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敝帚孰輕重
後世憑猜定小文
可見他的心情。我也認為，像章用這樣的人，在柏林中國飯館裡面是絕對找不到的。所以也很樂於同他親近。章伯母有一次對我說：「你來了以後，章用簡直像變了一個人。他平常是絕對不去拜訪人的，現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來。」我初到哥廷根，陪我奔波全城，到大學教務處，到研究所，到市政府，到醫生家裡，等等，註冊選課，辦理手續的，就是章用。他穿著那一身黑色的舊大衣，動搖著瘦削不高的身軀，陪我到處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帶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還沒能找到。
我在上面提到，初到哥廷根時，就有意學習古代文字。但這只是一種朦朦朧朧的想法，究竟要學習哪一種古文字，自己並不清楚。在柏林時，汪殿華曾勸我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認為這是當時祖國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以後，同章用談到這個問題，他勸我只讀希臘文，如果兼讀拉丁文，兩年時間來不及。在德國中學裡，要讀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文聽從了他的意見。第一學期選課，就以希臘文為主。德國大學是絕對自由的。只要中學畢業，就可以願意入哪個大學，就入哪個，不懂什麼叫入學考試。入學以後，願意入哪個系，就入哪個；願意改系，隨時可改；願意選多少課，選什麼課，悉聽尊便；學文科的可以選醫學、神學的課；也可以只選一門課，或者選十門、八門。上課時，願意上就上，不願意上就走；遲到早退，完全自由。從來沒有課堂考試。有的課開課時需要教授簽字，這叫開課前的報到(anmeldung)，學生就拿課程登記簿(studienbuch)請教授籤；有的在結束時還需要教授簽字，這叫課程結束時的教授簽字(abmeldung)。此時，學生與教授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有的學生，初入大學時，一學年，或者甚至一學期換一個大學。幾經轉學，二三年以後，選中了自己滿意的大學，滿意的系科，這時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觸，請求參加他的研究班，經過一兩個研究班，師生互相瞭解了，教授認為孺子可教，才給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努力寫作，教授滿意了，就舉行論文口試答辯，及格後，就能拿到博士學位。在德國，是教授說了算，什麼院長、校長、部長都無權干預教授的決定。如果一個學生不想做論文，決沒有人強迫他。只要自己有錢，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這就叫做「永恆的學生」(ewigerstudent)，是一種全世界所無的稀有動物。
我就是在這樣一種絕對自由的氣氛中，在第一學期選了希臘文。另外又雜七雜八地選了許多課，每天上課六小時。我的用意是練習聽德文，並不想學習什麼東西。
我選課雖然以希臘文為主，但是學習情緒時高時低，始終並不堅定。第一堂課印象就不好。1935年12月5日日記中寫道：
上了課，rabbow的聲音太低，我簡直聽不懂。他也不問我，如坐針氈，難過極了。下了課走回家來的時候，痛苦啃著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麗的夢，就是學希臘文。然而，照今天的樣子看來，學希臘文又成了一種絕大的痛苦。我豈不將要一無所成了嗎?
日記中這樣動搖的記載還有多處，可見信心之不堅。其間，我還自學了一段時間的拉丁文。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學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亂可見一斑。
這都說明，我還沒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於梵文，我在國內讀書時，就曾動過學習的念頭。但當時國內沒有人教梵文，所以願望沒有能實現。來到哥廷根，認識了一位學冶金學的中國留學生湖南人龍丕炎(範禹)，他主攻科技，不知道為什麼卻學習過兩個學期的梵文。我來到時，他已經不學了，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語法送給了我。我同章用也談過學梵文的問題，他鼓勵我學。於是，在我選擇道路徘徊踟躕的混亂中，又增加了一層混亂。幸而這混亂只是暫時的，不久就從混亂的陰霾中流露出來了陽光。12月16日日記中寫道：
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sanskrit(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覺得非學不行。
1936年1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
仍然決意讀sanskrit。自己興趣之易變，使自己都有點吃驚了。決意讀希臘文的時候，自己發誓而且希望，這次不要再變了，而且自己也堅信不會再變了，但終於又變了。我現在仍然發誓而且希望不要再變了。再變下去，會一無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命運)可能允許我這次堅定我的信念嗎?
我這次的發誓和希望沒有落空，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
哥廷根實際上是學習梵文最理想的地方。除了上面說到的城市幽靜，風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學有悠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較語言學的傳統。19世紀上半葉研究《五卷書》的一個轉譯本《卡里來和迪木乃》的大家、比較文學史學的建立者本發伊(t．benfey)就曾在這裡任教。19世紀末弗朗茨·基爾霍恩(franzkielhom)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爾曼·奧爾登堡(hermannoldenberg)教授。奧爾登堡教授的繼任人是讀通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1935年，西克退休，瓦爾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講座。這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時候。被印度學者譽為活著的最偉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爾納格爾(jakobwackernagel)曾在比較語言學系任教。真可謂梵學天空，群星燦列。再加上大學圖書館，歷史極久，規模極大，藏書極富，名聲極高，梵文藏書甲德國，據說都是基爾霍恩從印度搜羅到的。這樣的條件，在德國當時，是無與倫比的。
我決心既下，1936年春季開始的那一學期，我選了梵文。4月2日，我到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課。這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築，當年大數學家高斯和大物理學家韋伯(weber)試驗他們發明的電報，就在這座房子裡，它因此名揚全球。樓下是埃及學研究室，巴比倫、亞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樓上是斯拉夫語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語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梵文課就在研究室裡上。這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第一次上課，也是我第一次同他會面。他看起來非常年輕。他是柏林大學梵學大師海因裡希·呂德斯(heinrichlders)的學生，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殘卷的專家，雖然年輕，已經在世界梵文學界頗有名聲。可是選梵文課的卻只有我一個學生，而且還是外國人。雖然只有一個學生，他仍然認真嚴肅地講課，一直講到4點才下課。這就是我梵文學習的開始。研究所有一個小圖書館，冊數不到一萬，然而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是應有盡有。最珍貴的是奧爾登堡的那一套上百冊的德國和世界各國梵文學者寄給他的論文彙集，分門別類，裝訂成冊，大小不等，語言各異。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齊全的，因為有的雜誌非常冷僻，到大圖書館都不一定能查到。在臨街的一面牆上，在鏡框裡貼著德國梵文學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從中可見德國梵學之盛。這是德國學術界十分值得驕傲的地方。
我從此就天天到這個研究所來。
我從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