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行走在康布羅納廣場讓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因為我們以前去居伊·德·威爾家時總是在晚上。我推開柵欄門，心想時間都過了那麼久，我是沒有一絲一毫的機會再遇見他了。聖日耳曼大街上的維嘉書店不在了，在巴黎同樣再也見不到居伊·德·威爾了。也見不到露姬了。但是，那株常春藤依然在那裡，爬在底樓的那扇窗戶上，就像我在夢中見到的一樣。這讓我大惑不解。那天晚上，真的是在做夢嗎？我一動不動，在那扇窗戶前佇立良久。我希望聽見露姬的聲音。希望她再叫我一次。沒有。什麼也沒有。萬籟俱寂。但我一點也沒感覺到，從居伊·德·威爾的那個時候起到現在，這一段時間已經流逝。相反，這段時間在某種永恆之中凝固了。我想起了當我認識露姬的時候試著撰寫的那篇文章。我給它取名為
《中立地區》。在巴黎是有些中間地區、一些無人地帶的，那裡處在一切的邊緣，處於中轉過境甚或懸而未決狀態。在那裡能享受到一定的豁免權。我本來可以把那些地方稱作自由免稅區的，但是中立地區更確切。有一天晚上，在孔岱，我徵詢莫里斯·拉法艾爾的意見，因為他是作家。他聳了聳肩膀，冷嘲熱諷道：「我的老弟，這事要您本人才搞得清楚……我不是很清楚您到底想說明什麼……就用‘中立’好了，這個問題就到此為止吧……」康布羅納花園廣場，以及塞古和杜布雷克斯之間的那個街區，所有那些通向地面地鐵天橋的街道統統屬於中立地區，假如我在那些地方見到露姬，那並不是偶然。
那篇文章我已經遺失了。我用扎夏里亞借給我的那臺打字機打了五頁出來，扎夏里亞是孔岱的一個客人。我在文章的前面寫了一句獻詞：本文獻給中立地區的露姬。我不知道她對這篇作品有什麼想法。我覺得她並沒有把它從頭到尾讀完。文章有些讓人討厭，裡面按行政區羅列了劃定這些中立地區的街道的名字。有時是一片房屋，或者一個更寬闊的延伸區域。有一天下午，我們倆都在孔岱，她剛剛讀了那句獻詞，她對我說：「你知道嗎，羅蘭，我們也許可以到你文章裡提到的每個街區各住一個星期……」
我在阿根廷大街上租了一個賓館房間，它恰恰就處在中立地區。誰會去那裡找我呢？我在那裡碰到的很少的幾個人從身份上來說一定已經死亡。有一天，在瀏覽報紙的時候，我碰巧在「司法公告」專欄看到一則加有邊框的啟事，這篇短文的標題是：「失蹤宣告」。一個名叫塔利德的人已經有三十年沒在寓所裡出現過，也沒有他的任何訊息，因此大法庭宣佈他「失蹤」。我把這則告示拿給露姬看。當時是在阿根廷街，在我的房間裡。我跟她說，我敢打包票，那傢伙就住在這條街上，包括另外十來個被法院宣佈「失蹤」的人。而且，我下榻的那家賓館附近的樓房每棟都標有「帶傢俱出租」字樣。這些樓房裡可以自由進出，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證件，可以在那裡躲藏。那一天，我們和其他人一起，在孔岱慶祝拉歐巴的生日。他們灌我們喝酒。回到賓館後，我們有些醉醺醺的。我開啟窗戶。我儘可能用最洪亮的聲音高喊：「塔利德！塔利德！……」大街上空無一人，那人的名字異樣地在大街上回蕩。我甚至覺得那回聲都在迴響。露姬來到我身邊，也跟著我一起喊叫：
「塔利德！塔利德！……」這個小孩子才玩的遊戲讓我們大笑不止。但我最後相信這個人馬上就要出現了，我們會把在這條街上游蕩的所有失蹤者都喚醒。過了一陣子，賓館的夜間守衛跑來敲我們的門。他用從墳墓裡出來的聲音說道：「請你們保持安靜，好嗎？！」我們聽見他邁著沉重的腳步走下樓梯。這時，我的判斷是，他本人就是一個失蹤者，就像那個所謂的塔利德，以及所有躲在阿根廷街的出租屋裡的人一樣。
每次從這條街回我的房間時，我都會想到這些事情。露姬跟我說，她結婚之前，也曾在這個街區的兩家賓館裡住過，那是在再往北去一點點的阿瑪依埃街，還有星形廣場街。那個時候，我們肯定有過擦肩而過卻沒有注意到對方的經歷。
我現在還記得她打定主意不再回她丈夫家的那個夜晚。那一天，在孔岱的時候，她把我介紹給阿達莫夫和阿里·謝里夫。我抱著扎夏里亞借給我的那臺打字機。我想開始撰寫《中立地區》。
我把打字機安放在房間裡的那張小小的硬葉松木桌子上。我已經在腦海裡想好了第一個句子：「中立地區至少有一個優勢：那裡只是一個出發點，人們離開那裡是遲早的事情。」我知道，一旦在打字機前面坐下來，一切都可能變得沒那麼簡單。也許應該畫掉這第一句話。還有後面的那句。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渾身是勁。
她必須回諾伊利吃晚飯了，可到了八點鐘的時候，她依然躺在床上沒有動彈。她也沒開床頭燈。我終於開口提醒她時間到了。
「什麼時間到了？」
從她的口氣中，我聽得出來，她永遠也不會再去乘坐在薩博隆站下車的那趟地鐵了。我們沉默了好一陣子。我坐在那架打字機前，敲打著鍵盤。
「我們可以去看電影。」她對我說道，「可以打發時間。」
只需穿過大軍林蔭大道，就會迎面看見奧布里加多影城電影院。那天晚上，我們倆誰也沒有專心看電影。我感覺放映廳裡沒什麼觀眾。這些觀眾是不是一家法院宣佈「失蹤」很久的那些人呢？還有我們自己，我們又是什麼人呢？我時不時地扭過頭去看她。她沒在看銀幕，而是低著頭，彷彿陷入了沉思。我擔心她會突然站起來，又改變主意，決定返回諾伊利。沒有。她一直呆到電影結束。
從奧布里加多影城電影院裡出來後，她好像鬆了一口氣。她告訴我，從今往後，她回不了她丈夫家了，已經為時太晚。那天她丈夫邀請了一些朋友到家裡吃晚飯。現在，都結束了。諾伊利永遠也不會再舉行任何晚宴了。|福哇小?ahref="fhttp://"target="_blank"fhttp://|
我們沒有馬上回賓館房間。我們在這個中立地區久久地漫步，我們倆在不同的時期都在這裡躲藏過。她想帶我去看她住過的那兩家賓館，在阿瑪依埃街和星形廣場街。我試著去回憶那天晚上她都跟我說了些什麼。都已經模糊不清了。只剩下一些片段。現如今，要重新找到那些缺少的或者我可能忘記了的細節，已經為時晚矣。她非常年輕的時候就離開了她母親以及她和母親一起居住的街區。她母親死了。現在她只有一個少女時代結交的女友，一個叫什麼亞娜特·高樂的女孩。我們和亞娜特·高樂在阿根廷街、靠近我住的那家賓館的一家破舊的餐館裡一起吃過兩三次晚飯。一個金髮碧眼女子。露姬跟我說別人叫她「死人頭」，因為她那瘦削的面孔與豐滿的體態形成的反差太強烈了。後來，亞娜特·高樂還到塞爾街的那家賓館裡找過她，那一天，我撞見她們倆在那個房間裡，那裡散發著一股乙醚味道，我本該動腦子好好想想的。然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聖母院對面的河堤上，我一邊在那些舊書商的木箱裡淘書，一邊等著她們倆到來。亞娜特·高樂說她和一個人在格朗-德格雷街有約會，那人會「給她帶一點雪來」……她聽了那個「雪」字後笑了，因為我們當時還在七月份呢……在舊書商的一個綠色木箱裡，我突然發現了一本口袋書，書名叫《美麗的夏日》。是的，這是個美麗的夏日，因為在我看來它是永恆的。然後，我猛然看見她們，兩人正走在河堤另一邊的人行道上。她們從格朗-德格雷街走出來。露姬抬手跟我打了一個手勢。她們在陽光下，在靜謐中，款款朝我走來。她們常常像這樣在我的夢中出現，她們倆，在窮人聖於連教堂附近……我覺得那天下午，我好幸福。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給亞娜特·高樂取了個綽號叫死人頭。是因為她那高高的顴骨和眼角上斜的眼睛嗎？那個時候，她依然處在錦瑟年華，青春魅力四射。那些無眠之夜，那些正如她所說的雪，都沒在她的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多長時間了？我本該對她起疑心的。露姬不帶她去孔岱，也不帶她去參加居伊·德·威爾的聚會，彷彿這個女孩只是她的一個影子。
我在場的時候，只聽她們說過一次她們倆共同的過去，不過她們說得閃爍其詞的。我感覺到她們倆有著共同的秘密。有一天，當我和露姬從馬比庸地鐵站走出來時——那是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她認出了某個人，那人正坐在拉貝格拉酒吧的大窗戶玻璃後面的一張桌子旁。她往後退了幾步。那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男子，表情嚴肅，棕色的頭髮平貼在腦袋上。他與我們差不多是面對面，也有可能看見了我們。但我覺得他正在跟旁邊的某個人交談。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福爾街的另一邊。她跟我說，兩年前，她就因為亞娜特·高樂的關係認識了那個傢伙，當時他打理著九區的一家餐館。她壓根兒沒預料到會在這裡遇見他，因為這裡是左岸。她顯得憂心忡忡的。她使用「左岸」這兩個字，彷彿塞納河就是一條分界線，把兩個分屬不同國家的城市分割開來，就像金屬捲簾門一樣。拉貝格拉咖啡館裡的那個人成功地越過了這條邊界。他在馬比庸十字路口的出現真的讓她惴惴不安。我問她那人叫什麼名字。墨塞里尼。那她為什麼要躲開他呢。她沒有明確地回答我的問題。她只是說，這傢伙喚起了她最糟糕的回憶。她一旦與什麼人斷絕往來，那會是決絕的，在她看來，他們都已經死了。假如這個人還活著，有可能與她狹路相逢，那麼最好還是轉移到別的街區去。
我安慰她，讓她放下心來。拉貝格拉跟別的咖啡館不一樣，店裡的顧客有些鬼鬼祟祟的，與我們正在行走的這個大學生和放蕩不羈的藝術家、作家組成的街區很不協調。她跟我說，這個墨塞里尼，她是在九區認識的？沒錯，拉貝格拉正如聖日耳曼-德-普雷的皮嘉爾的附屬，但人們不是很明白箇中原因。只需要走到另一邊的人行道上，避開拉貝格拉就行了。沒有必要更換街區。
我本該說得語氣堅決些，讓她閉口不再提及這件事情，但我知道萬一她想說服我的話，她大致會怎麼回答……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不知見過多少墨塞里尼一類的人，過後我們總會問自己，這些傢伙乾的到底是什麼樣的非法勾當……我不是經常看見我哥哥和這夥人廝混在一起嗎？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常想，可以對這個名叫墨塞里尼的人展開一些調查。可那又有什麼必要呢？對於露姬，除了我已經知道的那些或者猜測出的那些事情，我不會了解到更多的東西。我們果真要對我們剛開始人生之旅時認識、後來又被我們放棄的人負責嗎？我父親，還有所有那些和他
在賓館大廳或者咖啡館的後間裡竊竊私語、帶著我永遠也不會知道里面裝著什麼東西的箱子的人，我要對他們負責任嗎？那天晚上，發生那件冤家路窄的事情之後，我們走到了聖日耳曼大街。我們走進維嘉書店的時候，她好像鬆了一口氣。她有一張書單，那些書都是居伊·德·威爾建議她讀的。這張書單，我現在還儲存著。每一個參加聚會的人，他都會向他派發這種書單。「您沒有必要把這些書同時讀完，」他習慣這麼說，「最好選出其中的一本，每天晚上在睡覺之前讀一頁。」
《天堂裡的第二個我》
《上帝在奧貝蘭的朋友》
《珍珠之歌》
《曙光柱》
《光明財寶的十二個救護者》
《器官或微小的中樞》
《神秘玫瑰園》
《第七個山谷》
這都是些淡綠色封面的小冊子。剛開始的時候，在阿根廷街我的那個房間裡，露姬和我，我們會高聲朗讀這些書。當我們沒有道德準則的時候，這是一種約束。現在想來，我們讀這些書的方式並不一樣。她希望從中發現人生的真諦，而讓我著迷的則是那些詞語的鏗鏘有力和句子的悅耳動聽。那天晚上，在維嘉書店，她好像忘記了那個什麼墨塞里尼以及此人帶給她的那些沉痛記憶。今天，我終於明白了，她閱讀那些淡綠色的冊子和「不存在的路易絲」的傳記，並不是要尋找一個行為準則。她只想逃走，逃到更遠的地方，用劇烈的方式割斷與日常生活的聯絡，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然後，一想到被你拋在身後的那幫傢伙會找到你，要跟你算賬，你就會時不時地感到惶惶不安。必須隱藏起來，才能躲開那些訛詐者，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徹底擺脫他們。去那裡，去山上的頂峰，或者外海，呼吸自由的空氣。這種事情我太明白不過了。我也一樣，我依然拖拽著那些慘痛的回憶和孩提時的噩夢形象，我要收攏前臂、緊握拳頭對付它們，讓它們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跟她說轉移到人行道的想法很愚蠢。最後，我終於把她說動了。今後，從馬比庸地鐵站出來後，我們不再避開拉貝格拉。一天晚上，我甚至把她帶到了那家咖啡館裡面。我們站在櫃檯前，不屈不撓地等待著墨塞里尼。還有過去所有的幽靈。跟我在一起，她什麼都不怕。只能是直視著幽靈的眼睛把它們逼退，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我覺得她又恢復了信心，即使墨塞里尼出現的話，她都不會動一下。我教她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一句話，我處在這種情況下都能脫口而出：「您搞錯了，先生……不是我……我很抱歉……您認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