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你我還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屬「文學青年」一類。我「迂」得可憐，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樣，都急切地要早日顯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種壓制。
其實呢，我作了幾年電影編輯，倒認為靠名人推薦，或走個什麼「後門」，達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並不那麼容易。編輯之上有編輯組長，編輯組長之上有編輯部主任們。主任們也說了不算，還得經過編輯部定稿小組討論。討論之後也還無效，得經黨委通過，有時甚至還驚動電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階的「階段」，則非黨中央的某某領導同志出面說一句話不可。
一部電影的拍攝，真是層層把關，難乎其難。如今「拍攝自主權」下放各廠，情況是略有好轉，但那「犯錯誤」的可能也便同時下放到了各廠。把關者們還是比刊物的負責人們更其顧慮重重。一篇稿子發排了又抽下來，也不過就損失個幾千元，至多上萬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攝又中途「下馬」，那損失則可能是十幾萬，幾十萬。如今講究「經濟效益」，損失中包括了全廠職工的獎金，是「怨聲載道」的。電影編輯們，除個別人熱衷於假什麼名人或首長之名，推平庸之作欲獲責編費而外，多數還是有藝術良心的。
我覺得我自己在這一點上就無懈可擊。謙虛過分實乃虛偽。
在我們北影的《電影創作》即將復刊時，一天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交給我一個劇本說：「別拖，早看完。看完寫一份書面意見給我。」
我接過劇本，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便看。
內中用大頭針彆著幾份「批示」。
第一頁，是當時的一位領導同志寫給自己秘書的，只稱作者名字，可見關係非同一般。大意是劇本看過了，很電影化，主題思想很有意義。人物形象突出，情節曲折生動云云。要秘書告作者，已代轉電影局某負責同志。
第二頁，是這位電影局某負責同志的「意見」，當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見」。大概是為了表示虔誠和態度認真，還提了幾條無傷大雅的「似可修改」之處。一個「似」字，道出許多謹慎。
第三頁，是我們北影廠當時廠長的批條——立轉編輯部主任一閱。
主任積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閱」了。我看罷這些「官批」，對同室的一位老編輯笑道：「這位作者，不是大幹部的兒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類。」老編輯揶揄道：「你的美差來了啊。」
我答：「看看再說吧。」
這個劇本是根據北影已故著名編劇海默同志的遺作《戰馬》改編的。
看過後，竟沒看出什麼「匠心」之處。凝思良久，又去資料室翻出原作細讀。讀罷，大不以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寫的是新疆剿匪時期，一名解放軍排長的戰馬，在戰鬥中犧牲，戰馬是騎兵的「第二戰友」，思念之情深切。後來在戰鬥中擊斃一匪首，獲得一匹與自己的「戰友」一模一樣的雪白馬，遂結「生死之交」，屢立戰功。小說原作，確不失為一篇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為，從小說到電影，所謂改編應是「再創作」，要重新體現改編者自己的藝術處理和藝術構思。「再創作」意味著藝術性的「再昇華」，思想性的「再開掘」，情節細節方面的「再組合」。不見這些，那改編便是平庸的改編，當一名編劇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為電影，該補充多少改編者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方面的積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於這種藝術觀點，我認為那劇本的改編是平庸的，這就與那些負責人的意見大相徑庭了。
我又瞭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親自改編過自己這篇小說，北影還曾列印，「文革」中「一掃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為難起來，不知該怎樣寫「書面意見」，索性拿著它找主任當面說。
主任又問：「改編的如何？」
我說：「將小說‘斷行’，不等於就算改編。」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來。
我又說：「題材也有些陳舊。剛剛粉碎‘四人幫’，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側面反映‘十年動亂’的電影。再者，便拍，也應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編的劇本，亦算對我廠著名編劇的一種追憶和紀念。」
看得出，主任也頗感為難，默默吸了一會煙，終於說：「這樣吧，再給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將恢復，修改後發一下，也算了結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藝術判斷水平的老同志，看後對我說：「即使發表，也需讓作者再認真修改幾遍。」
我就打電話與作者聯絡，約他到廠裡來聽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見。
他嫌路遠，希望到他家談。
我想到副主任家離他家較近，為了老頭少走許多路，應諾了。那時我們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從北影廠到火車站，路是夠遠的。倒了三次車到了火車站，還要倒一次車，下了車還要走十分鐘。那一帶我到北京後沒去過，街道不熟，約定的時間又早——八點半。六點半便離廠，吃不上早飯，北京站附近買了一個麵包，邊走邊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當然要請副主任先談意見。
老頭看得很認真，用鉛筆在稿紙格邊做了許多記號，寫了不少句「評語」，一邊翻閱，一邊談。
老頭談一條，作者「解釋」一條。或曰：「這裡你沒看明白。」或曰：「這裡不能照你的建議改。」或曰：「我自己認為這裡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斷他說：「我們尊重改編者本人的藝術見地，我們的意見也僅供你參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過分。你修改後再寄我們看吧！」說罷起身，也不告辭，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評我：「幹嘛那麼沒耐心呢？」我說：「他幹嘛那麼不虛心呢？」
副主任說：「他認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這一點你還沒看出來？」
我說：「看出來了，因此我這一般編輯不願給他這非一般作者當責編，另請高明罷！」
副主任笑道：「我們研究後，還非你當這責編不可呢！沒吃早飯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們找個地方，我請你吃一頓。」數日後，劇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頭勾出的幾個錯別字，毫無變動。再一項作者的「勞動」，便是用橡皮將老頭在格邊作的記號或評語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腦細胞了！擱置抽屜，看他怎樣？僅僅隔了一天，就打來電話，質問：「你們到底作出決定沒有？」
我反問：「什麼決定？」
作者說：「有關領導同志都很認真對待這個劇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廠長也無反對態度，你們為什麼雞蛋裡挑骨頭呢？」
我說：「那你就讓他們直接下道生產令拍攝嘛！還給我這個責編打電話幹什麼？」說罷掛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