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沒惹他們，他們幹嗎特膩歪你？」
「你不知道香港那地方，翻來覆去就是一個錢字，公司裡的業務現在雖然是他姐夫主持，可說到底，潘家這份產業，我兒子是有繼承權的，好像他的繼承權還排在潘小偉姐姐的前面呢。你想想，我兒子能不讓他們頭疼嗎？」
「啊，我知道咱們國家的法律也規定在繼承人死後，他的兒子是享有代父繼承權的，照理你兒子應該現在就擁有潘家的一份產權了，只不過他還未成年，所以他繼承的財產要由其他成年人代管，但在他十八歲以後是要如數還給他的。」
我的提醒使呂月月呆呆地沉思了好一會兒，這問題看來對她十分重要。半晌，她猛省到自己失態，笑笑說：
「小偉他姐夫就怕這個。他這個‘駙馬’現在倒反客為主成了潘氏家族的老大了，他就怕我兒子長大以後大權旁落，所以他現在也不敢明著得罪我。其實他不惹我，我也不會惹他的。」呂月月強做出幾分得意，但掩飾不住心事重重，「我回去馬上找個律師問問，不能讓他們把我給蒙了。」
也許我畢竟無法理解她現在身處的環境，於是我勸了一句：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月月，你說過不想再和別人爭了，面上不爭，心裡也不爭。我一直以為你在經歷了人生波折之後，突然大徹大悟，有了包容心和平常心了，我一直以為你今後會生活在一個明心見性的心靈淨土上了。」
呂月月擺了一下手，說：「得了，你別書生氣了，在潘家，善良就等於糊塗。」
她居然嘲笑我書生氣，我想替自己辯解一下，可她已沒興趣再談這個話題，打斷我說：
「海巖，有件事，我想求你幫忙。」
我半開玩笑地說：「我以為你請我吃飯只為敘舊呢，沒想到又是有求於我，還是關於那個採訪記錄的事嗎？」
「不，我把我媽接到北京來了，我想在北京租間房子給她住，北京的生活條件畢竟比東北好多了。我想，不知道你肯不肯幫忙照顧她一下。」
「哦，」我莊重起來，「怎麼照顧呢？」
「我給她請個保姆，你幫我管管那保姆就行，別讓她騙了我媽，另外我媽萬一有個什麼重要事，總得有個明白人能照應。」
「日常照顧一下可以，可你媽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可負不起責任。」
「日常照顧一下就行，我不會讓你白乾的，我肯定會付你一定的報酬。」
她居然談到錢，這使我感到意外，但從她泰然的神態上，又覺得也在情理之中。香港就是那樣一個社會環境，請人做任何事，都是要付錢的。
我只是沒想到她這麼快就理所當然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香港人了。
她通過她母親的同學在西直門那兒租了一套一房一廳的單元樓，付了房東一年的租金，把母親和一位江蘇鄉下來的小保姆安頓下來。
她母親頭髮全白了，看上去老態龍鍾，其實還不到五十歲的年紀。雖然百病纏身，但除非強迫絕不求醫。她的簡樸、謹慎、寡歡和持重，使人完全想象不出她是呂月月這樣一位貴婦的母親。
呂月月每月給我兩千塊錢，包括小保姆的工資和那一老一少的全部生活費用，以及她母親看病吃藥的開銷，以及家用物品的添置（包括一臺新買的彩色電視）。憑天地良心，我並未從中留出半點剩餘作為我的所謂報酬，我想我還不至於貪這孤兒寡母的活命錢來折磨自己的良心。
我常常在星期天騎車子到她們那裡坐坐，和她母親聊聊家常。她母親雖然有人伺候又有了錢，但依然把享受和鋪張視為罪惡。她自己幹活，教那小保姆幹活，兩人不像主僕倒似師生。她從不看報，閒時就看些知識性的雜誌，是從舊書攤上買的過期雜誌。雜誌是過期的但知識並沒有過期。她也讓小保姆看，看不懂就給她講解，但小保姆不愛看，她愛看電視——《戲說乾隆》和《包青天》之類。
有時我問她：「您想女兒嗎？」
她總是說：「哪能不想呢。」
「您愛小外孫嗎？」
「哪能不愛呢。」
「那你為什麼不去香港和他們同住？」
回答總是沉默。
後來我發現她的桌子上不知從什麼時候擺了一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禪理散文《風·花·雪·月》，這使我感到驚奇，她女兒出國發財，她自己吃穿不愁，怎麼還會對這種出世之作產生共鳴呢？不久我又在她的枕邊看到一本臺灣林清玄所著的《身心安頓》，更其不解，於是我問她：
「您要皈依佛門了嗎？」
她答：「入了苦海，再進空門，恐怕太晚了，只是看看這些書心裡明淨點兒。咱們凡人的心都太脆弱了，只有讀讀這些道理，才活得下去。」
我問：「什麼是‘身心安頓’？」
她翻開書，指著其中一頁，一字一句地給我讀：「身心的安頓始於智慧的開啟，中間經過煩惱、恐怖、顛倒夢想的斷除，然後越過生死的大河流，達到一個清靜不動的境界。」
她讀書的神情虔誠而投入，讀得很慢，但我依然沒有全懂，風馬牛不相及地問：
「您一個人帶個保姆住在這獨門獨戶的單元裡，難道還嫌不夠清靜嗎？」
她面帶大度而睿智的微笑，答非所問，就像面對一個冥頑不靈的少年講經佈道：
「憤怒和悲哀都是虛妄的，人生是一個大舞臺，可是人千萬不要太入戲，不要計較得失。得也安，不得也安。一切歡樂和苦難，都是有因緣的。人要隨緣而安。」
這個通常沉默寡言的女人每逢這些話題就變得侃侃而談了，這不由使人疑惑她究竟是在和我交談還是與自己的人生對話，因為她的話聽上去確實有點玄機密佈，自言自語。
有一天她說：「我給我女兒寫信了，我告訴她我想回老家去住，我不想在這兒叫人這麼伺候著，我想回去工作。我都想過了，不管月月怎麼樣，不管她是窮是富，我都得靠我自己。我自己能養活自己。我這麼多年陪著她爸爸，拉扯著她，我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窩心的事都受過。我太愛他們了，所以每逢他們有個三長兩短，我就受不了，我頭髮都急白了。可現在我想開了，我想開了，無論我的女兒怎麼樣，哪怕她再也不回來了，她再也不管我了，我都會活下去，我會一個人好好地活下去。」
幾乎難以置信這樣冷靜堅強的聲音是出自我面前這位弱不禁風的瘦小的婦人之口。
後來我和呂月月通電話時，傳達了她母親的這番話。呂月月哭了，她說她也明顯地感到母親對她原來那種感情上的依賴越來越淡了，母親在寫給她的信中，那種生死相依的掛念和焦灼不安的關切，漸漸被一種平靜而簡短的自述代替。母親常常給她寫信，但信寫得越來越短，內容大多轉為對自己日常起居的流水賬式的記錄和幾句學佛的心得。特別是最近的一兩封信，呂月月字裡行間也察覺出母親對大都市的這種有閒生活的厭倦。
但母親依然掛念著外孫子，不斷地詢問他的情況，索要他的照片。她甚至向女兒發出要接外孫回東北和她一起生活的懇求。這當然是不現實的。
但是此時的呂月月，卻恰恰萬分思念她的母親，香港雖然繁華，對她卻是一個感情的孤島。我曾經在電話中問她為什麼不索性帶了孩子回來和母親同享天倫，她說這不可能，「人家是不會讓我把孩子帶走的。」而且，她承認：「現在再讓我回大陸回老家去住那種沒有空調的小房子，自己買菜做飯，上街打‘面的’，我也不習慣了，也受不了。」
從和她的交談中我知道，她的兒子——潘小偉的這個遺腹子，恰如所料地成了潘氏家族中一個幾人喜歡幾人憂的重要人物。作為潘家今後的一脈單傳，潘老夫人視其為掌上明珠，呵護備至。作為潘家財產的合法繼承人，又被家裡某些掌權的既得利益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呂月月對香港看來也漸漸熟能生巧了，她已開始悄悄和律師接觸，並且一步一步地，在潘氏家族的公司事務上滲透。
馬克思所說的人的社會意識取決於人的社會存在，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永恆真理，我想沒準呂月月將來會成為香港的一位什麼人物呢，說不定會成為電影裡描寫的那種黑社會的大姐大呢。
但後來情況並未如我所想地發展，進入冬季之後呂月月再沒有打電話給我，我也有很長時間未去看望她的母親。下第一場雪的那天下午，呂月月的母親突然打電話到我家裡，請我到她的住處去一趟，說有事要告訴我。我沒有猶豫便冒雪趕去了，因為她從未主動給我打過電話，從未主動麻煩過我任何事情，現在突然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中請我過去，我預感事關重大。
大雪封街，完全找不到計程車，我只好騎著腳踏車去了。趕到西直門時天已傍晚。是呂月月的母親親自給我開的門，我進屋，一邊撣身上的雪一邊問：「小阿姨呢，買菜去了？」
她沒有回答，讓我進屋坐下，她也坐下。屋裡已暗得看不清臉色。
她開啟臺燈，說：
「我讓她買火車票去了。」
「怎麼，您打算出門嗎？」
這面目蒼老的婦人突然聲音哽咽，說：「我要回東北，回我的老家去。」
我茫然問道：「出了什麼事嗎？」
「月月，月月，她不在了。」
啊？我大吃一驚，以為自己聽錯，「您說什麼，您說月月嗎？」
她的臉上看不見眼淚，但聲音卻分明是壓抑著的哭泣，「是，是，是她，她死了！」
我猛地看見桌上有一隻顯然是寄自香港的大信封，上面壓著一張半疊著的香港報紙，報紙上赫然登著呂月月的相片。
呂月月面孔嚴肅毫無表情，那顯然是證件上用的相片。
我拿過報紙來看，迎頭撲面兩行醒目的標題：
孤兒寡母橫遭亂槍狙擊送院救治無奈返魂無術
這行黑體字讓我如墜深淵，心臟幾乎停跳。
（本報訊息）昨晨沙田正街希爾頓中心外，一輛平治房車突遭兩名騎電單車的槍匪襲擊，車內一名兩歲幼童身中七彈，當場斃命，另一少婦亦中數彈，於十時三十分急送沙田醫院，中午十二時證實不治。
據警方透露：死亡少婦名叫呂月月，原籍北京，大前年與負芨美國的本港潘氏實業公司東主之胞弟潘小偉邂逅相遇，生有一子。潘氏實業公司涉嫌黑道多年，在大前年與天龍幫的一場火併中，潘氏掌門人潘大偉與天龍幫首領馮世民同歸於盡，震驚黑白兩道。其弟潘小偉在火併中吞槍自盡。今年潘家將呂月月母子接來香港定居。與呂月月同車慘死之幼童即是其子潘念偉。
據目擊人士披露，案發時呂月月母子乘坐的平治房車停在道旁，司機不在車內，突然有兩名殺手騎電單車從側道衝出，一左一右在平治車兩側剎停，亂槍齊發，然後迅速向違華中心方向逃逸。潘念偉頭部、胸部、臂部均被射中，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呂氏也被槍彈貫穿頭部，送往醫院後死亡。
自一九九二年電影公司東主蔡子明和‘灣仔之虎’陳耀興相繼被殺後，近年本港黑幫仇殺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傳媒對因此而引起的社會的動盪不安，深感憂慮。由於此案受害者又系無辜婦孺，且死狀極為悲慘，相信將進一步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現沙田警署重案組和反黑組已聯合著手調查工作，目前尚無有力線索。
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分析，由於潘大偉系本港黑社會後來居上的年輕輩大哥，與其他幫會人物多有糾紛，積怨甚多，雖然死去已有兩年，但不排除被人尋仇報復，殃及後人的可能性，而且潘馮兩家當年的恩恩怨怨，至今藕斷絲連，並未了結。因此懷疑死者收到的閻王帖，依然是天龍幫人員所發。
但是從現場情況判斷，潘念偉身中七彈，當場斃命，似為此次狙殺的主要目標。潘念偉雖來港不久，尚且年幼，但在法律上或可成為潘氏實業的繼承人，使得潘氏家族內部，面臨利益重整，因此也不排除家族內部傾軋謀殺的可能。
警方分析，此案兇徒手法熟練，計劃周詳，行事冷靜，顯系職業殺手……
這是我認識的所有人中，發生的最悲慘最不幸的事件。
這也是整個故事的最後結局。
出乎意料的是，呂月月母親的悲慟異乎尋常地短促。幾天後她鎮定果斷地按照自己的意願，回到東北去了。我給了那位小保姆足夠的報酬和盤纏，囑咐她一路護送這位已變得極為沉默的母親，直到旅途的終點。
大概很多老年人都覺得自己和某一塊土地有緣。我想象著多年以前這個女知青離開父母雙亡舉目無親的北京，來到東北落戶，並且毅然嫁給呂月月的父親時，就把那個地方當作自己的老家了。她一聲不響地為了那個沒落家族的血脈延續和脫胎換骨，做了二十多年的掙扎努力，慘淡經營。當一切夢想最終破碎的時候，她又是那麼鎮定地一聲不響地退回到那塊讓老呂家興盛與衰敗、罪惡與贖罪的黑土地上，去獨自度過自己生命的尾聲，這真是一個女人非常動人也非常悲壯的生平啊。
她本不曾想到她會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罪惡家族中的最後一個倖存的人。
我一直把她送上火車，她買的是硬座車票，她帶走了全部屬於自己的東西，和女兒給她留下的最後九百多塊錢。
火車開動時，我站在站臺上同她們告別，小保姆透過車窗露出一張傻傻的笑臉，無憂無慮地揮手再見。呂月月的母親僅僅向我短短頷首便全神專注地整理自己的行李去了。她的孤苦伶仃，她對悲痛的麻木，和對北京的毫無留戀的冷淡，讓我心顫！
我從車站回到家裡，從抽屜裡取出鎖了整整一年的採訪手記。我帶上這部手記再次來到公安局的偵查處，把它交給了傳達室，並且留下一張字條。
伍立昌同志：
送上我對義大利小提琴案件的採訪手記，請您審閱。並請告知，如果把它作為一部小說，有無不妥。
此致
敬禮！
海巖
看傳達室的已經不是那個老頭兒了，換了一個懶懶洋洋的年輕人。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之後，我就接到了伍立昌的電話，約我前去見面。
見面就安排在他的辦公室裡。作為公安偵查單位的一位處長，他的辦公室比我原先的想象簡陋得多。但他的音容笑貌卻與呂月月的描述，無大出入。他把手稿一頁不少地交還給我，表示無意干預文學創作的自由。我試探地問：
「您是否覺得這個記述不夠真實呢？」
這位老資格的警察想了一下，才說：「這個記錄，我看僅僅是呂月月個人的眼光吧。她當時作為一個下級偵查人員，對案子的很多內幕情況並不全面瞭解。不過她對她自己看到的情況以及對她個人生活感情的敘述，我看還算是基本真實吧。」
我想他們這種公安偵查人員對真實性的要求，可能是相當苛刻的。
我問：「您知道呂月月去香港了嗎？」
他點頭：「知道。」
「您知道她已經死了嗎？」
伍立昌依然不動聲色地點頭：「知道。」
「您對她怎麼看呢，您對她的死有何感想呢？」
伍立昌想了想，答道：「她很聰明，很漂亮，很開朗，是個很有發展的女同志。有人說她太風流我不同意，對年輕人不能求全責備。這樣一個女孩子如果真能培養鍛鍊成一個合格的刑警的話，那將是很圓滿的一個人。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太善變了。就像過去毛主席打游擊時批評的那種機會主義一樣。毛主席說：什麼是機會主義呢，機會主義就是這裡有利就到這裡去，那裡有利就到那裡去，無一定原則，無一定方向。毛主席批評的是當時的一種缺乏遠見的軍事政治傾向，其實對一個人的為人處事來說，也一樣適用。今天這件東西吸引你就投向這個，明天那件東西吸引你你馬上就能毫不在意地拋棄原來的追求，轉過去投向那個，那就很討厭了。太不安分的人，過於忠於自己的人，是很難相交共事的，因為這種人是不肯為了團體的事業或者他的夥伴而使自己委屈犧牲忍讓一點的。如果一個人總以自己一時的喜怒和利益為進退的取捨，那我看實際上就喪失了起碼的操守。」
我很贊同。
從伍立昌同志那裡告別出來，我直接去了位於長安街的郵政大樓。大樓前的街道上，積雪未化，人來人往，嘈雜紛亂。互不相識的人擦肩而過，面無表情目中無人地匆匆趕路。這種熱鬧與冷漠並存的都市生態，又使人感嘆：不管怎麼說，在這個因物質化、官能化、功利化而變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場真實的感情激動，都是可歌可泣的。那種真實無邪的感情從發生到破滅雖然總是短暫，但它所迸射的火花，卻能給人的世界加入一種美麗的色彩。
天色已晚，路邊一排個體攤檔還亮著刺眼的燈光。天很冷，風很大，沒有生意，只有一個賣錄音帶的小攤前，偶見一兩位騎車的過客駐足流連。那攤子上架著一臺破舊的錄音機，高聲放送著一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
寂寞的影子風裡呼喊的名字，
憂傷的旋律訴說陳年的往事，
所謂山盟海誓只是年少無知，
…………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
有沒有機會，重來一次。
…………
我向那位衝我大聲吆喝的攤主笑笑，沒有買磁帶，站在風裡聽完那首如泣如怨的歌子，然後走進郵政大樓。大樓裡很溫暖，我來到郵寄掛號信的櫃檯，把那份厚厚的手稿寄給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