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賽克特病了，這時候去看看他，帶給他一些好訊息，也許是對他的顧問最好的安慰。
當蔣介石在參謀部人員的陪同下來到這位垂危的馮·賽克特病床前，並把紅軍主力西竄，中途被截擊，殲滅大部，一小部正在潰散的訊息告訴他的顧問時，馮·賽克特的確是興奮的，不知是藥力的作用還是興奮的作用，馮·賽克特從床榻上坐了起來。蔣介石想勸他躺下，他搖了搖手，氣喘著說：
決不能再讓紅軍有片刻喘息的機會，以前預想的幾種結果，現在仍要想到，不能讓他們與蕭、賀並匪會合。
蔣介石看著眼前的馮·賽克特有些心酸地安慰道：你放心，幾種可能我們都想到了，並且都作了準備，這次一定會萬無一失，你安心養病，有什麼好訊息，我會及時通告你。蔣介石握住了馮·賽克特發顫乾癟的手，他已經不對這位已榨盡最後一滴汁液的顧問抱什麼希望了。也就是說，這個德國老頭的使命已經完成了。
馮·賽克特似乎仍不放心，他讓護士把自己平躺在床上，雙手緊緊地握住蔣介石的手，喘息片刻道：紅軍殘部過湘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那些異己……他呆定地望著蔣介石又說：要想統一中國，要像消滅紅軍那樣消滅他們……
蔣介石衝這位德國老頭苦笑了一下，他何嘗不是這麼想呢？而事情往往並不隨他本人的意願，常常顧此失彼。他的私人顧問端納曾說他不瞭解中國的民眾，看來，這位眼前的德國老頭更不瞭解中國。此時，蔣介石的心裡是苦澀的，為自己也為這位德國老頭。
他告別馮·賽克特之後，在病房外默立了好一會兒。他在心裡為這位德國老頭祈禱，希望他能再多活一些時日。那時，他就在心裡盤算著，要儘早把馮·賽克特送回國，他不希望這位德國老頭死在中國，那樣的話，蔣介石會覺得對不起他。結果是，馮·賽克特於1935年3月回國，剛到1936年春天就死了。
紅軍過了湘江之後，在油榨坪經過兩天暫短的休整，然後繼續西進，於12月10日佔領湖南境內的通道縣。此時，桂敵在紅軍側後追擊，何鍵的一部兩個兵團趕在紅軍前進的方向修築工事，準備在紅軍與2、6軍團會合的道路上決一死戰。
自從紅軍離開蘇區兩個月來，連日的行軍作戰，戰鬥力大為削弱。紅軍出發時的8．6萬餘人，此時只剩下3萬餘人，戰鬥力大為削弱。如果繼續向湘西前進，必然要與五六倍於紅軍的敵人決戰。
博古、李德仍在堅持與2、6軍團會師的計劃，理由仍是讓部隊有個「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穩腳跟後，與賀龍和蕭克部隊聯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帶重新建立蘇區。
博古、李德這一想法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也是誘人的，但卻是不切實際的。毛澤東就認為這個計劃將有使紅軍全軍覆滅的危險。前方的道路，要比部隊渡過湘江還要艱難。
由於兩種意見的嚴重分歧，迫使紅軍不得不暫時在通道縣停下來，於12月12日召開中央負責人會議，研究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
毛澤東提議放棄與2、6軍團會合。以前多次較量，他太瞭解蔣介石的用兵之道了。與2、6軍團會合，一個已被敵人熟知的戰略意圖，仍然不顧一切地去實施，無疑會遭到失敗。
在紅軍尚沒到通道以前，蔣介石已派重兵層層封鎖紅軍與2、6軍團會合的道路，並築起了四道封鎖線：
第1道封鎖線：從新寧縣起經七昨橋、窯上、豆子坪、唐家園、五里渡、城步縣城、丹口、菁蕪、通道、靖縣、江口、東城場、牛埠至藏江。
第2道封鎖線：從新寧縣起，經江口、飛仙橋、馬頭橋、龍潭橋、石獅子、李家渡、五晨灣、銅鼓嶺、城步縣城、江口塘、十四鋪、綏寧城、文昌閣、天重界、靖縣、廣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3道封鎖線：自新寧縣起，經飛仙橋、石門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條溪、梅口、長鋪子、河口、洪江至黔陽。
第4道封鎖線：自新寧經安心關、武岡、舊心鋪、藥園、瓦屋堂、西坡、袁馬、洪江至黔陽。
「追剿」總司令何鍵，根據蔣介石的命令，把分散的5路兵力編為兩個大兵團。劉建緒為第1兵團總指揮，指揮1、3、5路的兵馬及第19師55旅並補充4團；以薛嶽為第2兵團總指揮，指揮原2、3兩路部隊。
廣西軍閥也組織了兩個「追剿」隊，以其15軍軍長夏威率兩個師為第1「追剿」隊，以其第7軍軍長廖磊率兩個師為第2「追剿」隊。
這次蔣介石共集結部隊20餘萬人，擺在紅軍前面。紅軍要想強行突破蔣介石的封鎖線的確是凶多吉少。
李德在會議上提出：目前我軍是疲憊之師，很需要立足之地進行休整，現在紅軍經過湘江一戰，勢單力薄，與2、6軍團會合拒敵，才能有希望。
毛澤東則提出與2、6軍團會合困難重重，不如轉道去貴州，然後再尋找機會，先避開敵人的鋒芒。
有人又提議，乾脆放棄與2、6軍團會合，到川陝與4方面軍去會師。
周恩來沒有急於發言，他的頭腦此時已清晰起來，目前這種處境，強行與2、6軍團會合肯定不行，即便去會合，也只能繞道，甩開敵人的追堵。就是會合成功了，建立了一小塊蘇區，蔣介石能甘心麼？他仍然會調集幾十萬的兵力來「圍剿」，一次不行，兩次……這樣能長久麼？
毛澤東的提議得到了很多人贊同，首先得到了王稼祥、洛甫的支援，就是周恩來言辭之間，也肯定了毛澤東的這一提議。
也就是說，李德和博古堅持的與2、6軍團會合的計劃以少數被多數否決了。
這對李德來說無疑是一次慘重的打擊，他自己也深知自從湘江紅軍遭到慘敗後，他的影響已日漸衰微了。他覺得此時，已經沒有意義再爭論下去了，他心灰意冷漠然地離開了會場。他這時的心情，多麼像寧都會議時，毛澤東無可奈何離開會場的情形呀。
李德此時的痛苦又和毛澤東在寧都會議時的痛苦有不相同的地方。就身份而論，李德是個外國人，是紅軍的顧問，他沒有必要在紅軍中爭權奪利。紅軍失敗也好，勝利也好，他總是個「外人」，總有一天會走的。他失落痛苦的是，他覺得自己的才智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而按照另一條截然相反的路線去執行，他心裡承受不了這種打擊。
李德自認為自己是對的，自己比任何一個國際顧問都出色。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卻忽視了，他面對的是一個陌生的國家，一支陌生的軍隊。他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吃透他周圍的人，怎麼能吃透一個國家和一支軍隊呢？
李德失意地離開會場，他信步走上了一個小山坡，山坡上枯草悽悽，陽光卻很好，此時眼前的景色正符合李德的心意。他在山坡上站了一會兒之後，便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深秋的風，裹挾著陣陣涼意吹在他的身上，他覺得身上冷，心裡更冷。
他想找一支菸來吸，一摸口袋，只掏出了一個空煙盒，他苦笑著把空煙盒扔到眼前的草地上。彷彿過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他看見山腳下那間開會的房間門開了，首先走出的是博古，博古徑直朝李德走來。
博古走到李德面前，呆站一會兒，便在李德面前蹲了下來。此時兩個人都是一樣的失意。沉默了半晌，博古才悠然地說：
他們勝利了。
其實不用博古說李德也知道會議的結果。李德又想起兩個月前，離開蘇區的頭天夜裡項英的提醒。李德這才說：看來項英說的是對的。
博古當然知道李德指的是什麼，也接著說：毛澤東利用了洛甫對我們的不滿。
洛甫有什麼道理對我們不滿？博古有些激動。
因為他感到有職無權。博古說。
我看不僅是這些，與毛的鼓動有關，別忘了轉移初期他們三個人天天在一起。李德強調著。
博古不置可否地一笑，半晌才說：王稼祥、洛甫對我們不滿，否定我們都可以理解，周恩來為什麼否定我們，難道紅軍到目前這種樣子，他就沒有責任麼？
李德道：按你們中國話講，這個人就是很識時務。
博古沒有再順著李德的話說下去，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安慰李德：他們堅持轉道去貴州，這樣也好，只不過是推遲與2、6軍團會合的時間而已，到頭來，他們無路可走，還得去與2、6軍團會合，到時候仍然說明咱們是對的。
問題是這種轉變，未來的責任誰來負，現在是我們指揮這支部隊還是毛澤東他們？萬一紅軍的命運遭到不測，我怎麼向共產國際組織交代呢？李德激動地站了起來。
博古也站了起來，豁達地說：歷史會做出公正回答的。
李德無奈地聳了聳肩。
那天晚上，博古為了寬慰李德沮喪的心情，安排肖月華和李德住在了一起。
這種機會對李德和肖月華來說是難得的。就是他們有機會見面，也不一定有相聚的條件。李德很難理解這種柏拉圖式的戀愛方式。他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時，便會莫名其妙地發火。
歷史自然會公正客觀地對李德有個評說。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描寫李德：
李德是個心灰意冷，飽經滄桑的前普魯士軍官，在他騎上馬同紅軍一起出髮長徵時，也是個變得聰明了一些的布林什維克。他在保安向我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麼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瞭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當時他的地位已降到極其次要的地位——但是他們都已埋葬了過去的不愉快的感情。
但是，應該為李德說句公道話，他在江西應負的責任的實際程度可能被誇大了。實際上，他成了共產黨為自己吃了大虧進行辯解的一個重要藉口。
他成了一個驕橫跋扈的外國人，害群之馬、替罪羊，能夠把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他，總是使人感到寬心的事。但是實際上幾乎無法相信，不論由哪個天才來指揮，紅軍在遇到了他們在第5次圍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之後，仍能勝利歸來。無論如何，這次經歷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可能從中受益，把全面指揮一支革命軍隊的戰術的大權交給一個外國人，這樣的錯誤，以後大概不會重犯了。
通過李德和博古的失敗，給以後的黎平會議打下了一個基礎。具有歷史意義的還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掌握了兵權，才有了陝北的勝利會師。當然，這一切都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