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你對他作何評價？
周恩來：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一個拙劣的外行，作為一個戰略家，也許好一些。作為戰術家，蔣介石採用了拿破崙的方法，拿破崙的戰術需要極大地鼓勵士兵的高昂計程車氣和戰鬥精神，領先必勝的意志，而蔣介石在這方面老犯錯誤，他過於喜歡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帶領敢死隊的英雄，他帶一個團或一個師，也總是搞得一團糟。他老是集中部隊，企圖通過猛攻奪取陣地。1927年武漢戰役，在其他部隊失敗後，蔣介石率領一個師攻城，投入了全部的力量進入防禦工事，結果全師覆沒。
在南昌，蔣介石又重蹈覆轍，他不等增援部隊到達，就用他的第一師向這個被孫傳芳佔據的城市發起突擊，孫傳芳後撤，讓蔣介石進入部分陣地，然後反擊，把蔣介石帶入城牆和一條河之間的起伏地帶，最後使蔣軍大敗。
不過蔣介石在戰略上要比戰術上強一些，他的政治嗅覺要比軍事嗅覺強，這就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他常能相當老練地全面策劃一次戰役。
斯諾：從軍事角度看，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周恩來：有兩個重要因素致使蔣介石第一次取得勝利，第一，他採納了德國人的建議，在縱深構築堡壘群，步步為營，以短促突擊向前推進，最後以優勢兵力，對紅軍逐步實施有效的包圍。第二，我們未能在軍事上同國民黨19路軍發動的福建起義相配合，沒有支援這支牽制蔣的力量。我們本來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義部隊相互配合的，但聽從了李德和上海國際顧問的建議，我們沒有這樣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蔣介石集結在瑞金附近的部隊，這就使蔣介石得以從側翼包剿19路軍而把它打垮。
此時，蔣介石站在南昌行營的軍事地圖前，目光久久地注視著印江、德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陽。這是紅2、6軍團所在的地方。當初6軍團突破湘江，向湘、鄂、川方向「流竄」時，蔣介石就意識到了什麼，他想到也許這是紅軍大部隊的一支先頭部隊，他想到了紅軍企圖撤離的計劃，但他萬沒料到紅軍會走得這麼快。
那時他就命令何鍵，一面追堵6軍團，一面防堵紅軍大部隊西竄。他已部署好了重兵，不讓大股紅軍與汀西的賀龍聯起手來。他為這一計劃有些得意起來。
當他的目光離開印江、德江一帶移到紅四方面軍川陝根據地時，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他心裡清楚，這是一支並不比朱毛的隊伍好對付的力量，他覺得此時消滅赤匪統一中國大業的理想變得遙遠起來。在1933年底，那裡的紅軍曾粉碎過川軍20多萬人的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從川陝撤走後，到了陝北，主力很快西渡黃河。
就在紅軍主力緊鑼密鼓準備西征的前夕，蔣介石於1934年10月10日雙十節那天，偕夫人宋美齡、私人顧問端納、少帥張學良等一行，從漢口抵達洛陽，參加了中央軍事學院洛陽分院的開學典禮。
他同夫人站在檢閱臺上，看著一個個學員方隊在他眼前走過，強大的軍樂隊演奏出的音樂和方隊裡喊出的口號聲，震耳欲聾，那一刻，蔣介石又領略到了那種微醺的感覺。檢閱完畢之後，3000多名學員仍然排著方陣站在檢閱臺前，聆聽蔣介石的教誨——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內戰頻繁而對外用兵者！不安內則不能攘外，日寇是疥癬之疾，共匪則是心腹大患，共產黨的方誌敏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為抗日，實為威脅我南京……共匪不除，國無寧日！
蔣介石在洛陽停留幾日後，於14日到達了古都西安，邁出了他西北之行的第一步，當日的《華北日報》記述了蔣介石的西安之行：
……輿論認為蔣介石西安之行與共產黨對四川的威脅不無關係。因為國共的任何行動都會變該省為一主要戰線，但蔣委員長暨夫人卻大肆鼓吹新生運動……
蔣將軍、蔣夫人行後做即席演說，前者用中文，後者用準確美妙的英文。在座的無不讚嘆蔣委員長及夫人的尊嚴和風度，深為中國首腦層中能有這般才智、活力和獻身精神的人物而欣慰不已。
蔣介石又到了蘭州、寧夏等地，《華北日報》於10月21日報道了蔣介石寧夏之行：
方圓百里左右，只有綿延無盡的尖頂淺褐色的黃土山丘，山丘四圍沖蝕成乾裂的溪谷。
號角吹響了。民眾開始歡呼，樂隊開始奏樂，歡迎蔣介石夫婦和張少帥，客人們走下飛機，馬鴻逵將軍和其曾任山東省主席的兄弟馬鴻賓將軍走上前去與他們一一握手，表明寧夏仍在黨國手中……
當時的內蒙古也發電邀請蔣介石去視察，蔣介石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派一位好友去了內蒙，而他偕大隊人馬來到了張家口，隨後又去了太原。
蔣介石此次之行，被認為是危險的，由於隨行的張少帥和端納等人未加阻攔，事後受到了許多國民政府高階官員的批評。
從蔣介石這次西北之行中可以看出，蔣介石雖認為紅軍已到了最危險的關頭，他也料到紅軍窮途末路時會逃竄，但決沒料到會那麼快，直到南昌行營電話告之中央紅軍已經西征，蔣介石才偕高階幕僚急慌慌地飛赴南昌，去指揮追堵紅軍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