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恢復黨組織的活動，首先要恢復黨員的組織生活。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又是根據什麼法令，所有的黨員（四人幫等當然除外）都失去了組織。現在每一個黨員都要經過一定的手續，好像是要經過群眾討論和領導批准，才能恢復組織生活。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東語系大概是經過軍工宣隊的討論（那一位非黨的工宣隊員當然會參加的），決定從全系黨員中挑選出一個，當做標兵，演一齣恢復組織生活的開場戲，期在一舉通過，馬到成功，為以後的人樹立一個榜樣。這樣一個人選責任之大可以想見。用什麼標準來挑選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黨性強。具此二標準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經過了周詳的考慮，謹慎的篩選，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屬兼貧下中農的姓馬的黨員中了標，他是我作為系主任兼導師精心選擇留下當我的助教和接班人的。現在，我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正好成了他的黨性的試金石。具備這兩個條件，又有這樣「亮相」的機會的，東語系並無第二人。誰敢說這不是天生的「佳選」呢？
記得有一天下午，我同東語系全系的留校師生被召到學一食堂裡去開會，每人自帶木板小凳。空蕩蕩的食堂裡，飯桌被推到旁邊去，騰出來的空地上，擺滿了小木板凳子，我們就坐在上面。前面有幾張大桌子，上面擺了不少的東西。我仔細一瞧，有毛料衣服和褲子，有收音機（當時收音機還不像今天這樣多，算是珍貴稀有的東西），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我跟在「革命群眾」的後面，還摸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沒有閒心去一件件地仔細瞅。我只覺得，這頗像一箇舊品展銷義賣會。可是在這些東西旁邊，有幾本用很粗糙的紙張油印成本的講義，我最初還不知道是什麼講義；也不知道這樣粗糙的道具為什麼竟能同頗為漂亮的西裝褲子擺在一起。對所有的這一些道具，我都不知道它們在今天第一個恢復黨員組織生活的會上會起什麼作用。我滿腹疑團坐在那裡，不知道葫蘆裡究竟要賣什麼藥。
人到齊了，時間到了。主席宣佈開會。他先說明了開會的目的和做法，然後就讓這位選中的標兵發言，或講話，或「檢討」，反正是一個意思。這位標兵站起來，走到前面，威儀儼然，義形於色，開始說話。說話的中心主題是：不作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金童玉女。這裡要解釋一句：金童玉女是舊社會出殯時扎的殉葬的紙人。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誰一聽都知道指的就是我。此時，我恍然大悟：原來今天這一齣戲是針對著我來的。我有點吃驚，但又不太吃驚—慣了。只聽我這位前「高足」，前「接班人」怒氣衝衝地控拆起來，表情嚴肅，聲調激昂，訴說自己中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糖衣炮彈，中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在生活上追求享受，等等，等等。說到自己幾乎要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時，簡直是聲淚俱下。他用手指著桌子上陳列的東西，意思是說，這些東西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於是怒從心上起，順手拿起了桌子上擺的那一摞講義—原來是梵文講義—，三下五除二，用兩手撕了個粉碎，碎紙片蝴蝶般地飛落到地上。我心裡想：下一個被撕的應該輪到那漂亮的毛料西服褲或者收音機了！想時遲，那時快，他竟戛然而止，沒有再伸出手去，料子西裝褲和收音機安全地躺在原地，依舊閃出了美麗的光彩。我吃了一驚，恐怕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這個撕東西的行動，應該是今天大會的高xdx潮，應該得到滿屋的掌聲。然而這些全落了空。我哭笑不得，全體與會者大概也是哭笑不得。全場是一片驚愕的寂靜。
這一幕鬧劇以失敗收場了。
在散會後回三十五樓的路上，大家紛紛議論：為什麼不撕可能最透露資產階級享樂思想的西裝褲子，而偏偏撕很難說就是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梵文講義呢？我自己也想了很多。這一位表演家到北大來已經十年多了。當學生時對我溫順如綿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我在上面已經說了一點。那是遠遠不夠的。他還有一些非常精彩匪夷所思的表演。在一般政治性表態性的大標語上，按慣例從來沒有人署名的。有之自北大始，北大有兩個人是這樣乾的，恰恰都出在東語系，其中之一就是我說的這一位。這一個驚人的舉動，在北大一時傳為「美」談或者笑談。在我第一次混跡「革命群眾」中參加學習的小組會上，我曾對他坦率地提過意見，我說，他既不像一個烈屬，也不像一個貧農。他大概為此事耿耿於懷。以後發生的這一些事情，難道與此沒有聯絡嗎？
這一幕鬧劇以後東語系的黨員是怎樣逐漸恢復黨組織生活的，因為與我基本無關，我沒有去注意，今天更回憶不起來了。
我的恢復組織生活
時序推移，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間，北京大學恢復黨組織生活的工作已經要結束了。剩下的大概還只有兩三個人了，我是其中之一。寫一個榜的話，我不是孫山，就是還在孫山之下，俗話說「名落孫山」了。
忽然有一天，東語系的黨組織找我談話，我知道，這一下輪到我了。我此時早已調離了那個門房，參加印地語教研室的活動。系領導一個解放軍的軍官和總支書記告訴我，領導上決定不但發給我整個的工資，而且以前扣發的工資全部補給。我當然非常感動。我決意把補發的工資全部作為黨費上繳給國家。東語系的一個非常正派的同志先遞給我了一千五百元。我立即原封不動地交給了系總支。這位同志告訴我，還有四五千元以後給我。
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是否開過支部大會討論我的恢復組織生活的問題。突然有一天，系裡軍宣隊的頭兒和系總支書記找我。總支書記問我：「你考慮過沒有，自己的問題究竟何在？」我愕然不知所對。要說思想問題，我有不少的毛病。要說政治問題，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和任何反動組織，我只能說沒有。但是，我一時很窘，半天沒有說話。那個解放軍頗為機靈，連忙用話岔開。結束了這一場不愉快的談話。不久，總支的宣委或組委一個由中文系調來的幹部來找我，告訴我，支部決議：恢復我的組織生活，但給我留黨察看二年的處分。我勃然大怒。由於我反對了那位一度統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誣陷，被迫害，被關押，被批鬥；幾乎把一條老命葬送上，臨了仍然給扣上了莫須有的罪名。世界上可還有公道可講！世界上可還有正義可說！這樣的組織難道還不令人寒心！，這位幹部看到了我的表情，他臉上一下子也嚴肅起來：「我們總支再討論一下，行不行？」他說。說老實話，我已經失望到了極點。我盼星星，盼月亮，盼著東天出太陽。太陽出來了，卻是這樣一個太陽。我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傷腦筋了，夠了，夠了，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在支部後面簽上「同意」二字，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如果我簽上「不同意」三字，還有不知多少麻煩要找。我想來想去，告訴那位幹部：「不必再開會了！」我提筆簽上了「基本同意」四個字。我著重告訴他說：「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麼意思！」繼而又一想：「我戴著留黨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麼資格把補發的工資上繳給國家呢？」結果預備上繳的那四五千塊錢，我就自己留下。
我恢復組織生活的故事結束了。
我算不算是「完全解放」了呢？
「完全解放」這一節我只能寫到這裡了。
我的「文化大革命」到此結束了。
我的《牛棚雜憶》也就算是寫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