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驕縱型」的叛逆人格，一般不善於理智地判斷事物，也不善於恰如其分地處理人事關係，他的叛逆人格往往表現出任性一時的破壞性，而缺乏組織性與策略性。
倘若他在生活的磨鍊中變成了一個大體順應社會潮流的人，也常常會顯出桀傲不馴。不論他如何委曲求全地依順於某一種權勢，內在的桀傲不馴都會使他經常做出叛逆行為。任何歸順與忠誠都是被迫的、暫且的，而叛逆的野心則是一有機會就會暴露的。
這種叛逆人格經常讓我們想到社會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那些桀傲不馴又見風使舵、變幻無常的人。《三國演義》中那位最終企圖叛變的蜀國大將魏延或許就是這樣的人物。
分析不同叛逆人格得以形成的童年家庭環境，還有一種叛逆人格可以稱為「搗亂型」。它在一些情況下同樣是被父母的溺愛、寵慣、放縱培養起來的（當然還有多種情況，例如在兄弟姐妹中得不到父母公平待遇的被忽略的兒童也可能走上‘搗亂’的道路）。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兒童因為聽話而得到誇獎，並由此成為學習優秀、品德出眾的人。他們用「聽話」贏得了世界的注意，贏得了他們的光榮。
然而，我們還會注意到另一種現象，在嬌慣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常常會以與聽話完全相反的方式吸引大人的注意。
一家幾代人，在客廳裡一邊看電視一邊閒談，小男孩在一邊獨自玩耍，沒有人關注他。這時，他突然走過去將電影片道毫無理由地改換了，並把音量開大到震耳欲聾。這時，一家人便都會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他們會立刻停住正在議論的話題，將目光和嬉笑投向小男孩。
有人規勸男孩把電視音量開小一點，他拒不服從繼續搗亂。這時，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都爭相伸出手去拉他抱他，經過一番掙扎，他終於半情願半不情願地坐到了大人懷抱裡，大人們便一邊撫摸著他、哄慰著他、玩逗著他，一邊又繼續著剛才的談話。
當大人的注意力又一次逐漸從小男孩的身上脫離時，這個在奶奶或者母親大腿上被顛著哄著安分了一會兒的小男孩，可能會掙扎著爬下來，跑到另一個房間裡去玩了。大人們似乎鬆了口氣。
然而，不一會兒，隔壁傳來茶杯摔碎的刺耳聲響。一家人都可能著急地站起來跑過去照看。茶杯是摔碎了，水是灑了一地，可能有一兩句指責，更多的是關心小男孩是否受了傷。小男孩站在那裡沉默不語，大人們會把他的手拉過來，在燈光下反覆檢視。接著，就有人將小男孩拉開，讓他不要踩到玻璃碎片上，有人去拿簸箕、掃帚和墩布來收拾現場。
全家人忙得團團轉，再一次把搗亂的小男孩簇擁起來，這一次，大人不再敢像剛才那樣忽略他，為了防止他再跑到什麼地方惹事生非，便把他當做中心，哄慰著逗他開心。
以「搗亂」引起大人關注的策略，是一些兒童在嬌慣的家庭中越來越固定的行為模式。
其表現是多種多樣的。一家人吃飯，他可以用不吃飯、跑到一邊去玩玩具來引發大人們的哄慰與關注，當他最終勉強回到飯桌上時，大人們便把照顧他吃飯作為中心任務。
在「搗亂」中屢屢贏得世界關注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男孩，也便形成了這種「搗亂型」的特殊叛逆人格。
當然，兒童終於會長大的，他畢竟要適應家庭以外的世界。社會上的人們絕不會像爺爺奶奶、父親母親那樣寵愛他，不是世界適應他，而是他必須適應世界；然而，已經造就的人格卻會使他在適應世界的生活中屢屢表現出叛逆。
他可能不屑於或者不善於用「聽話」贏得讚賞。當很多人以「聽話」的方式贏得各自的成就時，他往往更加受到刺激。在這條路上競賽，他絕對是落後者。他沒有那麼多的耐心毅力，也沒有那麼多創造建設的能力。他便尋找「搗亂」的機會。
一個小男孩坐在家中安安靜靜地搭積木，無論他搭得多麼好，都可能被說說笑笑的大人們所忽視；而當他一揮手將積木掃落一地時，卻引動了全體大人的關注。
成年後的叛逆人格重複著童年的體驗，他極力尋找的是進攻與破壞。當然，這些破壞如何不成為犯罪而成為光榮，則是他思來想去的事情。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相當數量的典型的叛逆人格。
在招收所謂工農兵學員時，當所有期望上大學的年輕人都試圖在文化考試中取得資格而努力答卷時，一位考生勇敢地交了白卷，並在白卷背後寫了一封對考試製度的抗議信。結果，這個搗亂的「叛逆者」將所有的順從者踩在腳下，成為一鳴驚人的反潮流英雄。
這個反潮流英雄是否從小嬌寵下成長的「搗亂型」人格，我們還不得而知，因為造成這種反潮流行為還會有種種社會原因；但是，「搗亂型」人格特別傾向於這種行為則是可以肯定的。
當然，歷史是複雜多樣的，「搗亂型」叛逆人格並非總是成功，也並非總是失敗。就像這位「白卷英雄」，既在「文化大革命」中獲得了極高的榮耀，又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鋃鐺入獄，歷史的評價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搗亂型」叛逆人格的作為在歷史上受褒還是受貶都是不確定的，並非沒有可能做成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那就是這種叛逆人格有一種本能的渴望，通過「搗亂」、破
壞而不是通過建設來贏得世界的關注。
在上述幾種叛逆人格中，「抗父型」無疑是主要的一種。
而作為抗父型的一種轉化形式，則是「抗兄型」。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作為老大的哥哥常常在一定程度上佔據了「小父親」的位置，他在弟弟妹妹面前會模仿和繼承父親的權威，佔據著「小統治者」的地位，而弟弟們常常更直接
地接受這個「小父親」的統治。當哥哥可以用順應正統、繼承正統、模仿正統來維持自己小統治者的特權時，弟弟就只有在與哥哥的某種「對抗」中才能取得被父母更加註意和關照的位置。
在這裡，我們注意到美國弗蘭克·j·薩洛韋所著的《天生反叛》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據譯者介紹，該書作者弗蘭克·j·薩洛韋是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現為麻省理工學院人腦與認知科學系研究學者，他專門從事這一課題研究達二十五年之久，對西方科學史（尤其是包括達爾文主義革命在內的幾十次突破性科學革新與革命）和社會變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資料整理，蒐集了六千多位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蹟，並對史實和有關假說用科學方法反覆加以驗證，目的在調查究竟是什麼因素決定人們對待科學和社會變革的態度。
與很多學者的看法不同，薩洛韋得出結論：一個人傾向於支援還是反對科學和社會變革，其決定因素存在於家庭內部（即個人成長的環境，尤其是出生順序以及從而形成的個性），而不在於各個家庭之間（即社會經濟地位）。
應該說，該書的觀點是有特殊發現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說的那樣：「我的主要論點源自一個驚人的發現：一起長大的同胞幾乎像出生於不同人家的人那樣有著不同的個性。」他在書中提出的突出觀點是，一個人人格的形成不僅與不同的家庭相關，而且與在同一個家庭內出生的順序相關。是頭生的還是後生的，或者是末生的，這個出生順序對於每個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特別重大的影響。就叛逆人格的形成而言，他認為，這有著頭一位的影響。
作者曾這樣指出：「頭生子女更易為權力和權威所認同，這是自然的。他們最先出現在家庭裡，往往憑藉著身高與體力上的優勢維護著自己的特殊地位。與自己的弟妹們相比，頭生子女更武斷，與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喪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於採取防禦的姿態。而後出生子女由於在家庭體系中處於劣勢，往往對現狀提出質疑，有時還會逐漸形成‘革命性的個性’。後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義對他們所處時代認為是確立已久、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異議。歷史上無畏的探險家、破除傳統觀念的人，還有持異端邪說者大都出自他們當中。」
作為嚴肅的學術研究，作者運用了大量歷史統計資料論證了自己的結論。例如，我們特別有趣地看到，他對達爾文的學說引起的達爾文革命期間的科學立場做了分析與統計，得出的結論有很大的啟示性。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對於當時的正統科學界無疑是革命的、叛逆的新學說。對於這個叛逆的學說，相關的著名科學家做出了或支援或反對的不同反應。該分析統計表明：在反對達爾文這一革命性、叛逆性學說的十一個有代表性的科學家中，只有一個人是後出生的，其餘十個人都是頭生的，即在家中都是老大。也可以這樣說，當時反對達爾文革命學說的保守集團中，頭生的科學家佔了絕對優勢。這是別有意味的。
我們接著看到，在支援達爾文革命性學說的十二個具有代表性的科學家中，只有三個是頭生的，在家中是老大，九個都是後出生的。這樣我們就看到，在支援達爾文學說的革命集團中，後生的佔了絕對優勢。
還有一個持中間矛盾態度的科學家則還是頭生的老大。
這樣一個有關二十三個代表性科學家的統計，基本上把那一時期有權評價達爾文學說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概括在內了。這個統計無疑說明了保守人格與叛逆人格的形成與一個人從小在家庭中的出生順序有不可忽略的相關性。該書的作者還用了更多的統計與分析論證這一點。
倘若從這個研究成果的啟示出發去考察生活中各種生動的個案，我們就會發現，出生順序確實在影響一個人保守還是叛逆的人格形象。
對於女孩，這種規律同樣存在。
頭生的女孩在家中就是「小母親」，她會模仿和繼承母親的某種權威，帶有某種正統的
權力；後生的妹妹就很可能要在和姐姐的對抗中更多地發展叛逆人格。看到這些生活中的有趣現象，不禁使我們露出會意的微笑。
每個人都有人格，種種人格都與從小生長的家庭環境密切聯絡。當我們是趨於正統的保守人格時，絕不要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它不過是從小生活環境的鑄造。當我們是渴望造反的叛逆人格時，同樣不要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它也是在從小的生活環境中鑄造而成的。它不僅與我們和父母的關係相關，還與我們和兄弟姐妹的關係相關。當然，還與其他很多因素相關。
然而，絕無例外的是，一切人格都有與生俱來的形成過程與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