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裡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資料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說"純粹是軍事征服"。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個話題。我只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她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於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在爺爺的集子裡，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脹，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彷彿喜歡講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於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foreign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裡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裡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乾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聲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裡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太，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裡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裡（the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鎊鎊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有一天胡適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裡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臺，臺上有鋼琴，臺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麼人，幹事們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只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適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我心裡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出來，他一路四面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只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參加復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鎊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我二月裡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訊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享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ap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裡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簡訊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適返臺訊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愴惶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並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並不費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大概還是興趣關係，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1。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於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有人說詩是不能誦的。小說只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份。《紅樓夢》他們大都只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只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游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藉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麼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那時候我怎麼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只曉得寧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詩行令部分。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麼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豔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裡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適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ovalofman－ners評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贊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贊小青挾資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準，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我的譯本刪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墮落。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階悲劇人物。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於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爭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裡。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作者儘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裡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盪來盪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嘆逐句夾評夾註。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著，不免面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適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