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他早就估計到你會這樣。」潘說，「本來，直到把你的態度軟化之前，他是不準備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你的，都是因為我才惹出了這麼大的麻煩，為了這，他很生我的氣。」
我笑了，對她說：「你瞧，開始時，是你心裡不好受，現在卻輪到他心裡難受了，還是讓他難受好些，不過，他是真正受到傷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說，「我也真心為你感到難過。」
「這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輕鬆地說。潘表示理解，接著就掛了電話。
維麗在期待著我和她說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動聲色地注視著我。
潘和阿迪都已經簡要地把事情的概況告訴了她，也許阿迪還把如何處理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說過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謹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沒有掌握問題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過她們都不瞭解我們從前的處境。她們的父母都曾經阻止並反對她們嫁給我們這些家譜不詳的孤兒，我能夠想象出來在他們腦子裡的那些流傳中的類似的故事是如何聳人聽聞的：如果家族成員中有瘋子怎麼辦？有退化現象怎麼辦？有黑人的血緣怎麼辦？有猶太人的怎麼辦？有新教徒的怎麼辦？……現在倒好，有一個非常好的證據在人們根本不需要它的時候自己冒出來了！我可以估計到潘和維麗對阿迪的這份浪漫主義都不會太高興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聯絡的母親挖出來呢！
「你想不想讓她到家裡來見見孩子們？」維麗問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絕對。
維麗面有難色，而且帶著害怕的神情。我非常瞭解她是在擔心將來要是她的孩子也這樣對待她，該如何是好？
「但她畢竟是你的媽媽，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維麗不無憂慮地說。
「你知不知道‘孤兒’這兩個字的含義是什麼？」我問她，「你有沒有查過字典它的定義是什麼？它的意思是一個父母雙亡的孩子，或是一個被遺棄的、一個失去母親的小動物。你需要用哪個定義來解釋呢？」
「算了吧，別說了！」維麗說著站起來，她看來被我嚇壞了，乾脆走開去看看孩子們是否睡得安穩，然後回到我們的臥房。我聽見她進了浴室以及鋪床的聲音。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樣，看書和做筆記到深夜，上床時她已經睡熟了。
兩個月後，這件事終於結束了。有一天，阿迪打電話告訴我，媽媽又一次失蹤了。我們約好在市區碰頭並吃頓飯，以便能單獨聊聊，當著妻子的面我們無法談論此事，好像讓她們知道了會失去面子似的。阿迪顯得很高興，告訴我她留下了一張便條，還說她酗酒並總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說她是個中年的放蕩女人，但他還是喜歡她。他讓她戒了酒，給她買新衣服，還為她租了一個有傢俱的套間，又給了她生活費，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經歷告訴了他。他認為遺棄我們不完全是她的過錯。我不讓他繼續說下去，因為我根本就不想聽這類故事。
「你還打算再度尋找她嗎？」我問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涼的微笑又出現了，他說：「不了！你可知道，我實際上使她感到頭痛，其實她並不喜歡我在她的身邊。起初，當我找到她的時候，她還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為她會出於內疚而將功補過，讓我照顧她的，實際上她根本就不喜歡這樣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對我頻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尋找刺激。」他笑了起來，「我要她到我家裡來看看，但是她不願意，不來也許是件好事。」
「潘對這件事採取什麼態度？」我問他。
阿迪開心地大笑起來：「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媽媽！當我告訴她這一切都已經結束時，你真該看看她臉上那種鬆了一口氣的表情。弟弟，有句話我非得對你說，當你聽到這個訊息時，倒顯得無動於衷似的。」
「因為我壓根兒就對此事毫無興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說，「我知道。這沒關係，而且我認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歡她。」
六個月後，阿迪的心臟病發作，還好，不太嚴重。不過他在醫院裡也躺了好幾個星期，出院後又全體了一個月。他住院期間，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卻一直堅持說這只不過是消化不良，是個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專程跑到圖書館去尋找有關心臟病的書籍來看，從書中得知他的症狀是心臟病人的普通狀況，有時他們的自我感覺會是正確的。潘則是大驚小怪，阿迪出院後，她嚴格控制他的飲食，把家裡的香菸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煙來促使阿迪戒菸。這是一件對於阿迪來說絕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煙癮徹底戒掉。也許是因為這次心臟病發作的確使他感到震驚，所以他現在也學會照顧自己了。出院後，他遵照醫囑，堅持長距離散步，注意飲食，絕不再碰菸草。過了六個月，他的氣色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我和潘都鬆了一口氣。「感謝上帝，他終於徹底戒了煙，以前他曾經一天抽三包煙呢，就是這樣抽使他患了心臟病的。」潘說。
我點點頭，可是心裡並不同意她的話，我一直認為是因為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設法找回了自己的母親，結果卻以更大的失敗而告終，造成了他心靈的創傷才得了心臟病。
阿迪的病剛好，就輪到我碰上了麻煩——我丟掉了在文藝評論社的工作。不是出於我的過錯，而是因為奧薩諾被解僱，我作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僱了。
奧薩諾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風浪，他對全國最有權勢的文學界頤指氣使，對政界剛愎自用，對文化狂熱者視而不見，對婦女解放運動以及激進分子肆無忌憚；他有性醜聞，他在體育界賭博，他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遊說諾貝爾文學獎；他曾出版一本為色情業辯護的非小說類的書，這本書不是為彌補它的社會價值，而是為了知識分子中的窮人反社會名流的樂趣而出版的。鑑於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總總的劣跡，出版商早就打算解僱他。他們之所以遲遲不採取這一行動是因為他當了編輯後，評論雜誌的發行量足足增長了一倍。
在這段時間裡，我的確掙錢不少。我還為奧薩諾寫了許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鐘對某個題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離經叛道的觀點，我就能模仿他的風格把文章炮製出來。這種根據他那15分鐘的面授機宜，我不費吹灰之力寫出來的文章，讓他過目一遍，有時再加入幾筆佳句，就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稿費，然後我們把它平分。他稿費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費多一倍。
即使是這種行徑也不至於使我丟掉飯碗，把我投入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這種說法也許不夠公平，準確地說應該是奧薩諾把我們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則是那個把刀遞給他的人。
奧薩諾又在好萊塢呆了四個星期，這段時間雜誌社的事務基本上由我為他頂著，他去那裡是為了完成電影指令碼方面的工作。在這四周裡，我們僱請了一個專職信使往返於紐約和洛杉磯兩地，讓他把我決定登載的評論文章送去給奧薩諾過目批准。終於，奧薩諾完成了好萊塢的事回到了紐約，他為所有的朋友開了一個派對，慶祝自己的凱旋歸來以及在好萊塢賺到了大把的錢。
派對在他最後一位前妻和他們的三個孩子所居住的東區黃石公寓舉行。奧薩諾自己住在鄉間的一個小小的公寓裡，他只能夠住得起這樣的公寓了，這次就是因為它太小，不能在那裡舉辦派對。
我去參加這個派對是因為他堅持要我去。維麗不肯去，一是因為她不喜歡奧薩諾，二是因為她不願意參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對。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協議，例如只要條件許可，我們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動。我的理由是我忙於寫小說，還要趕著寫出版社的約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須照顧孩子，而且她從來不信任臨時保姆。我們都對這樣的安排感到滿意，尤其是對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雜誌社，沒有其他的社交活動。
不管怎麼說，奧薩諾的派對在紐約是個大事件。紐約的報社、書評雜誌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奧薩諾保持友好關係的評論家都出席了。我當時正坐在一個角落裡和奧薩諾的最後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見文蒂走進來。我立刻就想到這回又要有麻煩了，因為我知道她沒有受到邀請。
奧薩諾也在同一時間看到她，於是邁著蹣跚的步履向她走去——他最近幾個月走路的姿態都這麼怪怪的。他已經略帶醉意，我擔心他會因發脾氣而出醜，或做出一些瘋狂的舉動，因而馬上站起來走到他們那邊去。我剛巧聽到奧薩諾向她打招呼。
「你究竟想幹什麼？」他問她。他在生氣的時候，樣子是很可怕的。雖然我從他描述過的文蒂的概況中知道，她是唯一敢把激怒他作為取樂的人，然而今晚我仍對她的舉動感到吃驚。
文蒂身穿牛仔褲和一件毛衣，頭上綁一條圍巾，這裝束使她的瘦臉活像美狄亞。她那頭鬈曲的黑髮從圍巾裡伸出來，彷彿是一條條糾纏在一起的黑蛇。
她以勝利者的姿態，不懷好意地瞪著奧薩諾，神情非常平靜。她又長時間地環顧這個房間，似乎是因為奧薩諾把她排斥在閃光的文學界之外，現在她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腦海裡似的。她那因仇恨而變得憔悴的臉帶著滿足的表情對奧薩諾說：「我有重要的事情相告。」
奧薩諾把杯中的酒喝乾，對她惡意地笑著說：「說完後馬上給我滾！」
文蒂嚴肅地說：「是個壞訊息！」
奧薩諾誇張地哈哈大笑起來，她的話使他覺得滑稽。「你本身就永遠是個壞訊息。」他一邊說一邊忍不住笑起來。
文蒂不動聲色地滿意地注視著他說：「我必須單獨和你談談。」
「哦，見鬼！」奧薩諾說。他深知文蒂總是以無理取鬧為樂趣，在目前的場合還是不要和她正面衝突為好，所以他領她上樓到他的書房去。事後我估計他不帶她到臥房去的原因，可能是怕自己會忍不住想和她造愛，她對他仍有那種吸引力。為了避免看到她在拒絕他時的洋洋得意相，他就把她領進了書房，因而也就鑄成了不可挽回的錯誤。
這間書房是他最喜愛的一個房間，所以仍然作為他的工作室而保留著。書房裡有個大視窗，他喜歡在寫作的間隙望著窗外，觀察街道上的動態。
我呆在樓梯的底層，自己也不明白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冥冥中總覺得奧薩諾需要幫助，因而我是第一個聽到文蒂恐懼的尖叫聲和立即對此採取行動的人。當時一聽見聲音不對我就轉身衝上樓梯，踢開了書房的門。
我剛好看見奧薩諾抓住文蒂，而她則用那瘦弱的手臂敲打他，企圖掙脫出來。她那瘦骨嶙峋的雙手彎曲著，十隻手指像爪子一樣張開去抓他的臉。她的樣子很驚恐，但又似乎顯得很得意。奧薩諾右臉頰上被抓破的兩條傷痕在流血。說時遲，那時快，我根本來不及去阻止他。奧薩諾在文蒂的臉上揍了一拳，她不由自主地向他傾斜過來，他就順勢使出吃奶的力氣，一把將她舉起來，從掛著一幅畫的視窗扔了出去，就好像她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洋娃娃似的。窗破了，文蒂輕飄飄地飛了一段距離，跌落在街道上。
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此時究竟是文蒂那嬌小的身體破窗而出跌落下去的情景還是奧薩諾瘋狂的臉部表情更讓我吃驚，只記得一邊衝出書房一邊大喊：「快叫救護車！」經過走廊時，我順手抓了件外衣，快步跑到街上。
文蒂躺在水泥地上，活像一隻斷了腿的昆蟲。我在跑出戶外的時候，看見她正掙扎著用手腳支撐著想爬起來，勉強撐到膝蓋那麼高，又身不由己地癱倒在地。
我跪在她旁邊，用外衣蓋住她的腹部，又脫下自己的上衣包裹住她頭以下的部位。她處在極其痛苦之中，不過她的嘴、耳等地方並沒有像一般墜樓者那樣流血，眼睛裡也沒有我在戰爭年代見過的那種垂死的神情，事實上，她很快就平靜下來了，神態安詳。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還很暖和。她睜開眼睛四處看看，我對她說：「你會好起來的，救護車很快就會到，你會沒事的。」
她又張開眼睛，看著我微微一笑，這時候的她顯得很美麗動人，可以說直到此刻我才明白奧薩諾為什麼會對她如此入迷。她很疼痛，居然還大笑著說：「我到底把那個狗雜種給套住了！」
人們把她送到醫院後，發覺她僅僅是鎖骨骨折和斷了一隻腳趾，而且神志完全清醒，能描述所發生事情的全部經過。警察上門找奧薩諾並把他帶走。我打電話通知奧薩諾的律師，他讓我儘量少開口，說他會負責把事情妥善處理的。他認識奧薩諾和文蒂很久了，比我更瞭解他們之間的內幕，他還要我在接到他的電話以前不要離開我目前所在的地方。
偵探要詢問一些客人作見證，包括我在內，派對自然不歡而散了。我說除了看見文蒂從視窗掉下去什麼都沒有看見，我還特意對他們說，我沒看見奧薩諾接近過她，他們聽後也沒提什麼異議。奧薩諾的最後一位前妻給我一杯酒，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她臉上帶著奇特的微笑說：「我早就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足足等了三個小時，那個律師才打電話給我。他告訴我已經把奧薩諾保釋出來了，準備送他回他那鄉間的帶廚房廁所的單間公寓，還說看起來得有人陪他幾天。律師問我這幾天能否和奧薩諾在一起，以免他和報界亂扯。我答應說可以，然後律師簡要地向我介紹了情況：奧薩諾的供詞說文蒂襲擊他，而他甩開她時，她失去了平衡跌出了窗戶，向報界發表的內容也是這麼說的。律師又十分肯定地告訴我，他會說服文蒂為了她自身的利益維護這一說法，因為如果奧薩諾去坐牢，她就將失去扶養費和孩子的生活費，只要不讓奧薩諾亂講話，這個事件過幾天就可以平息下去。奧薩諾將由律師陪同過一個小時後到達公寓。
我離開黃石公寓坐計程車趕去鄉間公寓。到了那裡後，還不見他們的蹤影，我就坐在公寓的門廊上等他們，直到律師的由專職司機駕駛的高階轎車到來，奧薩諾下了車。
他的樣子很可怕：眼珠突出，皮膚由於緊張而呈灰白色。他從我身邊走過去時，連招呼也沒打。我趕緊跟著他進了電梯。他在家門口拿出鑰匙，但是手抖得很厲害，我替他開了門。
我們一走進他那窄小的單間公寓，奧薩諾就撲通一聲倒在那張坐臥兩用的沙發上。他仍然對我一句話都不說，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躺下了。由於是擔心而不是絕望，他用臉把雙手壓住。我環顧了一下這個單間公寓，心裡不禁為他叫苦：世界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奧薩諾竟然住在這樣的一個洞穴裡？不過我很快就記起，他也很少在這裡住，他通常都是住在漢普頓或普林斯唐的家。有時則在某個和他有戀情的富有的離婚女人的家裡住上幾個月。
我在一張佈滿灰塵的椅子上坐下來，同時把一堆書踢到角落去。「我對警察說我什麼也沒看見。」我打破沉默對他說。
奧薩諾坐了起來，手已經從臉部移開了。我吃驚地發現他滿面都是野性的笑容。
「上帝啊，你覺得她在空中航行的姿勢如何？我以前就說過她是個巫婆，我根本就沒有使勁地扔她，是她自己在飛翔。」他說。
我盯著他的臉，冷冷地說：「我認為你這是瘋了，你最好去看看心理醫生，我忘不了文蒂躺在街上的情景。」
「屁話！她會沒事的。」奧薩諾說，「你卻不問問我為什麼發這麼大的火。你認為我會把所有的前妻都從視窗扔出去嗎？」
「用什麼藉口都是徒勞的。」我說。
奧薩諾大笑起來，說：「你根本不瞭解文蒂。我敢和你賭200美元，當我告訴你她對我說了些什麼後，你就會同意，如果換了你，你也會這麼幹。」
「賭就賭！」我說著走進浴室，溼了條毛巾扔給他。他抹了一把臉和脖子，發出被冷水刺激皮膚後的快慰的讚歎聲。
奧薩諾在躺椅上彎腰向前傾斜著，告訴我：「她提醒我在過去的兩個月裡她寫了多少信給我，都是為孩子討錢的，當然我一分錢也沒有寄給她，因為明知道她會把錢花在她自己身上。接著她說當我在好萊塢時她不想打擾我，即使我們最小的兒子患了脊椎髓膜炎，而她由於沒有足夠的錢，不得不把他送到市立醫院的慈善病房時，也沒有告訴我，你能想象得出她是這樣一個狠心的賤婦嗎？兒子病了，卻不打電話給我，為的是把罪名強加於我身上！」
我知道奧薩諾非常疼愛所有前妻生的孩子，我對他這種疼愛孩子的熱切心腸也同時感到不可思議。每當孩子們過生日，他就給他們買禮物，夏天總把孩子們接來和他一起住，此外，他一有空就會上門去看望他們，帶他們去看戲、吃飯，或者去看球賽。我現在倒是對他不擔心那個有病的孩子感到納悶，他完全明白我此時的想法，所以說：
「其實那個孩子只是由於呼吸道感染而發高燒。剛才你在為文蒂的傷勢關懷備至，我則趁警察到來之前打電話給醫院，他們告訴我不必擔心，我又打電話給我的醫生，現在他已經把我的孩子送到一傢俬立醫院，一切都辦妥了。」
「你要我留下來嗎？」我問他。
奧薩諾搖搖頭說：「我得去看望那個生病的孩子，因為我把他們的媽媽弄傷住院了，我還得去照料其他的孩子，不過那條母狗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在離開他之前，又向他提了一個問題：「當你把她扔出那個視窗的時候，你是否記得那個視窗離地面有兩層樓的距離？」
奧薩諾又大笑起來。「當然記得，」他說，「不過，我怎麼也估計不到她會飄出去那麼遠。我對你說過她是個巫婆。」
第二天，紐約所有的報紙都以頭版登載了這件事。奧薩諾實在太出名了，動不動就要享受這種待遇。好在文蒂沒有堅持提出指控，至少奧薩諾不必去坐牢，她改口說也許是由於自己失足才從視窗跌落下來的。然而她是在第二天才這樣說的，而且傷害已經造成了。人們讓奧薩諾體面地辭去了書評雜誌社的職務，我也和他一起辭職。有位專欄作家風趣地說，如果奧薩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麼，他將是第一個將自己的妻子從視窗扔出去的獲獎者。人人都清楚出了這麼個小小的喜劇之後，奧薩諾獲此獎的希望已經絕對破滅，評委們怎麼可能把如此崇高的備受尊敬的諾貝爾獎授予一個像奧薩諾這樣的卑鄙人物呢？至於奧薩諾在事後不久寫的諷刺小品，介紹謀殺妻子的十種最佳辦法，更是不但於事無補，反而雪上加霜。
目前我們兩人都面臨嚴峻的問題：我不得不在失業的情況下靠自由職業謀生，而奧薩諾則必須找個地方躲起來，使新聞界不能再找他的麻煩。這一次，我倒可以為他效勞了，我打電話給在拉斯維加斯的科裡，把奧薩諾的處境告訴他，問他能否把奧薩諾安置在桑那都大酒店兩個星期，我知道不可能有人會想得出來到那裡刺探他的情況，他可以安靜地休息一下。這回奧薩諾倒很合作，一口就答應了去那個他從未涉足過的賭城拉斯維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