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老師，王老師，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對天使，像一個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處、最暖處。他們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詩——
我心裡有陽光
來自兩個有性別的太陽
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實。
3?那年那月那三天
這裡指的是兩個時間：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後者是高中考大學的日子。兩個日子對我都是非同尋常，有點一錘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幾回搏，說的就是這樣的日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啊！
把歧視當做動力，發奮讀書，通過優異的成績叫人刮目相看，從而改變受歧視的劣勢地位，這是受歧視者正常的一種反應，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自暴自棄，破罐子破摔，無所謂，無所求，任歧視自由發展。我當屬於前者，想通過努力把劣勢蓋住的。但是，我們那會兒讀書學習成績是不重要的，考試都是開卷考，好壞很難體現也無人關注。那時候，我們的好壞主要體現在勞動積不積極，好事做得多不多，對老師禮不禮貌等，這些課本之外的東西上。這些東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學五年，我當了五年的勞動委員。我待人也特別禮貌，包括現在都是這樣的。到了1977年，天變了，國家恢復了高考，學校也開始要成績了。這時我在讀初二。我讀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畢業班。要在以前，像我這種「黑五類」，高中肯定是沒門的。以前讀高中都講推薦，5%的比例，基本是「幹部」子女的特權。但是那一年天變了，上高中要考試，擇優錄取，我的機會就來了。
父親比我還重視這個機會，並把這種機會歸結到是我們搬出老屋的結果。其實那時我們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還住在老屋裡，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離紅房子遠啊。從那以後父親在新屋裡給我調整了房間，調到離紅房子更遠的西邊的房間裡，並專門對我講了一頓話。這頓話是我以後長長的一系列知道的開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頓話幾乎決定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今還在對我發揮作用。父親圍繞著希望我發狠讀書的主題，說著說著，變得像一個哲學家，向我道出了一個至真的道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我已經忘記父親有沒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發揮的閒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親說，文化就像太陽光，火燒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沒收不了（那時政府經常沒收私人東西，連你家多養一隻雞也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義尾巴），一個人有文化、有知識是最大的福氣。
把知識文化比喻成天外來的太陽光，這是我父親的發明。說真的，以前我對父親的感情是很複雜，一方面我覺得他很了不起，對生活和事情特別有見地、有追求，像個哲學家，另方面我又覺得他糊塗，經常裝神弄鬼，像個愚昧的人。另外，我父親脾氣很差，有點喜怒無常，動不動要打人。現在我又不這樣看了。現在我覺得我父親就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只是時運不佳，虎落平陽，變成了一隻羊而已。
話說回來，自父親跟我談過這次話後，我開始發奮讀書，得到的回報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們兩個班一百多名同學，考上高中只有五個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並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三名，比錄取分數高出3分半。儘管屬於險勝，但依然驚動了老師和同學，而且馬上流傳開一種很噁心的說法，懷疑我在考試時「做了手腳」。
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那麼，是什麼呢？我現在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