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內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我便斷定，他是屬於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裡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著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送入站內，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別交待了一番，望著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於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親是高階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像大作這種水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嬌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處理，你只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將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產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內，一併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歸趙」。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我自以為「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臺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於人，傳詬於世麼？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褻瀆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輒：「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並配合評論。」
文學藝術的圈子裡，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麼？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
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後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資訊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佈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著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彷彿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著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後還隱藏著我這麼個人。
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