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蘭德里農場十點三英里的斯潘塞城西區，也就是這個小城的富人區，安妮-巴克斯特（孃家姓普倫蒂斯）清理著廚房餐桌上的碗碟。
她丈夫克利夫-巴克斯特喝完手中的一罐科爾牌啤酒，勉強忍住一個飽嗝，看了看手錶說：「我還得回局裡去工作。」
安妮已經料到克利夫還要出去，因為吃飯時他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換上牛仔褲和t恤衫，卻仍穿著他的棕黃色警服，只是把一條餐巾塞到領子裡，以防牛肉汁滴到他那條打褶的襯衫上。安妮注意到他的腋下和腰間都被汗水浸溼了。他的槍套和手槍掛在牆壁掛釘上，帽子留在他的警車裡。
安妮問道：「你大概什麼時候回來？」
「噢，你知道不該問我這個，寶貝兒。」他站起身來，「鬼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這活兒越來越夠嗆，尤其是對付毒品走私和那些混賬小子。」他整好槍套。
安妮注意到他的槍帶扣在最後一格，要是她心胸刻薄的話，她早會表示願意去拿個錐子替他打一個新洞眼。
克利夫-巴克斯特發覺她在瞅他的腰，說道：「你把我喂得他媽的太肥了。」
這當然是她的錯。她說：「你該少喝些啤酒。」
「你該少-嗦些。」
她沒有回答，她沒心思吵架，尤其對她不在乎的事更沒心思。
她看看她的丈夫。他雖然身體超重，但在很多方面還是很漂亮的：一張曬得黑黝黝的、輪廓分明的臉，一頭棕色的濃髮以及一雙還算明亮的藍眼睛。二十年前，正是他的相貌和體形，再加上他那種壞小子的魅力和自負，把她吸引了過去。他曾經是個不錯的戀人，至少以當時當地的標準來衡量是如此。他後來也成為一個過得去的父親，一個善於供養家庭的人，同時很快升到警長的職位。但他並不是一個好丈夫，可是，如果你問他，他會說他是的。
他推開紗門，說道：「別再像上回那樣把門閂插上了。」
她想，上一次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了，她是故意那樣做的，想要他不得不按門鈴和敲門來喊醒她。那時候，她想同他吵一架，卻出現了她意料不到的情況。那一次他是在清晨四點以後才回家，自那時以來以及在那以前，他總是每週一次或兩次在四點左右回家。
當然，他的工作需要額外的時間，僅僅這一點並不能構成對他產生懷疑的理由。但通過別的途徑和訊息來源，她得知自己的丈夫在外面鬼混。
克利夫慢慢走下後門的臺階，對養在後院的四條狗吼了幾聲。這些狗突然狂叫起來，用爪子亂抓關它們的鐵絲網圍欄，克利夫又吼了幾聲，笑了，他對妻子說：「別忘了給它們餵食，讓它們出來跑一會兒。」
安妮沒有回答。她看著他走進他的警長專用汽車，倒出門前車道開走了。她關上廚房門，上了鎖，但沒閂上。
她想，事實上甚至沒有理由鎖門。斯潘塞城是個治安很好的小城，儘管人們夜間總是把門鎖上。而她不必鎖門的理由是，她丈夫派了警車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在他們居住的威廉斯街上巡邏。他的解釋是：犯罪分子知道我們的住處，我不想任何人傷害你。事實卻是：克利夫-巴克斯特對他妻子的吃醋心、佔有慾和疑心病到了瘋狂的地步。
安妮-巴克斯特實際上是她自己家中的一名囚犯。她當然可以在任何時候離開屋子，但不管她去哪兒，同誰見面，她丈夫很快就會得知。
至少這令她感到尷尬和屈辱。這條整潔的街道上住的左鄰右舍都是正經古板的家庭——醫生、律師、生意人，他們對於警察為何日日夜夜不離這個地區的官方解釋是樂意接受的，但他們瞭解巴克斯特的為人，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彼得，彼得，專吃南瓜，」安妮大聲唸叨千百次了，「娶了一個老婆看不住，把她關在南瓜殼裡，從此看得牢牢的。」她又加了一句，「你這個狗雜種。」
她走到前門，透過門上的鉛框玻璃朝街上望去。一輛斯潘塞城的警方巡邏車駛過，她認出了駕車的警察，一個名叫凱文-沃德的年輕人，克利夫寵愛的法西斯打手之一，她時時幻想邀請凱文-沃德來家喝咖啡，然後勾引他上床。可也許克利夫已經命人監視凱文-沃德，監視他的人可能就躲在一輛沒有標誌的汽車裡。她對自己苦笑了一下，自己的疑心病同她丈夫的一樣重了。但就她的情況來說，疑心是大有根據的，而克利夫的疑心卻是無端的。安妮-巴克斯特在性方面很忠誠。確實，她也別無選擇；但除此之外，她很重視結婚誓言，即使她的丈夫並不重視。有幾次她也產生過沖動，這種衝動足以使她的母親感到臉紅，克利夫跟她做愛忽冷忽熱，做一次愛後就是長時間的冷淡。近來她反倒樂意接受這種冷淡了。
巡邏警車沿著街道往前開去，安妮走進寬敞的起居室。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聽屋裡落地大擺鐘的滴答聲。兒子湯姆早已返回哥倫布，表面上是要在開學以前找份兼職活兒，實際上是因為斯潘塞城，尤其是威廉斯街，今年暑假沒什麼令他留戀，今後也沒有盼頭。女兒溫迪正遠在密執安湖，同一群青年教徒在一起。安妮原先自願去當他們的監護人，但克利夫笑著說：「那麼誰來監護你呀，親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