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二允忱的出發點是好的，在衡量了各種利弊！後，根昭州帆甫產，終於決定將農業各種稅賦合併。在改制之初，大明農業稅賦除了基本稅外，還要加上其他的攤派和負擔，比如均平錢這主要針對富有的田主，取代勞役徵收的均德，上供物料的折銀，還有驛站供給，民壯等等。大約有十四種附加稅。
根據各種資料，朱允墳耗了很久，終於制定出自己比較滿意的稅率。對那些少於三十畝土地但主要是下等地的、以及家裡不多於兩個成年男子的百姓來說，稅收負擔通常不到他們糧食收成的半成，也就是百分之五左右。對一個擁有三百畝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戶中有五六個成年男子的中等農家而言，他的稅收負擔接近於他糧食收成的一成左右，也就是百分之十。
這主要是為了打擊土地兼併，田地越多，所要繳納的稅賦比例也隨之增加。根據這些資料，朱允圾準備好以後，提交內閣議論關於農業賦稅摺合成寶鈔來交納的議案，並迅速通過。朱允墳覺得，將實物稅轉變為貨幣稅可能更為合適以後進行改革。但恰恰是這個十分英明的決定，造成了朝廷和百姓兩百俱傷，現在思考起來，似乎是大明準備不充沛的原因，朱允煩所邁出的步伐過大了。
因為既然農業稅是摺合成寶鈔上交，那麼要交納賦稅，就首先必須把收穫的糧食賣掉，於是到了每年徵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賣出的糧食驟然增多，導致糧價不斷下跌，農民只有賣出比正常價格時候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納賦稅所需要的寶鈔，而到了徵收賦稅的時段過去，市場上的糧食減少，於是價格又會上升。
這種現象在陳醬的奏摺中就舉了這麼一個例子：山東紛上縣收穫之後，很快就到了稅收期限，這時候的小麥價格從正常的每石七百文寶鈔降到每石四百三十文寶鈔左右，大麥則從每石四百文寶鈔降到每石二百五十文左右。三個月後價格又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稅收折銀以後，繳納賦稅之時，農民為了交稅，不得不以低價出賣糧食，獲得錢鈔，於是納稅期糧食價格下降；當納稅期一過，糧食價格立即上漲，造成了農民生活的困難。這並非僅僅發生一介。地區，全國各地都是如此，在江南，這種由於交納賦稅造成的糧食價格波動還要劇烈。
那麼由此造成的是什備結果呢？朝廷是不是因為農民因為糧價降低而不得不賣出更多的糧食而獲得收益呢？
恰恰相反！朝廷從中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不妨作個假設，假如農民賣冉一百石的糧食，這時候糧價是每石四百三十文寶鈔，得到的寶鈔是四十貫左右。上交給朝廷。而等朝廷拿到這四十貫的時候。並用於支出各種開銷的時候，正好是過了稅收時期，糧價回到正常水平，甚至高於正常水平。如果用這四十貫寶鈔到市場上去買糧食的話，假如糧價是七百文寶鈔，只能買到六十石左右的糧食。
於是在農民那裡，交的稅是一百石，而實際上朝廷真正收到只有六十石左右。那麼當中四十石的好處跑到哪裡去了？顯然就是跑到那些買進賣出的商人那裡去了。
糧價的時間差異會造成這種農民負擔沒有減輕，而政府收入也沒有因此增加甚至反而減少的結果。真正從中獲取利益是商人。
同樣南北糧價的差異也會造成類似的結果。這種糧價波動造成的影響對於解釋為什麼朝廷實際收到的賦稅很低，而農民實際的交納的賦稅其實並沒有那麼低，應該還是比較有力的。這裡面的差額實際上是被商人拿去了。
好心辦壞事的故事多了，但是朱允墳卻是明明白白、結結實實的帶領著朝廷做了一回冤大頭，本來的惠民之舉，變成了害民肥商的舉措。
他恨商賈的唯利是圖，但是也明白是自己沒有引導好，一個龐大的國家，的確不是一斤。人集權之後就能管理下來的。其中，幾千年來的儒家文化造就了文官階層的散漫和放任主義思想。
這些文官階層不是沒有思路，而是將思路全部固化在皇帝一個人的身上，依賴於皇帝一個人的意志行事，少了大膽的創新，比如說海關是國家稅收的一個開源主要渠道，但是到後來，卻成為官員們濫裝好人之地。
可能這些官員中也不乏有清廉之士，而且不是少數，但是以為領悟到了皇帝的仁政思想，就在那裡濫充好人，任由商賈來往，以象徵性的海關稅收來表示皇上的仁德，其實這些官員得到好處者不多，從內廠的各方面密報中就可以看出來。
而作為皇帝的朱允墳為什麼後知後覺，因為他被數字迷惑了，作為另一個時空的來客，當然知道資料的重要性，他在朝堂之上，一直強呼叫資料說話，但是自己卻迷失在一串自己沒有估計到的資料中。
商業稅無論多少，還是一直在增長著，農業稅也是一樣。
朱允墳一直在看著資料小卻曲肌：白千他的來到大明所發生的變化，資料增長是不錯，愕狸也不合乎現在大明的發展比例，再由於國庫開支巨大，沖淡了資料的敏感，使朱允墳一直都感到大明是在發展，並且勢頭還不錯。
要知道，無論是商業稅還是農業稅都是以千萬貫計算的，近年來國家一直在建設，開支並不少，還要揹負著西方朱豬遠征大軍這個包袱，而大明的水師預算也在逐年增加著，所以才使朱允墳沒有很早的發現其中的弊端。
每每想到這些，朱允墳北上都嗖嗖的冒著冷汗。要不是前些年利用各國戰俘整修大明水利，保證了糧食穩定增產，使百姓的生活還能維繫下去；要不是大力發展工業、海運，在大明境內創造出無數的就業機會，要不是自己提前將日本、朝鮮和琉球等地收入大明疆土，使大明空前穩定，要不是
有太多的可能了，繁華下面隱藏的危機叢叢，自己一手飾造了繁華，也產生了憂患，更是被自己隱藏的嚴嚴實實，到現在才發現。
但是他不相信，就算是自己沒有看出來，朝野上下，也不會只有陳擅等少數人看出來。
至少這些瞞不過方孝孺、解諸和楊傑這些政治場上的老狐狸，但是自己重用他們這些人，為什麼沒有人來提醒自己呢？
就這個問題，反思了很久都沒有一點頭緒，直到楊傑提起裴綸可以娶麗江公主之事開始，朱允墳才幡然醒悟。
一切都緣於私心而已，這種危機中，永嘉學派一方獲益最多，當然不會提醒自己整肅商賈和海關、稅收了。
而方孝孺和解諸等人，看著自己一直扶植永嘉學派之人。覺得不可正面對抗。當然不會為政敵拾遺補缺，他們是在等待著皇帝自己發現。等待著永嘉重商學派的錯誤暴露，屆時就可以反戈一擊，讓對手沒有翻身的餘地。
而楊傑他們正是看清安方孝孺等人的做法，才有一種危機感。才會多方尋求出路，以商賈為主要助力，企圖尋求附和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事情慢慢的明朗化，作為皇帝的朱允墳看的越來越清楚，但是心裡也越來越厭惡起來，他之前是沒有治國經驗，但是二十多年的執政生涯，也讓他對於政治這東西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
政治確乎是個怪物。上下數千年，歷朝歷代，都不乏出現如此的局面，也是嚴重限制國家發展的弊端。
有些人不是無才無德，否則也不會官運亨通，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貴，操管著國運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