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除七個垃圾通道時，常將易拉罐兒，塑膠瓶眼細地挑出來攢著。我也常見他推了滿滿一車廢物送往什麼地方的廢品站。
我曾聽有人說：「嘿，又發了，也許賣不少錢呢！」
我不相信現而今誰靠撿廢物賣會「發」。
倘真能，為什麼我們城裡人不也「發」一把呢？
一個易拉罐兒幾分錢，一斤廢報幾角錢，這我也是知道的。一車廢物賣不了多少錢的。明擺著的事兒。
朱師傅掙的是城裡人，尤其是北京人顯然的，絕對的不願掙的錢。也是顯然地絕對地在靠誠實的勞動掙錢。
故我常將能賣錢的廢物替朱師傅積攢了，親自送給他。
有次我問：「怎麼最近沒見朱凡啊？」
他笑了，欣慰地說：「去學電腦了！」
這一位中年的，安徽農村來的農民父親，就用自己賣廢品所得的錢，供他的兒子去學最現代的謀職技能。
現在朱凡已經在某郵局謀到了一份臨時的工作。儘管收入和他父親的收入一樣很低微，但畢竟的，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師傅見了我，吞吞吐吐地問：「你看，如果我想在車棚這一角用些膠板圍一處我睡覺的地方，廠裡會同意嗎？」
我說：「我不是早就建議你這樣做了嗎？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廠裡我替你說。」
廠裡的領導也很體恤他一家。
現在，朱師傅有了自己的棲身之處——就在門房的邊上，一米多寬，兩米多長，用膠板圍的一個箱子似的「房間」。睡在裡邊，夏天的悶熱，冬天的森冷，大約非一般城裡人所能忍受。
現在，這一家人已在北京——確切地說，在我們童影的門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師傅、「嫂子」和朱凡，都在為生活而掙錢。不管一份工作多麼髒，多麼累，收入多麼低微，在北京人看來是多麼不值得幹，不屑於幹，在他們看來，卻都是難得的機遇……
在風天，在雨天，在寒冬裡，在赤日下，我常見「嫂子」替朱師傅清理七個垃圾通道，替朱師傅打掃宿舍區和廠區的衛生。也像朱師傅一樣，從垃圾裡挑揀出可賣點兒錢的東西。她替朱師傅時，朱師傅則也許往廢品站送廢品去了，也許另有一份兒活，去掙另一份兒錢了。
「嫂子」推垃圾車的步態，騰騰有力，顯示出一種「小車不倒只管推」的樣子。
這一家的每一個成員，似乎總是那麼樂觀，似乎總是生活得那麼親情融融。
有時我不免奇怪地想——他們的樂觀源於什麼呢？
當然的，我知道，他們一家人要通過共同的努力，早日積攢下一筆錢，然後回安徽農村去蓋房子。
那須是多大數目的一筆錢呢？
三萬？還是五萬？
他們離這個目標還有多遠呢？
似乎，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再豁上七八年的時間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達到，一定能達到。
難道，這便是他們樂觀的生活態度的因由嗎？
哪一個人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哪一個家庭沒有生活的目標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個家庭，身在到處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大都市裡，不謗世妒人，不自卑自賤，不自暴自棄，一心確定一個不超出實際的尋常得不能再尋常的生活目標，全家人同舟共濟，付出了一個七八年，並準備再付出一個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實現呢？
我清楚，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這一種生活態度不是很可敬嗎？
自尊，自強，自立——於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師傅一家一樣嗎？
十分難得的是，他們還有那麼一種彷彿任什麼都腐蝕不了的樂觀！
這樂觀可貴呀！
我常對自己說——朱師傅是我的一面鏡子。他這一面鏡子，每每照出我這個小說家生活的矯情。
我也常對妻子和兒子說——朱師傅一家是我們一家的鏡子。
相比於朱師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還有什麼理由不樂觀地生活？我們對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滿足不如意，不是矯情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