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搓著手，像考生接受面試一樣，有幾分緊張地同她談劇本。
沒談幾句，便被她打斷，問：「要拍？」
我說：「不拍。」
問：「要發表？」
我說：「不發表。」
怫然站起，大聲道：「也不拍攝，也不發表，邀我來幹什麼？」
我不知所措，交個文學朋友的目的，怎麼能當她面說出口？
「我早就知道，沒有名人推薦，沒有後門方便，像我這樣的，要在你們北影上一部電影，不過是痴心妄想！」她憤憤地說，從我手中奪去劇本，塞入自己的書包，也不告辭，拔腳便走。
我一時坐在那裡發懵。
忽而想起母親的另一條教誨——凡事要善始善終，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邊走。我在後邊跟。
她不回頭，走的很快。
我也不趕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離。
相跟著走過走廊，走下樓梯，走出主樓，走到廠院內。她猝然回頭瞪視我：「你跟著我幹什麼？！」
我訥訥回答：「禮節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來這一套！」轉身加快腳步，揚長而去。
我呆立了一會兒，沒趣地回到辦公室，心裡這個氣呀！茶水，潑了。
五香瓜子，扔進紙簍。想了想，又撿出來，自己花錢買的東西，犯不著為如此不識好歹的「小子」扔掉。留著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著她寄劇本的大信封，越看越來氣。忍不住從筆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筆，飽蘸了紅墨水，就在「張辛欣」三字上惡狠狠地劃了個「×」，判處了她的「死刑」。暗暗發誓：今後只要是這個「小子」寄來的劇本，落我手中，一個字也不看！來一個退一個！……後來，翻《北京文學》，見有她的一篇小說發表其上，讀了半頁，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卻未免有點妒嫉。那時我剛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塊」，還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學》上發表小說。
再後來，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復興、陸星兒、曹鴻翔，同榜考入中央戲劇學院，開始與我來往，每每談及導演繫有個張辛欣，這般那般的。
我問什麼樣的一個「張辛欣」。
他們就對我描繪。
證實竟是與我打過交道的「那一個」。
心中不禁暗暗羨佩：「小子」果有真才實學！不簡單！但又很希望「這一個」並非「那一個」。她考入中央戲劇學院也使我妒嫉，有點「工農兵學員」心理。
再後來，《在同一地平線上》發表，文壇矚目，「張辛欣」三字聲譽鵲起。
找來那篇佳作拜讀。讀罷心悵悵然，妒嫉卻消除了。對有才華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悵悵然者，自己尚無進取耳。
那時安憶也已揚名。記不清是某月份內了，竟在各刊幾乎同時有六篇小說發表！
現在回想起來，安憶、辛欣兩位青年女作家當初「異軍突起」的創作開端，對我促進很大。丫頭們能是，男兒何不能是？！遂更少玩樂，發奮讀書，勤勉寫作。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聽到些溢美之詞，多少有些飄飄然起來。領獎期間，安憶對我說：「曉聲，你那篇小說我認真看了。你是中篇結構，短篇寫法。因此前半部從容，後半部拘謹。」
我本期望也從她口中聽到一些溢美之詞，未想到她卻兜頭潑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悅，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間，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獲獎小說，暗自承認，安憶對它的評價是公正的。
在文學朋友中，安憶從未對我說過言不由衷的話。一句也未說過。
安憶是坦誠的，起碼對我是這樣。
安憶，謝謝你。
比起來，倒是茹志鵑老師比安憶對我更「揚長避短」一些。
在第四屆作協代表大會上，茹志鵑老師一見我，第一句話便是：「《父親》我看了，寫的很質樸，很好。」還頗嚴肅地指責我：「它是為我們寫的，怎麼後來你又給了《人民文學》？」
《父親》原本確是為《上海文學》寫的，因「債臺高築」，不得不「拆東牆補西牆」。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鵑老師家去看望她，她又對我說，《父親》是篇成功之作。
安憶在旁聽了，淡淡地道：「媽媽，你別總說他愛聽的話。我看父親責備兒子為什麼不要求入黨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鵑老師說：「你總挑別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別人認為你驕傲？」
安憶說：「曉聲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經常從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問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認嗎？」我說：「承認。」
她笑了。
茹志鵑老師也笑了……《今夜有暴風雪》發表後，中央戲劇學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與我交談過它的得失。
我對每一位都這樣問：「張辛欣看過沒有？」
他們都說看過。
我又問：「她怎麼評價？」
他們都說：「辛欣挺喜歡這一篇的。」
還問：「真的？」
答：「當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點寫作的自信。
我對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隻母雞孵出了一隻小鴨子，懷疑是「怪物」。聽到我所敬重的文學朋友們的評價，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汙染」階段，《青春》叢刊副主編李紀同志來京組稿，找到我，要求我帶他去找辛欣。
我問：「辛欣眼下日子不好過，幾家刊物將要發表的稿子都被抽下來了，你敢發她的作品？」
老李說：「怕什麼？對張辛欣今天批得有沒有道理，公正不公正，還需明天作結論呢！」
我說：「你有這種氣魄就好！我帶你去！」
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天很冷，我們到了戲劇學院，九點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學告訴我們，她看什麼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