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在您談到的惡性迴圈中，網際網路有沒有帶來一些積極的變化？
吳靖：再觀察吧，目前從政策的角度，我還沒有發現在市場化以外的積極思路。
正午：有沒有看到比較樂觀的海外經驗，比如bbc的公共服務模式，似乎仍是一個重要的參考？
吳靖：其實歐洲有很多的媒體模式，說起網際網路商業化不能只看美國，你會發現歐洲的網際網路商業並不發達，現在著名的網際網路企業不是美國的就是中國的，但它們不是唯一的模式。
某種意義上現在中國和美國的情況比較相似，而歐洲不太一樣。我覺得原因在於美國從一開始就是商業化的，而中國媒體的公共服務文化不夠深，就迅速被商業化的理念入侵。而歐洲有很強的公共媒體的傳統，比如北歐有很多積極的公共政策，包括媒體派別的平衡、公共資金對少數族裔政策的支援，它的媒體並沒有因為網際網路的出現就崩潰了。再以英國為例，為了迎合國際資本的壓力，英國也引入了更多的衛星頻道、數字電視，bbc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但並沒有壓倒性的輿論要去私有化bbc，甚至有保守黨明確反對這個議題。
這和每個國家的傳統是有關係的，網際網路的發展不是隻有一個模式，而且我覺得中國仍有可能性，我們的媒體至少在法律上沒有全部私有化。
正午：所謂的網際網路思維對您的教學有什麼影響？包括您在微信等新媒體的使用過程中，有什麼反思或者自我反思？
吳靖：我到現在也沒用微博發言，我認為不可能用140字說清楚一件事情。傳播學效果研究中有一個規律，宣傳或者傳播要達到最大的效果，就要順著社會的既有觀念去表達，如果你去挑戰它，只有在環境充沛的情況才有些微的效果——所謂環境充沛就是你要有充分表達的空間，還要在一個小群體的溝通中進行強化。在此之前，我認為課堂、教室就是這樣的環境，可以傳遞一些挑戰常識的觀念，讓大家反思自己的現狀，微博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現在我會通過微信來發表一些言論，因為它基於電話本、朋友圈，影響的是周圍的同學、同事、有共同想法和關注的人群，這是課堂的延伸。但我發現使用多了以後，效果也被沖淡了，發朋友圈這個行為在很多情況下僅僅是一種姿態，是個人的建構，有時候也會覺得虛無。發的那些長文章，我不確定那些點讚的人是否真的看了。至今我看到好文章還是會轉發，但會剋制自己，我發現建構一個閱讀和討論的文化不可能這麼簡單地完成。
這個經歷讓我強化了對技術的懷疑，技術本身不能達到你期待的結果，還是你的傳播理念決定了如何使用技術。我現在也在和新技術相互摸索，儘管我對它並不太有興趣。為什麼只要是新的東西就去擁抱去服從，否則你就是過時的落後的，這本身就是很強大的意識形態，需要進行抵制。
正午：現在是不是必須通過微信來蒐集研究樣本？
吳靖：在一些研究領域是需要的，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進入這個領域。媒介研究的很多領域都需要研究者深入地進入，比如流行文化、粉絲、真實電視、肥皂劇、遊戲等，如果你要以民族誌和人類學的方式進行研究，就需要成為一個深度使用者，比如我之前研究韓劇，也看了很長時間的電視。但要具備一定的理論和反思能力，不能陷入消費的邏輯、被它牽著鼻子走，不能被它所控制。
不管是研究者也好，使用者也好，跟技術、媒體的關係應該是開放的，去感受，去體會，同時保持反思的距離、批判性的分析以及選擇的能力。最高階的是生產內容的能力，最基礎的是對媒體內容的選擇能力，這又回到了媒介素養的話題。
所以老話題不是沒有意義的，我覺得學術界應該去研究新的趨勢、潮流，但也不要忘記那些「老的」東西，還是回到這些核心的議題：怎樣進入和影響傳播秩序，怎樣提高公共言論的質量，怎樣建構公共領域。
吳靖，畢業於清華大學外語系、美國愛荷華大學傳媒研究系，現任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著有《文化現代性的視覺表達：觀看、凝視與對視》，譯有《媒體壟斷》、《媒介研究：文本、機構與受眾》，研究領域包括傳播與媒介技術的社會理論、批判媒體與文化研究、視覺文化研究、新媒介技術的社會使用與文化史、新媒體與創意產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