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收到了朋友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裡開會。她們互相傳閱了我的信，誰也沒有說什麼，誰也沒有表示什麼。散會後，我的信就遺留在桌子上。沒人收。一連在桌子上放了幾天，後來就不知哪去了。大概當廢紙被燒了。還告訴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愛情都很美滿。她們是真心實意地都關心著我，像過去我曾是宣傳股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一樣關心著我。她們還向股長建議，動員我寒假或暑假回團裡探一次「家」，往返路費由她們「報銷」……我怔呆了許久許久。
又讀她們的來信，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彷彿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她們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對我說的。都是我從前與她們相處時聽慣了的話語。如果離開她們上大學的並非我，而是我們宣傳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個人，她們依然會寫這樣的信，信中依然會寫那些話語。她們如此珍視友情，如同養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為她們的天性本如此。她們的品德本如此。她們為人的原則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懷鬼胎的是我自己。褻瀆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沒那樣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靈魂內還蟄伏著一個鬼。在我那樣做時，那鬼就變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麼醜惡。在這件事已無可挽回之後，我自己開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並無鬼胎的情況下做了的。也自責過。但從沒有鄙視過自己。從沒有憎恨過自己。而這件事則不同。它的本質證明著為人的鬼詐、狡猾和虛偽。動用了心術。而且是對三位真摯地關心著我的姑娘。誰動用過卑下的心術，誰就將得到等量的報應。動用沒動用心術，這是該不該原諒的界線。
「梁曉聲，梁曉聲，你這個狗崽子，你真不是東西，你真沒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詛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沒說一句話……新學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開大會。什麼內容我已記不起，只記得許多平常見不到的老教授們全到會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隊隊長、總支書記講話。他講了些什麼，我也不能全記起了，只記得這樣一句話：「復旦是藏龍臥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窩。工農兵學員不要只帶著紅口袋來到大學裝知識，還要積極參與復旦的鬥、批、改，徹底佔領上層建築……」這番話是針對新生說的。也分明是針對那些老教授們說的。他們當時那種普遍的無動於衷的默然表情告訴了我這一點。接著是評論、創作各專業各年級的學生代表發言。
我是創作專業新生的發言代表。我成為發言代表，是「毛遂自薦」的結果。同學們互相推諉。有的是真推諉，有的是假推諉。c其實很想受命當之，大家也都認為應該。因為她是支部副書記，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態，希望造成一種大家逼迫她成為發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順眼，就說：「她如果真不願意，我可以代表大家發言。」我主動請纓，誰也不好說不同意。於是發言代表就是我了。c老大不悅，一張寬臉拉長了。
其實我也不是要與c過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澱著一種強烈的、長期被壓抑的、愛出風頭的願望。活了二十五歲了，社會還沒為我提供過一次像樣的機會。讓我像樣地滿足地出一次風頭。按說「文化大革命」總該算一次機會，出身乾淨，紅五類。大風頭出不了，小風頭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個什麼紅衛兵組織，並非幹不成。我們中學裡，最初起碼有三十幾個紅衛兵組織。最小的紅衛兵組織只有七八人。我又覺得那種風頭太丟臉面。黑龍江省「炮轟派」的一個頭頭，哈軍工的學生，與「捍聯總」的頭頭們從北京談判後回到哈爾濱，站在飛機舷梯上，答各派戰報記者問，那瀟灑風度，那演講才能，令我羨慕極了。當時我十九歲，那個頭頭二十四五歲，正是我到復旦的年齡。十九歲的我到機場看熱鬧，目睹彷彿電影裡的情形，那時便暗暗想，給我一次這樣的機會，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學生紅衛兵組織聯合代表大會召開，也去看熱鬧。一位中學女紅衛兵領袖，站在臺上，面對數千人，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安娜一樣，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數千人頓時鴉雀無聲，而後以鏗鏘的語調大聲演講：「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們紅衛兵的歷史使命，我們要光復莫斯科！解放華盛頓！踏平巴黎！佔領倫敦……」於是臺下囂起一陣陣口號的狂濤：「光復莫斯！解放華盛頓！……」我在臺下暗想，哪怕我是為那中學女紅衛兵領袖擺弄擴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鄉後，漸漸地對一切轟轟烈烈都厭倦了，但是更愛出風頭。開個什麼慶祝會，總要胡寫幾行歪詩當眾朗誦朗誦。若有人奉承：「詩寫的不錯呀！」便足可得意幾天。後來也終於覺得不過癮，也厭倦。期待著我人生路上有更輝煌的機會到來，出更輝煌的風頭。
二十五歲，二十五歲，這真是年輕人最最渴望出風頭的年齡！研究起來，年輕人的愛出風頭，大抵是因為姑娘們的存在。正如不見雌孔雀，也未受什麼鮮豔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懶得開屏的。只有小夥子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出風頭的小夥子，也沒多大興致出風頭。反之，只有姑娘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打扮的姑娘，也沒多大興致打扮自己。出風頭實在是小夥子們為姑娘們「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將代表專業新生髮言，看成是在全系師生面前的一次公開「亮相」。在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中，在名牌大學的教授、講師面前進行一次精彩的發言，我以為這風頭是大大值得一齣的。是一次夠輝煌的機會。
預先寫好了發言稿，但對同學和老師說尚未寫好。發言稿揣在兜裡，走出學校，在校園後圍牆下來回徜徉，將發言稿背了下來。
我要達到在發言時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發言後引起掌聲和竊竊私議。
我要在散會時聽到學生、教授和講師們互相詢問：「他叫什麼名字？」
「哪個專業的？幾年級？」
還要聽到這樣的稱讚：「發言太有水平了！」
「簡直出口成章！」
「從容不迫！」
「有演說家氣質！」
還要引起男學生們的嫉妒。
還要從此無論在什麼場合下都吸引女學生們的目光。
還要從此為自己在專業，在系裡奠定一種優上的地位……
在學校「肝炎隔離室」和傳染病醫院裡孤孤寂寂地度過了整整一學期，想出一次風頭的願望幾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開會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鐵灰色的卡中山裝。出院後買的。上海那時流行襯領，便新買了一條潔白的襯領，使鐵灰色內露出一圈潔白。單帽早已不戴。頭髮早已長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個斯文了點的「馬立本」，覺得自己還頗有發言代表的風度，挺自信的。系總支書記、工宣隊長的講話，擾亂了我背熟的發言。我覺得他說的太荒唐。無論是什麼人，說了我不贊同的話，無論什麼場面下，我也會起而反駁。全然不計後果。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與我的愛出風頭，相得益彰，互為襯映，顯現出一個我來。他的話剛結束，我便站了起來。我說：「我不同意您的話！復旦大學誰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給我們看！當然不會是我們工農兵學員吧？那麼難道是這些教授？副教授？講師們不成？我看他們沒那麼可怕！在上、管、改中，工農兵學員不是與革命的教師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嗎？虎豹豺狼一詞，不是明明在分裂我們嗎？……」
工人若在工廠裡做工，我是很尊敬他們的。若在大學裡氣指頤使，那再令人討厭不過了。我是有意當眾表示出我對這位工宣隊隊長的蔑視。下鄉前，軍宣隊也當眾頂撞過，頂撞也就頂撞了。在兵團，一般連隊的知青，幾年後已普通形成了對權力的蔑視。有一次，一位兵團總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廠視察，進入我們男知青宿舍，大家躺著的照樣躺著，歪著的照樣歪著，光著脊樑洗臉的照樣水花四濺地大洗特洗，沒一個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說：「同志們好」，也沒人應聲。
我初入復旦，不知深淺。不知工宣隊在復旦的一統天下的權力，更不知「藏龍臥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窩」這句話是張春橋說的。
所以我的話，使全體鴉雀無聲。許多老師和許多學生是都知道張春橋說過那句話的。如果我也知道，絕不會當眾反駁工宣隊長的。我以為反駁他一下，不過就像在兵團時反駁團長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其實大不一樣。
我的話所造成的靜場效果，使我愛出風頭的心理受到了慫恿和鼓勵。於是我借題發揮，侃侃而談。好像還說了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從書架上走下來，與老教授們坐在一起，同樣引起我的敬意一類的話。總之，接下來我說的盡是一些花哨浮麗、賣弄唇舌的話。大大地譁眾取寵了一番。工宣隊隊長臉色陰沉嚴峻。
「住口！」有人打斷我的話，是評論專業三年級一名上海男同學，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剛坐下，第二個立刻站起，一場批判會自發開始。我是那麼不堪一擊。沒有機會站起來反駁。有機會站起來也失去了反駁的勇氣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掃而光。坐在那裡無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學。這應該被解釋為復旦的一種政治現象。同全國所有文理科大學一樣，中文系也是復旦的「神經」。是工宣隊控制最嚴的系。如果說其他理科各系的學生還可以也能夠將政治視為「副科」，中文系的學生則不得不將政治當成本科。在那個歷史時期，復旦中文系實應改為「復旦中國政治系」。復旦小舞臺上的政治戲與中國大舞臺上的政治戲，是按照同一指令碼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隊。導演也是他們。在一切運動中，中文系帶動哲學系、新聞系、歷史系，然後帶動起全校。
徐景賢曾對復旦工宣隊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復旦。這是我們的兩座橋頭堡。復旦應該成為斯莫爾尼那樣的大學。」斯莫爾尼，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蘇維埃奪取政權培訓武裝力量的革命大學。「四人幫」希望將復旦的學生培訓成既能為他們奪取政權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衛冬宮一樣有朝一日保衛他們的「中國士官生」。
工宣隊在中文系培訓的骨幹，以上海學生為主。指出這一點，也許會傷某些上海「工農兵學員」的自尊心，但這是事實。有許多充分的證據足以證明這一點，張春橋曾對復旦作過指示：「要多輸送上海學生進京」。
但另一個事實是，並非所有的上海學生，都願意成為「骨幹」。像c那樣的外地學生而積極靠攏工宣隊的，有之，不多。每一個懷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圖在告別復旦時，得到復旦慷慨的政治饋贈。失掉了些什麼，他們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對錢的觀念很實在一樣，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對政治的觀念也是很實在的。這也就是「四人幫」粉碎以後，許多應該「說清楚」的人，為什麼只談政治，不談靈魂，說來說去總也說不清楚的緣故。
我的風頭出得很划不來。但因此出了點名。許多學生從此都知道中文系有個梁曉聲。在女學生們眼中，我不過是個譁眾取寵的傢伙而已。但我並不認為這不公正。很公正。與其說那是對一個工農兵學員的觀點的「圍剿」，不如說是對一個愛出風頭的傢伙的公開聲討。
在五角場買香菸，碰到了專業的一位老師。
他問：「氣色怎麼這麼不好？病了？」
我說：「沒病。」
他說：「你剛出院不久，肝病容易復發，要注意身體啊！」我說：「謝謝。」
他說：「感到壓力了？」
我說：「有點。」
他說：「工宣隊是很惱火，還要繼續動員學生對你進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辯解過了。你是新生，剛入校，對復旦的情況缺乏瞭解，發表了錯誤的觀點也情有可原。」我沒作聲。
他又說：「其實我和你的觀點一樣，工農兵學員應該同革命教師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大學又不是動物園，哪有什麼虎豹豺狼？聳人聽聞嘛！即令有，也不是我們。你的觀點並不錯，只是太譁眾取寵了。如果不是這樣，肯定會有不少同學支援你的觀點。譁眾取寵，你就使自己正確的觀點也變成孤立的觀點了。在個性、氣質、風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質樸無華。你要記住這一點。今後要多觀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復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們教師的責任之一，就是儘量保護自己的學生。」
老師的話使我非常受感動。
因為那次發言，以及「四人幫」被粉碎的訊息剛剛傳到復旦，我第一個闖入校黨委抗議不許我們走出校園遊行慶祝，我的畢業鑑定上多了對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條——「與‘四人幫’進行過鬥爭」。
十六名同學中，只有我的鑑定中有這樣一條評語。被粉碎了的「四人幫」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腳也算勇氣麼？
細想想，真慚愧！政治對人的嘉獎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從此對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經三十六歲。愛出風頭的年齡早已過去了。與多情的年齡一塊兒過去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體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是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作人的原則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復旦見識到了不少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見識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總支副書記中，有一個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餘歲。不知是留校生還是工宣隊。樣子很猥瑣。我從未見其笑過，永遠那麼猥瑣地嚴肅著。彷彿權力又極大，與系工宣隊隊長平起平坐。背影莫測。在《學習與批判》上發過一篇所謂雜文《贊「山羊角」精神》，據說很得張春橋好評。自那以後，似乎更身價百倍，使人覺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時刻想猝然頂你一頭。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在系裡拍著桌子訓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而且他還沒有脖子。在校園裡看見他，矮矮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移動過來，猥瑣而嚴肅地瞪著你，夠令人不舒服的。我經常是退避三舍，繞條路走。無路可繞，便低下頭去。倒不是怕他到這般地步，是看見他也會破壞你一時的好心境。按說他應到某電影製片廠去作特型演員，卻狂傲之極地在堂堂復旦大學內招搖過往。「四人幫」納「賢」到了寵醜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國替復旦深感羞恥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隊員，某天中午還在復旦食堂用鋼精勺敲著鐵飯碗，一邊哼唱樣板戲一邊排隊買飯，第二天便在《人民日報》上揚名顯姓，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將報紙拿給他看，指著他的名字問：「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媽的哪有當中央候補委員的造化！」後來證明果真是他，喜滋滋樂悠悠地又對人說：「洪文對我真夠意思！」原來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時的小兄弟。王氏還真夠講交情的。雞犬升天尋常事。難怪那年頭許多人都認為政治是個一本萬利的賭盤。抹下臉皮往上拋賭注。
「四大幫」粉碎以後，有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了一個不尋常人——上海曾紅極一時的一位小說作者。到我們專業去座談過，故而認得。我問他日子好過否？他倒對我說了幾句實話：「日子不好過哇。其實我們這些人呢，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我們是要通過文學走向政治。我們崇拜的是張姚道路。哎，前途如煙了呀！……」
心灰意懶之人，往往能吐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