意他去看看。他探進門裡，見一位愁容滿面的女孩坐在屋內，退門出來時，只說了一句：問問她的意見。她並沒有什麼意見，跟了這男人，就將有住有吃有人養，她的問題就解決了。她跟了這男人去到他家鄉成了婚，後來有了三個兒子，她才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她想離婚了。他有什麼不好呢？我們問。他沒有什麼不好，也沒有什麼好，可是我不喜歡。她說，他只喜歡這世界上兩件事，一是車床，二是釣魚，除此，他對什麼都沒興趣，我想和他一起逛街，他除了釣魚杆，什麼商店都不肯進，我想和他聊天，他說我為什麼那樣話多，我要給兒子買幾件襯衫，他說買幾尺龍頭細布做兩件就行了……離婚那年，她是二十四歲，她把兒子全都要了過來，住在市郊的小鎮上，做些臨時工。這段日子，是艱苦異常，總算平安度過，到了一九七六年。有一個晚上，鎮上的政府辦公室有一個秘書冒了雨匆匆趕來，說有一個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找她，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她的家，要她立即去聽電話，電話還沒結束通話。她跟了那秘書跑到鎮辦公室，拿起話筒，話筒裡傳來一個女人夾帶著啜泣的說話聲，說是她的母親，她只感到茫然和驚愕。放下電話時，那秘書說你怎麼那麼冷靜？她奇怪地說：為什麼要激動？過後不久，母親給她寄來了錢，共有兩千元人民幣，她這才激動起來，她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的錢，她數來數去數了多少遍，最終也沒有數清楚，總是兩千元多一點，或者兩千元不到。她挑了一個星期日，帶了三個兒子來到上海南京路上，對兒子們說：你們要什麼，快說，我都給你們買，兒子們一向只習慣約束自己的慾望。這時幾乎提不出要求。她便自己下手了，買了一大堆的玩具，兒子說：媽媽，我們已經大了！她說，不管，這都是你們小時候媽媽欠你們的。然後母子四人又去國際飯店吃飯，盡興而歸。這一日在他們四個人記憶中至今仍是美好而激動人心的。後來，她的母親為她辦理了香港簽證，與她在香港會面了。這一對闊別多年的母女相見的情景有一些滑稽，母親抱住她就哭了，而她無動於衷，母親說：你怎麼連一滴眼淚都沒有呢？她說：我實在是哭不出來，我實在是對你很陌生，你走的時候，我什麼都不知道。現在我也希望自己能哭，可是哭不出來，怎麼辦呢？弄得母親很掃興。母親在香港處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她在美國有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企業，也重新結了婚，有了子女，其中最大的妹妹，是當年出去時懷在肚裡的。這期間，母親的一個朋友，一個在美國的華人老闆看上了她，希望娶她為妻，母親也極力促成，因這樁婚姻將帶給她生意上的好處，她卻執意不從。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不喜歡。母親對她說：如你應了這婚事，我將給你和孩子許多錢，如不應，我從此不給你任何支援。她說不應，然後從香港回了上海。生活重新陷入困境，與以往不同的是，她有了兩套房子，是母親為她買的。她便開始動房子的念頭，指望這能生出錢來。她被判處三年勞教的罪行是：提供賣淫地點。她不願意多談她的案情，將話題轉到這三年的勞教生活，說這三年全憑了幾個兒子才使她順利地度過。天下再沒比這幾個兒子更好的兒子啦！她說。阿大老實，阿二精明，阿三糊塗，可阿大阿二阿三都很孝順，三人每星期都要寫很長的信給她，這些信是她最寶貴的東西，別的都是假的，唯有兒子是真的！她說。有一次，阿二來探望，她跑到招待所，就有人告訴她：那個青年是你的兒子嗎？他帶了個大蛋糕，一路上可不容易了，擠得要命，他拚力保護那個蛋糕。她跑進房間，對阿二說：阿二你為什麼要帶蛋糕呢？阿二微笑著說：媽媽你說今天是幾號？今天是五月二十五日。是你的生日呀！是你三十八歲生日。你看看，這就是兒子，要知道，這不是六十年代，而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呀！多麼難得啊！兒子給我看他在交誼舞比賽中得到的一等獎狀，我看了就急了，說：阿二，跳舞這樣的事情弄不好就要出問題。阿二說：媽媽，你不要急啊，你再看！他又攤開了一張獎狀，是區的新長征突擊手稱號證書，這就是兒子！她笑著，眼淚卻滾下了臉頰！有這樣的兒子，我怎麼還能夠去美國結婚？她問我們，我們無語。我想，在這因重複講敘而已經得到整理的通篇故事裡，終究還有一點真實的流露，我相信自己能夠從面對面坐著的這人身上，甄別出什麼是真的，什麼則摻了假。當她離開我們之後，我們都改變了對她的最初印象。她所以一生坎坷，全由於一些性情的緣由：喜歡什麼，或者不喜歡什麼。這裡的女人，似乎都缺乏一些理性，太隨性情，還喜歡做夢。
採訪已到了尾聲階段，我們已疲勞不堪。至今為止，我們所取得的經驗是這樣的：我們的談話物件基本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常被採訪的，她們的講述因反覆的操習而具有完整的形式，有合理的邏輯，內容也比較豐富；另一類是不常被採訪的，她們的講述零亂，前言不搭後語，不通順，文不對題，卻常會有即興的表現。第一類提供給我們比較現成的故事；第二類提供給我們的則是她們的本人。第一類的故事有加工的痕跡，第二類是原始的材料。處理第一類故事有兩個問題，一是區別真偽，二是從「作偽」中去認識其本人的真實性；處理第二類故事的問題則是需具有心理學和邏輯學的研究能力，將材料補充推理成完整又真實的事實。
這些日子，我們經常談論的是，這些女人們所談的，哪些是真話，哪些是謊言，談到後來，我們自己也糊塗了。採訪是多麼累人啊！而要來找一些故事的想法也顯得不切實際。
下午我們找的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在她十九歲時，就與一夥人同去南方沿海名叫「石獅」的地方賣淫，十天內達到幾十人次。隊長們說這是一個言語不多的勞教，很不顯眼，沒有惡劣的表現，卻也決不優秀，和她未必能談出什麼名堂。可她們還是派人找來了這女孩。她長得並不出色，白淨的圓臉，眼睛有些斜視。被我們選中談話，她顯然是高興的，打量我們的眼光友好而歡喜。說話的時候，她常常是低著頭，不願意被我們打斷，不注意我們的提問，她就好像是自己說給自己聽似的－－到這裡來的人，哪有什麼改造好的？往往是有兩種情況可以使人改變，一種是想到等在外面的男朋友或丈夫，二種是為了父母，想到這些就算了，重新做人吧！這裡的人，真沒意思，成天爭爭吵吵，亂鬨鬨的，其實有什麼可爭的，各人家裡寄來的東西就可證明一切了嘛！你說你上只角，檔次高，可你家寄來的是些什麼東西呢？一看不就清楚了嗎？現在，已經規定不可以寄東西，只可以寄錢，記在大賬上，需要什麼到門口小賣部買，省得大家吵來吵去，小賣部還可做些生意。小賣部裡只有速食麵什麼的，在這裡就是饞，世界上沒有什麼饞的，一進來就是饞，吃不飽似的，什麼東西都想吃。那時，被拘留時，在拘留所，我們幾個差不多年紀的小姑娘關在一起，聽到了許多怪事情，世界上沒有這麼怪的。有個小姑娘，從小就被她爸爸強xx了。我們在一起，就是想吃東西。八月中秋那天，改善伙食，你知道我們吃多少，八兩飯，一斤半煮毛豆，肚子撐得站也站不起來，我們笑得不得了，有一個年紀大的女人看了就哭，說被你們父母看到了不曉得要多麼傷心呢！可我們還是笑個不停。後來，我媽媽來看我了，我是老來子，你看我二十歲吧，我爸爸已經六十多歲了，我爸爸喜歡我，世界上沒這麼喜歡的，我經常從背後把他扳倒在地，滾在一起玩。我媽媽來看我，帶了許多菜，我坐下就吃。我媽媽就在一邊哭，她一哭，我心裡就煩，起身就走，被承辦員推回去，一定要接見。於是，她在旁邊哭，我在一邊吃排骨，我最喜歡吃肉，平時我試過，最多可以吃三塊大排骨，第四塊吃也是可以吃的，就不舒服了。這天，你知道我吃了多少，七塊，還吃了些醬鴨什麼的，回去了。後來到了這裡，我媽媽第一次來看我時，她早一天到了這附近一個親戚家，在那裡連夜燒了許多菜，然後到了這裡。那天，我們就坐在這裡，我媽媽又哭，我沒有哭，沒有眼淚，可是一點也吃不下去，真的吃不下去。她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又說：我現在覺得許多事情沒有意思，吃肉沒有意思，穿衣服也沒有意思。紅的綠的，一大堆衣服放在大櫥裡，都來不及穿，又有什麼意思呢？沒有意思。她說完了，靜默了下來。我們問她，去石獅賺來的錢，怎麼花的呢？她說，糊里糊塗來的錢，就糊里糊塗花掉了，有時我們出去玩，吃飯什麼的，都是我付錢，不好意思叫他們那些拿薪水的人付，他們挺可憐的。然後，她抬頭問我們真是作家嗎？我們說是的。她說她如果寫了東西，能寄給我們嗎？她很喜歡寫東西。我們說當然可以。我們將她送回去後，對隊長說，她很願意寫東西呢！隊長很困惑，說沒有想到，她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個勞教。於是我們想道，當她一個人默不作聲的時候，腦子裡卻像開鍋似的，想了許多事情，這些事情已被她想得很透徹，自己對自己重複過多遍了吧！假如我們沒有找她，她所想的這些就不為人知了。我想，我們本應當多找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的勞教談談，可是，時間已晚了。
太陽落下了，遠處的丘陵好像用極細的墨筆描畫似的，十分清晰，我們開始想家。柏樹在塵土瀰漫的後窗外隱沒，被夕陽映得通紅，燃燒一般，又立即熄滅了。
最後一天到了。很多人來問我們對白茅嶺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們說了又說，事後卻想不起我們究竟說了些什麼。
早上十點鍾左右，去宣城的車開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黃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鑑定了。我看見隊長整理她的材料時，還準備了一副錚亮的手銬，隊長很熟練地檢查著手銬的開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手銬發出嚓嚓的響聲。那女孩是背對著我走向汽車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沒有被銬上，望了那車一溜煙地開上土路，捲起一尾塵土，心裡沈甸甸的，不知該希望她是精神病好，還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隊的院落裡傳來整齊的歌聲，下午要舉行歌詠比賽了。隊長和勞教都非常認真，這情景喚回了我們對集體和榮譽的記憶，好像時光倒流，我們已經將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經那樣強烈地激動過我們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我們從歌聲中走過大院，來到黑板報前。
各中隊都闢以專欄，有一些詩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談不久前，組織一部分表現突出的勞教去場部觀看一個外地歌舞團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則散文詩，寫的是一盆花在一個雨天裡被遺忘在窗臺上凋謝的事，文字流暢優美。同伴對我說：像你的風格，於是我們就非常渴望見一見這個作者。
人們說她在生病，剛從場部醫院回來，隊長派人去叫她，不一會兒，人就到了。她使我們都大吃了一驚，她是那樣粗壯威武的一個人，剪了一個男式的頭髮，我甚至懷疑她也是一個「a角」，可是人們說不是。她說話的聲音極低，喑啞，口氣也很硬，臉上倒是和顏悅色，很好奇地打量我們。我們問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說她只是從某本書上抄來的，這裡的黑板報是允許抄的。我們先是掃興，後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須讀書，第二，她選擇抄哪一篇也須有思想，就好了些，問她是不是很愛讀書。她說是的，她養病，不能幹別的，就看書，在她床頭堆了有許多書，《三國演義》、《水滸傳》什麼的。我們又問她得的是什麼病，她說是一種「副傷寒」，很嚴重，住院一個多月，現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勞動，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營養，可是她沒有錢，家裡不肯給她寄錢，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廠的廠長，非常要強，有她這樣的妹妹實在是丟了臉，也與她斷絕了來往，她給他寫信卻從來收不到回信，她母親是聽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則咬牙切齒。她丈夫是擺西瓜攤的，那一年夏天，她發現他有了一個相好，有一日，她遇見了這個女人，就與她打將起來。一路撕打到西瓜攤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殺她丈夫，幸好被人攔下。從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後來，回到上海後，我們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們能說服兒子寄給她一點錢。她的公公是一個老工人的模樣，很善說話，與我們談了很多，表示不會不負責任。這是一個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鐵路上做事，兒子卻辭職做了買賣。房子是那種較早些年造的工房，面積不小，卻很零亂，家人都顯出一副長年勞作辛苦的模樣，大床上卻翻騰著一個特別白胖的男陔，與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協調的，有一種貴族氣息。我們說，這是你的孫子還是外孫，他回答說是為人帶養的孩子。老夫婦將我們送出來時，很惱火又很委屈地說：人家做那事（指賣淫）都是往家裡拿進東西，只有我們家的這人，是往外拿東西，把孩子的童車賣了，縫紉機也賣了，你說世上有這種買賣嗎？我們啞然。
我們採訪的最後一名勞教是被人們認為最最無可救藥的一個，我們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勞教大隊所擁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簡歷表和本人寫的認識、檢查，案卷全存檔於原公安局。她的材料較多，都是檢查，所犯的錯誤只有一種：同性戀。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靜時，鑽到「a角」的床上，然後被急於立功的勞教舉報。她寫檢查已是家常便飯，並毫不掩飾地流露出無賴腔調，她寫道：像我們這種人，到了春天，就要發毛病，是沒有辦法的事。然後便興味盎然地描繪其過程，無一細節遺漏。隊長們對她沒有信心。她永遠不會洗手不幹，她只能吃這碗髒的飯，區別只在於，事情不要洩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嶺來。唯一的一線希望是：結婚。可是又會有哪個男人要這樣的女人？反過來說，又有哪一個男人能夠使這樣的女人滿足？她是那樣地貪得無厭，慾望無邊。她已經是個「爛貨」啦，人們說。事情是怎樣開的頭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時，父母就離了婚，她跟父親，姐姐跟繼父，父親姦汙了她，她逃到母親處，不久又被繼父姦汙，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樣的。後來，她們長大了，她在上海進了廠。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結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極壞，姐姐便有了一個相好，兩人謀害了她的丈夫，雙雙入獄，她先是判處死緩，因表現優異，連連減刑。在此同時，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幾經勞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們的母親去世了，這世界上就只剩了她們姐妹倆。與她談話的過程中，她總是在哭，眼淚流了滿臉，她的皮膚有一種石灰似的蒼白，身體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親哭，提到姐姐也哭，後又提到了父親，她說她從沒有過父親，她從來不叫她父親為父親，她兩個父親全是不是人的父親。我們懷了一種卑鄙的誘供的鬼胎問道：為什麼那樣恨父親？她說，他們總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歲，他用煤球爐出灰的鐵勾打我，把我腦袋打出一個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們不禁不寒而慄，無法去想象白日毒打女兒的父親在黑夜裡摸到女兒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著床架慟哭的樣子，我們難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裡，她是怎樣鑽到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體，究竟經歷了多少個殘酷與髒的黑夜啊！最後的採訪使我們心情沈重，我們送她回中隊，安慰她說，出去之後，好好地找一個人過日子。她說，她曾有過一個男人，對她很好，可是那是個蘇北人，她就拒絕了他。我說，蘇北人有什麼不好？你不應該考慮是不是蘇北人的問題。她笑了起來，在她二十多歲的臉龐上，已經有了粗糙的皺紋。明知道我們這一段對話全是在說謊，全是假話，這話安慰不了她，那個蘇北人的事蹟無疑也是編造的，可是這樣說了彼此心裡都好過了一些似的。在這個女人的生涯中，再不會有真實的長久的快樂了。她使我們感到那樣地無望。一個人的快樂是怎樣失去的呢？失去之後還能再來嗎？當有了米尼之後，我經常想的就是這個：米尼的快樂是怎樣失去的？當米尼經歷了那一切的之後，還會有快樂的日子嗎？
歌詠比賽是最後一個故事了。
各中佇列隊進場，幹警們穿了全套警服。兩首規定歌曲，兩首自選歌曲，由幹警們打分，如同電視裡的歌賽規則一樣：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得分為－－各中隊依次上場，穿了各中隊自己規定的衣裝。個個精神飽滿，態度嚴肅，歌聲很整齊，使人們想起少先隊員的隊日。表現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隊，平時使隊長們最頭痛的「二進宮」中隊，穿了一色白衣白裙，在一位紅衣紅裙的女孩指揮下，齊聲歌唱，情緒十分激越。她們的分數遙遙領先，得了第一名。宣佈的時刻，三中隊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那紅衣女孩上臺領獎時，竟流下了眼淚。而其餘的中隊都十分沮喪，臉上流露著不屑的神情。會後，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隊隊長跑到大隊部查分，說評得不公，並且，有一種流言開始流傳，那就是三中隊評為第一名，是因為隊長們鼓勵她們，讓她們早日改造完畢。而這一切，卻都使人們變得天真和純潔了，無論是幹部還是勞教。
歌詠比賽結束了，勞教們進了工場繼續做活。幹部們下班回家了，汽車在路上顛簸，落日在後窗上冉冉下沈，女孩們長久地快樂地議論著歌詠比賽的事情，這給隊長們帶來的快樂是和帶給勞教們同樣多的。我感動地想道：在這裡尚保留著一片聖潔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負了十字架的革命者從熱鬧的上海，來到這偏僻荒蕪的丘陵，披荊斬棘，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們以他們那雖然受挫卻依然虔誠的信念牢牢衛護著一支朗朗的行進著的佇列歌曲。他們三十年來，幾乎一直過著類似供給制的生活。一個五歲的孩子第一次進上海，望著沿街的商店，驚異地說道：上海有那麼多的供應站啊！甚至三十年來，他們還能完好地保留著上海的口音，而沒有被四下包圍著的皖南口音異化，再甚至還稍稍地、隱隱地儲存了一些上海人對外地人的小小偏見。它給人與世隔絕的感覺。而這些女人們卻帶著上海最陰暗的角落裡的故事，來到這土地上。她們來了兩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創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帶了最近的奇異而醜陋的故事來到這裡。這些故事好像水從河床裡流淌似的綿綿不斷，從這裡流去，留下了永遠的河床。
在那初次來到的暴熱的晚上，有一位隊長對我說：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一些，有沒有意義。她的臉隱在幽暗的燈影裡，看上去有些軟弱。我鼓勵她道：「我覺得很有意義，你們的勞動使一些人變好了。」她微笑著看著我們：「你們相信嗎？」「我想，我是相信的。」因為那是初來的日子，我這樣回答。「有時候送了一個人走，很快又接了她進來，這樣的時候，我就不相信了。」她憂傷地轉過臉，沈默了很久。她的父親是最早來到白茅嶺的公安幹部，那都是一些帶了錯誤，懷了贖罪心情來到此地的開墾者。她又想說她父親的事情，張張嘴又打消了念頭，算了。過了一會兒，她轉回眼睛，說：在這裡，有一點好處。什麼好處？我問。在這裡，面對了勞教和犯人，你會覺得你比他們都強，都勝利，你的心理就平衡了。我心裡奇異地感動了一下，我想，她是將我當成了朋友，才對我說了這樣深刻而誠實的心情。那一個夜晚，是令人難忘的，月亮很炎熱地懸在空中，四下裡都是昆蟲的歌唱。
白茅嶺的採訪應當到此結束了，可是過後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記錄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記著那個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為她的申訴提供幫助，她絕望的神情使我們耿耿在懷。他通過一些朋友關係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記錄的材料是驚人的，無法為她開脫，她對我們說了謊，效果還相當成功。這使我們對白茅嶺得來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們也許是虔誠而感動地一個接一個一共聽了十幾位女人的謊言，便覺得事情十分滑稽，卻也難免十分沮喪。
第二件事是我們受託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後遇到種種挫折，受人歧視，她曾先後來過兩封信給過去的隊長，前封信說：我如不是想到隊長你，我就又要進去了！後封信說：假如我又做了壞事，隊長你一定要原諒我，我實在太難了。我們十分周折地在一個菜市場後面嘈雜擁擠的平房裡找到了她，遞給她我們的名片，說如有什麼困難，可來找我們。她瞥了一眼名片，說：你們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寫幾篇文章，登在報刊上，便完了，你們幫不了我什麼的。我說我們願意試一試，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說：「你們是幸福的人，不像我們，我們只有去買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覺得很幸福。你們以後不要再到我們這裡來了，你們如經常來這種地方，會變得殘酷的。」當我們說話的時候，總有許多人從門裡走出來看我們，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來。在這些前後捱得很近，以至長年照不進陽光的房子裡，有些什麼樣的生計呢？我們一無所知，我們只覺得罪惡離這裡很近，只在咫尺之間。犯罪在這裡，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處在兩個世界的邊緣，稍一失足，便墮入了另一個世界裡。離開她家，我們上了汽車，紅綠燈在路上閃耀。據此訪問十個月之後，米尼從這個世界出發，向那個世界航行了。這是一個走向深淵的故事。我以我的所有想象力，調動我的所有舊的和新的經驗，去完成這一個過程。我想知道米尼為什麼那麼執著地要走向彼岸，是因為此岸世界排斥她，還是人性深處總是嚮往彼岸。我還想知道：當一個人決定走向彼岸的時候，他是否有選擇的可能，就是說，他有無可能那樣而不這樣走，這些可能性又是由什麼來限定的。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白茅嶺的故事就這樣過去了，有時候我會想：也許我會在街上、電影院裡、音樂茶座上，或者某地的賓館裡，又遇上我們所採訪過的勞教們，她們將穿了全新的服裝，以完全不同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她們也許會認不出我們或者裝作認不出我們，我們又將對她們說些什麼呢？我編織著這種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筆記本上還記錄著她們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過去看看她們中的某人，可是這些念頭轉瞬即逝，我想我是沒有權利在上海去打擾她們的，對於她們，白茅嶺已是過去的故事了。而米尼的故事是我的故事，與她們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