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肯特上車，向南部的軍事基地疾馳而去。
肯特對我說：「安-坎貝爾上尉當時正和哈羅德-聖-約翰中士在基地總部值勤。坎貝爾是值勤軍官，約翰是值勤中士。」
「他們以前就認識嗎？」
肯特聳了聳肩說：「認識倒有可能，只是不會太熟悉，因為他們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車集中排程場工作，而她在心理訓練學校當教官，所以他們只有在一起執行任務時才會碰到一起。」
「她教什麼課？」
「心理學。」他又補充道，「她曾是心理學碩士。」
「她現在仍然是。」我說。人們在談論死者時總不可避免地犯時態上的錯誤。我問肯特：「教官們經常有值勤任務嗎？」
「一般沒有。但安-坎貝爾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冊上，因為她是將軍的女兒，要給大家樹立個榜樣。」
「明白了。」軍隊確實為所有的男女軍官准備了一些名冊，這些名冊都是由軍官們自己填寫，不過是為了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值勤，為軍隊盡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時間，巡邏這類任務的名冊上曾經取消了女軍官的名字。可是後來時代變了，一切都變了。但年輕女軍官深夜巡邏要冒險是無法改變的。因為男人的野性難改，為了發洩，他們可以置軍規於不顧。我問：「她帶武器了嗎？」
「當然帶了。她總是隨身帶著手槍。」
「說下去。」
「哦，大約在清晨1點，坎貝爾對聖-約翰說她要開吉普車去檢視哨所——」
「為什麼？難道檢視哨所也是值勤軍官和中士的職責嗎？值勤軍官的任務只是守著電話機嘛。」
肯特回答道：「據聖-約翰說，哨所的指揮官是個剛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年輕上尉，乳臭未乾。坎貝爾上尉又是那麼熱情，作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親自去檢視哨所。另外，來回的暗號她也知道。」肯特把車開上了步槍射擊場的道路，接著說，「聖-約翰說，大約3點的時候他開始有些擔心了——」
「為什麼？」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檔的是個女人——也許他認為她在什麼地方尋歡作樂並因此而吃醋，也許他急著上廁所，但又不能離開電話機。」
「聖-約翰多大年紀了？」
「56歲左右吧。已婚，夫妻關係很好。」
「他現在在哪兒？」
「被我軟禁在憲賓司令部的大樓裡。」
我們的車駛過了4個步槍射擊場，它們都位於一條彎曲的土路右邊，地勢很開闊。我已經大約20年沒來過這兒了，但對這兒的一切還是記憶猶新。
肯特上校接著說：「後來，聖-約翰給哨所打了電話，坎貝爾不在那兒。他又讓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聯絡，看是否有人見過坎貝爾，可不一會兒就收到了回話，都說沒見過她。聖-約翰只好讓哨所的中士派了一個人到總部替他守著電話，他自己開著卡車找遍了所有哨所，還去士兵俱樂部、軍官俱樂部等地方找過，就是不見坎貝爾上尉的蹤影。4點鐘的時候，他把車開向最後一個哨所所在地——一個彈藥庫。終於，他在第6步槍射擊場看到了她的吉普車……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果然，前方不遠處，在這條狹窄的小路的右邊停著一輛吉普車，據估計它就是安-坎貝爾生前開的那輛。吉普車旁停著一輛紅色的野馬牌汽車。
我問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麼位置？」
「和這兒隔著一個路口。哨兵是一個叫羅賓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車前燈的亮光，但什麼也沒聽到。」
「你審問過他嗎？」
「應該是她。她叫瑪麗-羅賓斯。」肯特臉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這也不能怪你，保羅。因為‘一等兵’這個詞並不顯示性別。」
「謝謝。羅賓斯現在在哪兒？」
「也被軟禁在憲兵司令部的大樓裡。」
「這麼說憲兵司令部大樓現在還挺擁擠呢。不過，這辦法不錯。」
肯特把車停在吉普車和紅色野馬牌汽車之間。此時天已經大亮了，我看到了守衛現場的6個憲兵——4男2女，分站在各個角上，把現場包圍起來。路的左邊是一個露天看臺，座位都面朝著步槍射擊場。軍隊上前線之前就是在這裡操練的。在左邊的看臺上坐著一個穿著牛仔褲和風衣的女人，她正在一個小本子上急速地寫著什麼。我和肯特下了車，他對我說：「那是森希爾小姐。」他把「小姐」說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別上的錯誤。
其實，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問肯特：「她怎麼會在這兒？」
「是我打電話把她叫來的。」
「為什麼？」
「因為她是個辦強xx案的律師。」
「可被害人已經死了，根本不需要什麼律師。」
「是這樣，」肯特解釋說，「森希爾小姐也負責調查強xx案。」
「是嗎？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麼？」
「你聽說過一個叫尼利的女護士的事嗎？」
「只在報紙上見過。難道這兩個案子之間還有什麼聯絡嗎？」
「沒有聯絡。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網了。」
「昨天什麼時間？」
「大約下午4點，是森希爾小姐將罪犯捉拿歸案的。5點鐘我們就審出了口供。」
肯特又補充說：「本來森希爾今天還有別的任務，但她自願留下來辦這個案子。」
「我們很幸運。」
「是的，這類案子需要女人參加。況且森希爾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見過她工作時的樣子。」
我留心觀察了那輛紅色的野馬牌汽車，可能是辛西婭的，車牌和我的私人汽車一樣，也掛著弗吉尼亞的牌照。由此可以斷定，她也是在福爾斯徹奇供職，和我一樣，現在也是在外邊辦案。然而，命運並沒安排我們在家鄉見面，卻讓我們在異地他鄉，而且是在這種場合下相見了。既然是命運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槍射擊場掃視了眼。現在還是清晨，射擊場的上空籠罩著一層薄霧，土路邊上有許多靶子，都是些用纖維板製成的假人。這些假人個個身挎步槍，面容醜陋不堪。這種生動的靶子取代了那種古老的輪廓靶。在我看來，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給射手們提供一種真切的臨敵感。但就我過去的經驗來看，只有真正上了戰場並開始殺人後才能真正產生這種臨敵感。靶子畢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開始射擊前，假人身上經常落滿鳥兒，這就影響了它們的真實感。
當年我在步兵營訓練的時候，射擊場還是光禿禿的一片，什麼植物也沒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現在這裡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草木，使射擊場綠意盎然，幾乎看不到戰火的痕跡了。我對面大約50米遠的地方有一個人像靶，周圍長滿了雜草。它的兩邊分站著一男一女兩個憲兵。在人像靶腳下躺著一具屍體。
肯特上校說：「這傢伙準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補充道：「他單單選擇了這個地點作案，好讓那個醜陋的人像一直低頭看著她。」
要是這個人像能說話就好了。我轉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揮塔和看臺之間有一個廁所。我對肯特上校說：「你們沒搜尋一下附近有沒有別的受害者？」
「沒有……嗯……我們只是不想破壞現場。」
「可能還有別的人遇害，也許已經死了，也許還活著，正需要搶救。手冊裡不是講過嗎？救人第一，證據第二。」
「是的……」他四周環視了一下，命令一個憲兵中士：「馬上吹號叫富勒姆中尉帶全排士兵和警犬來。」
中士還沒來得及回答，就聽看臺上有人說道：「我已經通知過了。」
我抬頭看了看森希爾，對她說：「謝謝。」
「不必客氣。」
看來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轉身向射擊場走去，肯特在後面跟著。
走了一會兒，肯特的步子越來越慢，漸漸落在後邊。兩位憲兵此時正稍息，眼睛不再盯著安-坎貝爾躺著的地方，開始向四周觀望。
我在離屍體幾英尺遠的地方停了下來，只見死者仰面躺在地上。肯特說得不錯。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著一隻運動表。離屍體幾英尺遠的地方有一件頗時髦的內衣——她的乳罩。她的軍裝不在現場，靴子、頭盔、槍和槍套都不在現場。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貝爾被四肢分開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腳踝都被綁在樁子上。用來捆綁的繩子是綠色的尼龍繩，樁子是綠色的乙烯塑膠棒，都是軍隊用的。
安-坎貝爾30歲左右，身材很好。儘管她現在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是認出了她。她的臉很漂亮，輪廓分明。一頭濃濃的棕色秀髮披在肩上，頭髮的長度可能比軍隊規定的要多出幾英寸，但現在這已不算是什麼問題了。
纏在她脖子上的尼龍繩跟手上和腳上的尼龍繩同樣粗細，但脖子上的繩子沒有勒進肉裡。罪犯把她短褲的一條腿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墊在繩子底下。在場的人中只有我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辛西婭來到我身邊，什麼也沒說。
我在安-坎貝爾的遺體旁跪了下來，看到她的皮膚已變成了蠟色，臉上的脂粉顯得格外明顯。她的手指和腳趾甲都已經失去了血色，臉上沒有擊傷、抓傷和咬傷的痕跡。看得見的部位都沒有遭強xx的跡象。屍體周圍沒有搏鬥過的痕跡，臉上沒有泥和草的碎屑，也沒有血汙，指甲裡沒有抓下來的皮肉，頭髮也不太亂。
我摸了摸她的臉和脖子，因為屍體僵硬通常是先從這兩個部位開始的。但當時這兩個部位還都沒僵，我又試了試她的腋窩，還是熱的。大腿和臀部有幾處呈深紫色，可能是窒息所致，這就可以說明她是被繩子勒死的。我按了按她臀部上的一塊青紫，青紫馬上變白了，但手一拿開，青紫馬上又出現了。至此，我完全可以斷定，死者是在4小時前斷氣的。
長期的刑警工作使我已經學會，不能完全相信證人的證詞。但是目前為止，聖-約翰所說的時間順序還是可信的。
我又向下探了探身，看到安-坎貝爾那雙大大的藍眼睛正茫然地瞪著天上的太陽，一眨不眨，瞳孔還沒有模糊。這就更證實了我的推斷——她剛死不久。我翻開她的眼皮，看到眼簾上有不少血紅的斑點。這也是她死於窒息的一條證據，到現在為止，肯特上校所述及現場看到的情況似乎都和我的推斷相吻合。
我解開了安-坎貝爾脖子上的繩於，仔細檢視了繩子下面的內褲，發現上面沒有任何撕扯的痕跡，也沒被身體或其他外物弄髒。短褲上的身份牌不見了。被繩子勒過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的傷痕，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但是，這足以證明被害人是被勒死的，只是襯褲減弱了繩子所造成的傷痕。
我在屍體周圍轉了轉，發現她的腳掌上沾有泥和草，這說明她死前至少赤腳走過幾步。我湊近仔細檢視了她的腳掌，發現右腳大拇指根處有一個黑點，好像是瀝青一類的東西。看來她可能是在50米以外的柏油路上，就在她的吉普車附近，被迫脫光了衣服，至少是脫掉了鞋襪，然後就被迫光著腳——也可能光著身子——走到了被害地點。
在我檢視現場的這段時間內沒有一個人說話，只聽見樹上鳥兒吱吱喳喳的叫聲。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陽光照著路兩旁的松樹，在射擊場上投下了一排長長的影子。
我問肯特上校：「是哪個憲兵先來到現場的？」
肯特叫了一聲身邊的一位女憲兵，對她說：「向這位長官報告一下當時的情況。」
我從她的名牌上看到了她叫凱西，是個一等兵。她向我報告說：「今天早晨4點52分，有人通知我，在第6射擊場發現了一具女屍，距屍體50米以外的路上還停著一輛吉普車。我當時就在附近，所以得知後馬上出發，於5點01分到達了出事地點，一眼就看見了那輛吉普車。我把車停放好，帶上m-16步槍跑到射擊場，找到了屍體。我給她試了脈，聽了心跳，試了試是否還有呼吸，又拿手電筒在她眼裡照了照，沒有任何反應。所以我斷定她已經死了。」
我問她：「後來你做了些什麼？」
「我回到車上呼叫援助。」
「你來回走的是同一條路線嗎？」
「是的，長官。」
「除了屍體外，你還碰過別的東西嗎？比如繩子、樁子、內衣、內褲？」
「沒有。長官。」
「你動過被害人的車嗎？」
「沒有，長官。除了鑑定被害人是否已死，我沒動過現場任何東西。」
「謝謝。」
一等兵凱西行了軍禮，轉身回到她原來站的位置。
肯特、辛西婭和我面面相覷，好像是在忖度著彼此的心理。這樣的時刻能夠觸動人的靈魂，從而在人們腦海裡打上深刻的烙印。我從來不會忘記一個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記。
我們回到路上，在安-坎貝爾那輛吉普車周圍轉了轉，看到駕駛室的窗子還開著。許多軍隊裡用的車都沒有點火開關鑰匙，只有一個啟動開關，安-坎貝爾的車就是這樣，現在啟動開關處在「停」的位置上。前排的乘客座上有一個非軍用的黑皮包，辛西婭對我說：「我本想看看包裡的東西，可沒經過你的同意，就沒敢擅自行動。」
「看來我們的合作一開始就很不錯嘛。去把手提包拿出來吧。」
她轉到另一邊乘客座的車門處，墊著一條手絹將車門開啟，又墊著同一條手絹拿出皮包，然後在看臺的一條小凳上坐下，開始一排排往外拿包裡的東西。
我鑽到車底下檢視了一下，沒發現任何異常。我又摸了摸排氣裝置，發現有的地方還有點餘熱。
我站了起來。肯特上校問我：「有什麼看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