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忘不了這樣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裡要來一個衛生檢查團到我們學校檢查衛生，班主任老師吩咐兩名同學把守在教室門外，個人衛生不合格的學生，不準進入教室。我是不許進入教室的幾個學生之一。我和兩名把守在教室門外的學生吵了起來，結果他們從教員室請來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老師上下打量著我，冷起臉問：「你為什麼今天還要穿這麼髒的衣服來上學？」
我說：「我的衣服昨天剛剛洗過。」
「洗過了還這麼髒？」老師指點著我衣襟上的汙跡。
我說：「那是油點子，洗不掉的。」
老師生氣了：「回家去換一件衣服。」
我說：「我就這一件上學的衣服。」
我說的是實話。
老師認為我頂撞了她，更加生氣了，又看我的雙手，說：「回家叫你媽把你兩手的皴用磚頭蹭乾淨了再來上學！」接著像扒亂草堆一樣亂扒我的頭髮：「瞧你這滿頭蟣子，像撒了一腦袋大米！叫人噁心！回家去吧！這幾天別來上學了，檢查過後再來上學！」
我的雙手，上學前用肥皂反覆洗過，用磚頭蹭也未必能蹭乾淨。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願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鍋、刷碗。家裡的破屋子四處透風，連水缸在屋內都結冰，我的手上怎麼不生皴？不衛生是很羞恥的，這我也懂。但衛生需要起碼的「為了活著」的條件。這一點我的班主任老師便不懂了。陰暗的，夏天潮溼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樣的一間小屋，破炕上每晚擁擠著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碼要掉下三斤土，爐子每天起碼要向狹窄的空間飛揚四兩灰塵……母親每天早起晚歸去幹臨時工，根本沒有精力照料我們幾個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還乾乾淨淨，手上沒皴頭上沒有蟣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當時沒看過《西行漫記》，否則一定會頂撞一句：「毛主席當年在延安住窯洞時還當著斯諾的面捉蝨子呢！」
我認為，對於身為教師者，最不應該的，便是以貧富來區別對待學生。我的班主任教師嫌貧愛富。我的同學中的區長、公社書記、工廠廠長、醫院院長們的兒女，他們都並非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有的甚至經常上課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師卻從未嚴肅地批評過他們一次。
對班主任老師尖酸刻薄的訓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兩眼湧出淚水，轉身就走。
這一幕卻被語文老師看到了。
她說：「梁紹生，你別走，跟我來。」扯住我的一隻手，將我帶到教員室。
她讓我放下書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說：「你的頭髮也夠長了，該理一理了，我給你理吧！」說著就離開了辦公室。
學校後勤科有一套理髮工具，是專為男教師們互相理髮用的。我知道她準是取那套理髮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裡卻不想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窮，太窮，我在學校裡感到一點兒尊嚴也沒有。而一個孩子需要尊嚴，正像需要母愛一樣。我是全班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免費對一個小學生來說是精神上的壓力和心理上的負擔。「你是免費生，你對得起黨嗎？」哪怕無意識地犯了算不得什麼錯誤的錯誤，我也會遭到班主任老師這一類冷言冷語的訓斥。我早聽夠了！
語文老師走出教員室，我便拿起書包逃離了學校。
我一直跑出校園，跑著回家。
「梁紹生，你別跑，別跑呀！小心被汽車撞了呀！」
我聽到了語文老師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園，在人行道上跑著追我。
我還是跑。她緊追。
「梁紹生，你別跑了，你要把老師累壞呀！」
我終於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氣喘吁吁。
她說：「你不想上學啦？」
我說：「是的。」
她說：「你才小學四年級，學這點兒文化將來夠幹什麼用？」
我說：「我寧肯和我爸爸一樣將來靠力氣吃飯，也不在學校裡忍受委屈了！」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
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裡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犟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臺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老師又問：「哪一課？」
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
「看過幾遍了？」
「兩遍。」
「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宣告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裡，就講述到哪裡。」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裡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羨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羨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裡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跡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麼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不久，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了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並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制，就苦了我。家裡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兩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裡，我常常於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面，不是過於肥大就是過於短小，不僅破，而且髒，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汙。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過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裡的唯一的一個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
不僅因為她是我小學時期唯一關心過我喜愛過我的一位老師，不僅因為她給予了我唯一的樹立起自豪感的機會和方式，還因她將我向文學的道路上推進了一步——由聽故事到講故事。
語文老師牽著我的手，重新把我帶回了學校，重新帶到教員室，讓我重新坐在那把椅子上，開始給我理髮。
語文教員室裡的幾位老師百思不得其解地望著她。
一位男老師對她說：「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師因為這個學生都對你有意見了，你一點兒不知道？」
她笑笑，什麼也未回答。
她一會兒用剪刀剪，一會兒用推子推，將我的頭髮剪剪推推擺弄了半天，總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說：「老師沒理過發，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刀，大冬天的給你理了個小平頭，你可別生老師的氣呀！」
教員室沒面鏡子，我用手一摸，平倒是很平，頭髮卻短得不能再短了。哪裡是「小平頭」，分明是被剃了一個不徹底的禿頭。蟣子肯定不存在了，我的自尊心也被剪掉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