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這樣發生的：祖母在佛洛蘭摘了滿滿一籃越橘，正要趕路回家，輪胎忽然漏了氣。當然，她身上沒帶修車工具，但就算她身上有一千零一套修車工具，她也修不好那輛腳踏車的。
就在這個時候，鄉間小路上出現一個騎著腳踏車的德國兵。他雖然是德國兵，卻不像一般德國軍人那樣雄赳赳氣昂昂的。這個德國兵溫文儒雅，對待一個在回家路上遭遇困難的年輕姑娘，禮節十分周到。巧的是，他身上帶有一套修車工具。
那個時候，挪威的德國兵，如果真的像一般人想象那樣，都是大壞蛋的話，事情就不會發生，因為我祖父就不會理睬路上受難的姑娘。當然，重點不在這裡。當時我祖母實在應該保持矜持的態度，嚴詞拒絕一個德國兵提供的任何幫助。
問題是，這個德國兵漸漸喜歡上這個受難的姑娘。這一來可就慘羅。不過，那是幾年以後的事……每回講到這個節骨眼，爸爸就點一根菸來抽。
更糟的是，祖母也喜歡上那個德國兵。這是她犯下的最大錯誤。德國兵幫她修理腳踏車，她不只說聲謝謝而已，居然還陪他—路走到艾倫達爾鎮。這個大姑娘實在太不知檢點了。要命的是，她竟然答應再跟這個名叫盎特菲德威伯·盧德維格·梅斯納(unterfeldwebelludwigmessner)的德國兵見面。
如此這般，祖母就成了德國兵的情人。愛情這檔子事固然是盲目的，選擇權不在我們手裡，可是，在愛上那個德國兵之前，祖母總可以選擇不再跟他見面呀。當然，她沒這麼做，到頭來可就有苦頭吃囉。
祖母和祖父一直偷偷會面。她跟德國人交往的事，一旦被鎮民發現，她在艾倫達爾鎮就待不下去了。挪威老百姓對抗德國佔領軍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不跟他們打交道。
1944年，盧德維格·梅斯納被匆匆調回德國，參加第三帝國東部疆界保衛戰。他壓根兒沒有機會向我祖母道別。他在艾倫達爾火車站搭上火車，從此音訊全無，整個人消失不見了。戰後祖母到處打聽他的下落，但過了一段日子，她也不得不相信，她的情人在東部戰場上被俄國兵殺死了。
若不是祖母懷了孕，佛洛蘭腳踏車之旅和接著發生的事，早就被人們給遺忘了。祖父隨部隊開拔到東線前夕，和祖母一夕歡好，但直到好幾星期後，祖母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依爸爸的說法，接著發生的事徹底露出入的邪惡——每講到這裡，他就會再點一根菸來抽。1945年5月挪威百姓解放前不久，爸爸離開孃胎，呱呱墜地。德軍一投降，祖母就被挪威民眾抓起來。
挪威百姓最恨那跟德國兵交往的挪威姑娘。不幸的是，這種女孩還真不少，但下場悽慘的是那些跟德國兵生下孩子的姑娘。事實上，祖母跟祖父交往是因為她愛他，而不是因為她信仰納粹主義。祖父自己也不是納粹黨徒。他被抓上火車，強行遣返德國之前，就跟祖母商量好，找個機會兩人結伴穿過邊界，雙雙逃到瑞典去。不巧，那陣子有謠言說，瑞典邊防軍奉命射殺穿越邊界的任何德國逃兵，因此祖父和祖母不敢貿然成行。
艾倫達爾鎮民使用粗暴的手段對待我祖母。他們剃光她的頭，在她身上拳打腳踢，也不管她剛剛生下孩子。老實說，德國兵盧德維格·梅斯納比這些挪威百姓文明多了。
頂著一顆光溜溜的頭顱，祖母逃到奧斯陸，投奔她的舅父崔格維(trygve)和舅母英格麗(lngird)。如果她繼續待在艾倫達爾，恐怕連命都會送掉。那時正好是春天，但祖母還得戴上呢絨帽，因為她的頭禿得像七八十歲的老頭子。她母親留在艾倫達爾，祖母直到五年後，才帶著她兒子——也就是我爸爸——回到故鄉。
祖母和我爸爸都不想為發生在佛洛蘭的事辯白。他們只想知道，他們母子究竟要受多少懲罰？一樁罪行，到底要株連幾個世代的人？當然，未婚懷孕是難以原諒的事，而在這點上，祖母也從不推卸責任。她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人們連無辜的小孩子也不放過。
這件事，我想了很久。爸爸是由於人的墮落才來到這個世界，但我們不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嗎？我知道這個比擬有點牽強。亞當和夏娃的故事環繞著蘋果進行，而我祖父和祖母那檔子事，卻牽涉到越橘。但是，像月下老人似的將祖父和祖母牽引在一起的腳踏車輪胎，看起來，還真有點像誘惑亞當和夏娃的那條蛇。
不管怎樣，身為母親的女人都知道，你不能為了一個已經出生的孩子，一輩子自怨自艾。更重要的是，你不能把氣出在孩子身上。
我也相信，德國兵的私生子也有權享受幸福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和爸爸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
童年時期的爸爸，不但是個私生子，而且還是個敵人留下的孽種。在艾倫達爾鎮，儘管成年人不再對「通敵者」拳打腳踢，孩子們卻不肯放過那些可憐的私生子。有樣學樣，兒童模仿起大人的惡行來，往往青出於藍。這一來．小時候的爸爸可就嚐盡了苦頭。他忍氣吞聲，直到十七歲那年他決定離開心愛的艾倫達爾鎮，到海上去謀生活。七年後他回到故鄉。那時，他已經在克欣桑結識了我媽媽。
他們搬進希索伊島上一棟古老的房子，而我就是在那兒出生的，時間是1972年2月29日。當然，從某種角度來看，在佛洛蘭發生的那檔子事，我也是難辭其咎。這就是大家所說的「原罪」啦。
爸爸身為德國兵的私生子，有個很不快樂的童年，長大後又在海上謀了好幾年的生活，難免沾染上喝酒的習慣，沒事就喜歡喝個一兩杯。但我發現，爸爸豈止是為了忘掉往事。事實上，只要兩杯黃湯下肚，他就開始談論起祖父和祖母，開始訴說起自己身為德國兵私生子的悲慘遭遇。說著說著，有時他不免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我發現，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回憶變得更加清晰，猶如泉湧。
在漢堡市郊高速公路上，再一次告訴我他生命中的際遇後，爸爸說：「然後你媽媽失蹤了。你上託兒所，她找到第一份工作，當舞蹈老師。接著她改行充當模特兒，三天兩頭往奧斯陸跑一趟，有時還到斯德哥爾摩去。有一天，她忽然不回家了。她只留給我們父子一封信。信上說，她在國外找到一份工作，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人們說這種話時，往往表示他們只在外頭待一兩個星期就會回來，但你媽媽一去就是八年多……」這段話我已經聽過多次，但這次爸爸特別新增幾句：「我們家族總是有人失蹤，有人消失不見。漢斯·湯瑪士，我想那是家族的詛咒。」聽爸爸提起「詛咒」，我感到不寒而慄。我坐在車子裡思索這個問題，覺得爸爸的話未嘗沒有道理。
我們這對父子，一個失去父親和妻子，一個失去祖父和母親。
爸爸心中一定還有其他失去的親人，只是沒講出來。祖母小時候，她父親被一株倒下的樹木壓死。因此，在成長的過程中，她身邊也沒有一個呵護她、管教她的父親。難怪，她後來會跟一個馬上就要上戰場送死的德國兵廝混，生下一個兒子，也難怪，這個兒子長大後娶一個婚後離家出走、跑去雅典尋找「自我」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