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是遇到更嚴肅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大罵總參謀長劉伯承，指責他在戰場上指揮不力。李德責問說：「你怎麼可能在伏龍芝學習過？在我看來，你不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參謀人員，你白白浪費了在蘇聯的時間。」翻譯伍修權並沒有把這些罵人的話都翻譯過去，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設法緩和關係。但是劉伯承完全聽懂了。他與李德一樣，也在莫斯科伏龍芝學院學習過，他的俄文水平高，是一位堅定而帶點學究氣的將軍。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每次戰役都要損失2000—3000人，一個又一個縣落入到敵人手中，引起了許多指揮員的抱怨。在毛澤東指揮的時候，情況並非如此。周恩來曾告訴埃得加·斯諾，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損失了6萬人。過去從沒發生過這種情況，最嚴重的是1934年4月11日—28日的廣昌戰役，4000人陣亡，2萬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到的最慘重打擊。這就為蔣介石遲早佔領僅有50英里之遙的瑞金掃清了道路。事實上，戰鬥尚未結束，紅軍的前線指揮部就已經轉移到了瑞金。
彭德懷的第3軍團在戰場上總是首當其衝，彭對這種打法頗為惱火。李德和博古來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時，彭痛心地報告說：戰鬥的第一天就損失了1000人，派去守衛「永久性」碉堡的一個營全部犧牲。這個碉堡群是根據李德的命令修築的，國民黨飛機、大炮的轟炸把陣地夷為平地，而紅軍既無飛機也無大炮。彭指出，這個仗不能這樣硬打。
當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李德說彭應該發動反擊，彭反問他軍隊沒有子彈怎麼反擊？彭激動得幾乎喊起來，說李德的命令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他繼續高聲喊道：
「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彭德懷接著說：「多虧紅軍戰士覺悟高，否則第1、第3軍團早就被全軍消滅了。」彭喊道：「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責備嗎？你就不心痛嗎？」彭德懷把李德比作「崽賣爺田」那樣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譯伍修權把彭的話翻譯了過去，但是他聽不懂子孫賣地的故事。楊尚昆將軍解釋說，這是湖南人的說法，彭總是以此批評李德隨隨便便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
李德當時並沒有發火，這使彭感到驚異，原來伍修權在翻譯時緩和了他的措辭，他請楊尚昆將軍再給翻譯一遍，這回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李德聽明白了，李德開始咒罵他，說他是「封建腦袋」。彭德懷也不客氣地回敬了他，然後收拾起自己的背包，準備被調回瑞金，撤去指揮官的職務，被審訊，判刑，準備丟掉黨籍，甚至槍斃。他回憶說：「我做好了一切準備，什麼都不在乎。」使他驚訝的是，居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李德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
由於王明路線，使毛澤東等人受到了排擠，博古就是在這時被指派為臨時中央的負責人。那時他才二十四五歲，論資歷，論水平他都無法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相比。歷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王明遠在蘇聯，他是想在中國找到自己的一個化身，就這樣，博古被推到前臺。
對博古自己來說，獲得如此高的權力，使他感到既緊張又興奮。他自己也清楚，無論是能力還是資歷都還欠著火候。當歷史把自己推到這樣的舞臺上，他便想方設法扮演好這個角色。
十幾萬紅軍命運的決策權，一下子落到了他的手中，他自己有時也感到惶惑不安，在最高「三人團」中，他不能不倚重李德和周恩來。馬列的書他不知研究多少遍了，軍事上他卻幾乎沒有任何實踐經驗，就是作戰理論也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經過短期集訓，這種紙上談兵的短訓，對他領導十幾萬紅軍破除蔣介石几十萬到百萬大軍的「圍剿」毫無用處。而李德頭頭是道的軍事理論，還有李德那不同尋常的身份，使他很快對李德言聽計從，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國際共產組織派來的軍事顧問，掌握起了紅軍命運的重任。在最高「三人團」中，就是周恩來有不同意見，也是二票對一票的局面，所以說周恩來除執行命令，做一些具體工作外，在決策上很難有所作為。而中國畢竟不是德國，更不是蘇聯，李德那一套街壘作戰經驗和城市革命的經驗，在蘇區就顯得弱不禁風了。紅軍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到最後西征初期的失利也就不足為怪了。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裡，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1926年12月，博古一行60多人從海參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車。列車穿越西伯利亞時，到處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是嚴寒和冰雪。那時他的心裡是熱的，他一想起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他就想大喊大叫幾句什麼，最後他們一行人，憑著自己的毅力，戰勝了嚴寒和飢餓，終於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擁護者。博古認為拉狄克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長，博古一行人到校後，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他首次從拉狄克的嘴裡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清政府的無能。後來拉狄克捲入了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的漩渦中，使拉狄克丟掉了校長職務。原來的副校長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時的米夫才26歲。
在米夫擔任校長期間，他在大學裡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他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免職，博古的熱情奔放很快贏得了米夫的喜愛。王明也贏得了米夫的器重。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於4月27日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米夫便偕同器重的學生王明參加了會議，直到8月才回到蘇聯。
米夫參加中共五大，在中國停留三個月後，便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同時得到了斯大林的重用，便被提升為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並委託他籌備中共六大。
五大，陳獨秀一夥便把毛澤東排斥在大會以外，陳獨秀當選為書記。那時，毛澤東那一套辦法根本沒有人承認，博古更是認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只不過是像李自成一樣的農民起義領袖而已。這些留蘇的中國學生，強烈地受著俄國革命勝利的影響，國際組織又左右著蘇區的政治和軍事。這些留蘇學生無一例外地回到蘇區後都被委以重任，後來把毛澤東排斥在外也就不足為奇了。
博古瞧不起毛澤東那一套，他推崇的卻是李德對俄國革命勝利經驗的照搬。
於是，便有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初期的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