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婭問我：「還去心理訓練學校嗎？」
我看了看我那塊民用表，已經是下午5點50分了，「歡樂時光」又要開始了。我說：「不去了。送我去軍官俱樂部。」
我們的車向軍官俱樂部駛去。軍官俱樂部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沒有基地那麼繁忙吵鬧，又離基地很近，所以很方便。
辛西婭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問我：「你對坎貝爾將軍有什麼看法？」
我思考了片刻。聽到人死的訊息後，儘快掌握死者的朋友。親人和同事對死者的反應是相當重要的。我已經破過不少兇殺案，有些就是看誰的反應不正常，便順藤摸瓜追下去而破案的。我對辛西婭說：「他沒有一般父母聽到孩子死去噩耗時的那種悲傷和絕望。從另一方面來講，他就是他。」
她不解地問：「那麼他又是誰呢？」
「他是一個軍人，一個英雄，一個高階將領。地位越高，人情味就越淡。」
「可能吧。」她沉默了一會兒，說：「考慮到安-坎貝爾是怎樣死的……嗯，是怎樣被找到的……我覺得她父親不會是兇手。」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屍體被發現的地方死的，也不知道她死的時候是穿著衣服還是沒穿，因為事情往往並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一個聰明的兇手，能讓你只看到他想讓你看到的東西。」
「保羅，我還是不能相信他會親手把親生女兒勒死。」
「當然這種事不同尋常，但也並非聞所未聞。」我接著說，「如果她是我的女兒，我知道她在性生活上的那些醜事後，也會大發雷霆的。」
「但你再大發雷霆，也不至於對親生女兒起殺心啊。」
「我是不會，但誰敢保證呢？我只是在論證一下殺人的動機而已。」
我們在軍官俱樂部前停了下來。我開啟車門對辛西婭說：「你要不是穿著這身衣服，我就請你吃晚飯了。」
「哦……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回去換，除非你想一個人吃飯。」
「我在小餐廳等你。」說完我下了車。她開著車走了。
我走進俱樂部時，擴音喇叭里正放著退兵的號聲。我來到俱樂部幹事的辦公室，出示了犯罪調查處的證件，要了本電話號碼簿。因為查爾斯-穆爾上校家的電話號碼不在基地電話號碼簿裡，所以我只好撥通了心理訓練學校。當時已經是晚上6點過一點兒了，但不必擔心沒人值班，這就是部隊的一大優點。一位值班中士接了電話，並幫我接通了查爾斯-穆爾辦公室，只聽有人說：「我是查爾斯-穆爾上校。」
「穆爾上校，我是一級准尉布倫納，是《軍隊時報》的記者。」
「啊……」
「我想跟您談談坎貝爾上尉被害的事情。」
「可以……啊，上帝啊，太可怕了……那真是一場悲劇啊！」
「是的，長官。我能問您幾句話嗎？」
「當然可以。啊……我曾是坎貝爾上尉的頂頭上司。」
「是的，長官，這我知道。上校，您現在是否方便到軍官俱樂部來見我？請放心，不會超過10分鐘的，除非您讓我感興趣，上校。」
「這個……」
「我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了。我至少要和她的上司談談。」
「當然。在哪兒——？」
「在小餐廳。我穿一件藍色西裝。謝謝您，上校。」我結束通話了電話。多數美國人都知道如果他們不想和警方談話就可以不談，但他們對新聞界卻不知為什麼會覺得有一種義務而必須去談。儘管如此，我今天大部分時間的身份是犯罪調查處的布倫納，而現在要再隱瞞身份真令人難以忍受。
我又把那本米德蘭的電話號碼簿拿過來，仔細看了看，發現查爾斯-穆爾和安住在同一個花園公寓區。雖然維多利花園通常不是上校軍官選擇的住所，但這事也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也許因為他欠了債，也許他作為一名神經科醫生，從不在乎在停車場碰到上尉和中尉。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想住得離安-坎貝爾近些。
我快速記下了穆爾上校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然後撥通了辛西婭的電話。她剛進門。我對她說：「穆爾上校一會兒來見我們。記住我們是《軍隊時報》的記者。還有，看看能否在你那兒給我找個房間，因為現在亞德利肯定安排了人巡邏，我不能回‘低語松林’了。請你在陸軍消費合作社下車，幫我買一支牙膏、一把刮鬍刀，還有一條中號短褲、一雙襪子。可能還要一件襯衫，15號領子。別忘了給你自己帶雙跑鞋，我們過會兒去射擊場時好穿。再帶隻手電筒，好嗎？辛西婭？喂？」
可能是線路接觸不好吧。我結束通話電話來到樓下的小餐廳。這兒雖然不像那間大餐廳那樣正規，但卻馬上可以吃到東西。我要了一杯啤酒、一些土豆條和果仁，一邊吃喝一邊聽著周圍人的談話。所有的人都在談論安-坎貝爾，談話的聲音都壓得很低，因為不管怎麼說，這兒畢竟是軍官俱樂部。米德蘭的酒吧裡肯定也正談著同一個話題，只不過在那兒談起來就可以放肆多了。
我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走了進來。他穿著綠色帶鷹形圖案的上校軍裝，走進來朝著這間屋子四周看了一會兒。我觀察了他足有一分鐘，見沒有一個人向他招手，也沒有人和他講話。顯然，穆爾上校在這兒並不出名，也許是沒有人緣。我站起來向他走去。他看到我勉強地笑了笑：「你就是布倫納先生？」
「是的，長官。」我們握了握手。穆爾上校的軍裝皺皺巴巴，而且做工很差。這也正是他所從事的那個特殊行業的一個標記。「謝謝您的光臨。」我說。穆爾上校大約50歲，一頭黑色鬈髮，頭髮很長，看上去就像昨天才入伍的一個地方神經科醫生。軍隊上的醫生、律師、精神科醫生、牙醫都能使我產生濃厚的興趣。不過，我始終搞不明白，他們是真的願意穿那種粗製濫造的軍服呢，還是他們真正是有獻身精神的愛國主義者。我把他帶到角落的一張桌子旁坐了下來，問他：「想喝點什麼嗎？」
「是的。」
我示意一位女招待過來，穆爾上校要了一杯奶油雪利。我們就這樣開始了不怎麼愉快的談話。
穆爾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好像在猜度我的神經哪根出了毛病。為了不讓他失望，我主動說：「聽起來她好像是被一個心理變態的人殺的，可能是慣犯。」
他不愧是搞這一行的，馬上把矛頭對準了我：「你為什麼這麼說？」
「只是貿然猜一下而已。」
他告訴我：「在這個地區還沒發現類似的強xx和謀殺案。」
「類似於什麼？」
「類似於發生在安-坎貝爾身上的事。」
確切地說，發生在安-坎貝爾身上的事情不該讓這兒的人都知道，但軍隊是流言蜚語滋長的溫床。因此，關於穆爾上校、福勒上校和坎貝爾將軍都知道些什麼，什麼時候知道的，怎樣知道的，你是無法猜到的。我問他：「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回答說：「當然她是遭強xx後被殺的，在射擊場上。」
我拿出筆記本，呷了一口啤酒，說：「我剛從華盛頓過來，還沒掌握多少資料。聽說她被赤身裸體地捆在那兒？」
他考慮了一會兒，說：「這個你最好去問問那兒的憲兵。」
「好吧。您做她的指揮官有多久了？」
「從她來到哈德雷堡開始，大約在兩年前。」
「這麼說您挺熟悉她了？」
「是的。我們的學校很小，一共只有大約20名軍官，另外30人是被派到此地服役的。」
「明白了。聽到這個訊息時您感覺如何？」
他說：「我完全被驚呆了，直到現在我還不敢相信這會是真的。」他又說了許多諸如此類的話。其實在我看來，他除了震驚以外也看不出別的什麼感受來。我經常與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打交道，知道他們常在說著得體的話時做出一些不得體的事來。我相信職業和人的個性有著很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在軍隊裡表現得尤為突出。比如說，步兵軍官往往會有些孤僻、傲慢、自以為是。犯罪調查處的人都慣於騙人、冷嘲熱諷，而且特別聰明。一般精神科醫生大都選擇與腦子出了毛病的人打交道的工作。這種工作雖然陳腐，還是有不少人願意為之獻身。查爾斯-穆爾是一個戰爭心理學專家，他的本行是把敵人本來健康的腦袋弄出毛病來。這和為細菌戰製造麻疹菌的醫生又有什麼區別呢？
不管怎麼說，查爾斯-穆爾在我看來就是不太正常。開始較短的一段時間，他似乎距我很遠，而後突然莫名其妙地盯著我看了好半天，似乎要從我的臉上或心裡看出些什麼來。這使我很不舒服。他除了有些怪癖外，眼睛裡還冒出一絲兇光——很深，很黑，很富有穿透力。他的聲音也很特別，很慢，低沉，帶點兒裝出來的溫和語氣。估計他在學校教書時用的就是這種聲音和語氣。
我問他：「您在擔任此職務之前就認識坎貝爾上尉嗎？」
「是的。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6年前，那時她正在布拉格堡多功能學校學習。我任她的教官。」
「她剛在喬治敦讀完了心理學碩士。」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我說了什麼他認為我不知道的事，然後回答說：「我相信是這樣。」
「在布拉格堡時你們就在一起嗎？」
「我在學校——而她正在第4心理訓練隊。」
「後來呢？」
「後來就去了德國。我們差不多是同時到那兒的。再後來我們又回到了布拉格堡肯尼迪特種軍事學校，在那兒當了一陣教官。之後我們被派到海灣去執行同樣的任務，之後又去五角大樓。簡單說來，兩年前我們又一起來到了哈德雷堡。怎麼，難道這些都有必要講嗎？」
「您在哈德雷堡都做些什麼，上校？」
「這是保密的。」
「噢。」我邊記邊點了點頭。兩個人能這麼久在一起執行任務確是不常見的，尤其是在戰爭心理學這一特殊領域。就我所知，在部隊裡，即使夫妻倆也沒有他們這樣的好運氣。比如說可憐的辛西婭吧，她當時雖然沒和特種部隊的那個傢伙結婚，但已經和他訂了婚。辛西婭被派到布魯塞爾，他卻被派往巴拿馬運河區。我對穆爾上校說：「你們的工作關係很不錯嘛。」
「是的。坎貝爾上尉非常聰明能幹，有追求，能言善辯，而且值得信賴。」
聽起來好像是他每半年在她的工作總結上寫的評語。顯然，他們很合得來。我問他：「她算是你的‘被保護人’嗎？」
他瞪了我一眼，似乎想到了我用這個法語詞會讓人聯想到另一個詞「情婦」或者其他更骯髒的外來詞。他回答說：「她是我的下級。」
「對。」我把他的話歸在我早已擬好的「廢話欄」中。「您認識她的父親嗎？」
「是的，不過不太熟悉。」
「來哈德雷堡之前您見過他嗎？」
「是的，偶爾能見到。我們在海灣時見過他幾次。」
「我們？」
「安和我。」
「哦。」我也把這記了下來。
我又問了他幾個問題。顯然我們兩人都覺得這些沒什麼意思。其實我這次和他談話的目的，就是想在他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前，先對他有個準確的印象。一旦人們知道談話物件是警察就會採取對策。另外，《軍隊時報》的記者是不能問「你和她有過兩性關係嗎？」這類問題的，但警察可以問。於是我問他：「你和她有過兩性關係嗎？」
他站了起來：「這是他媽的什麼問題？我要控告你。」
我把證件亮了出來：「我是犯罪調查處的。上校，請坐下。」
他先是盯著我的證件看了一會兒，繼而又轉向我，兩眼頓時射出咄咄逼人的紅色死亡之光，像恐怖電影裡的一樣十分可怕。
我又說：「請坐，上校。」
他鬼鬼祟祟地朝這個坐了半屋子人的房間看了看，好像擔心自己有被包圍或其他什麼危險。最後，他坐了下來。
上校跟上校不同。從理論上講，官銜比擁有這個官銜的人重要，即使不尊重這個人也要尊重這個人的官銜。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比如說，福勒上校擁有上校的權力和尊嚴，所以和他打交道就要小心。而穆爾上校就我所知卻與任何權力機構都沒有聯絡。我對他說：「我正在調查安-坎貝爾上尉被殺一案。你不是本案的嫌疑犯，所以我不想宣讀你的權利，請你如實地、完整地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好嗎？」
「你無權冒充——」
「那就讓我自己為我的雙重性格煩惱吧，好嗎？第一個問題——」
「沒有律師在場我拒絕回答。」
「我想你是因為看了太多的非軍事電影。你沒有權利找律師，也沒有權利保持沉默，除非你是嫌疑犯。如果你不主動合作的話，我就把你列為嫌疑犯，宣讀你的權利，把你帶到憲兵司令部大樓，宣佈我有了一個嫌疑犯，他要請律師。那你就陷入了軍法約束之中。怎麼樣？」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根本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可我抗議你把我弄到這樣一個被動的地位。」
「好吧。第一個問題：你最後看到坎貝爾上尉是什麼時候？」
他清了清嗓子，調整了一下態度，說：「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是昨天下午大約4點半時，她說她要去俱樂部弄點吃的，然後再去要求值勤。」
「昨晚她為什麼自願值勤？」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