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驅車上路。這一次是去貝弗利山的一個地方。此刻是深夜一點多鐘，我已覺得很疲勞了。「大廳裡那部付費電話怎麼那麼重要？」我問道。
「因為，」康納解釋道，「我們對此案的整個構想都圍繞著是否有人用這部電話報過警。真正的問題是，是否有哪家日本公司與中本公司有直接利害衝突。」
「哪家日本公司？」
「是的。顯然是屬於另一個系列的一家公司。」康納說系列兩個字的時候用的是日語。
「系列？」我問道。
「日本人把他們的大企業集團公司稱之為系列。在日本共有6大系列，規模都極其寵大。比如說，三菱集團公司就是一個由七百多家公司組成的系列。這些公司相互協同動作，抑或在財政上有內在聯絡，抑或相互間有各種各樣的協議。在美國不存在這種龐大的集團公司系列，因為這是違反美國的反托拉斯法的。可是這卻是日本的標準形式。我們往往認為大公司都是獨立存在的。要弄懂什麼是日本的集團公司，你得做這樣的設想，比如說，ibm公司、花旗銀行、福特汽車公司以及埃克森石油公司之間的聯合，它們達成了秘密協議，同意相互合作，財政上相互支援，科研上共享成果。這就是說，一家日本公司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總是與幾百家其它公司之間存在著某種夥伴關係，跟其它集團公司的各個公司進行競爭。」
「所以，你在考慮中本公司當前的所作所為時，得問問自己，中本集團公司在日本本土上正在幹什麼，有哪些集團公司在跟它作對。這樁謀殺案使中本公司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甚至可以說是對中本公司發動的一場進攻。」
「一場進攻？」
「你想想看，中本公司安排了一次規模盛大、名人云集的大廈落成典禮，他們希望招待會能圓滿成功。由於某種原因，出席招待會的一位來賓被人勒死了。問題在於是誰打來的電話？」
「誰報的案，是嗎？」
「是的，因為中本公司畢竟完全控制著當時的局面：這是他們的招待會，而且又是在他們自己的大廈裡。他們完全可以拖到11點，等招待會結束、所有來賓離開之後再向警方報告。如果我要考慮公司的面子、考慮公司在公眾中形象的微妙變化，我也會這樣做，因為任何其它做法對中本公司的形象都是潛在的危險。」
「是的。」
「可是報警時間並沒有拖延，」康納說道，「有人在8點32分就打來電話，而當時招待會仍在進行之中。這一來就使整個招待會蒙上了一層陰影。所以說這裡始終存在著一個問題：誰打來的電話？」
我說道：「你要石倉把那個打電話的人找出來，可他到現在也沒找到。」
「是啊，因為他是找不到的。」
「他會不知道是誰打的電話？」
「正確。」
「你認為電話不是中本公司的人打的？」
「正確。」
「是中本公司的一個對頭打的？」
「幾乎可以肯定。」
「那我們怎麼才能找到打電話的人呢？」我問道。
康納笑起來。「所以我才要查大廳裡那部電話嘛。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為什麼呢？」
「假定你為一家競爭對手的公司工作，你想打探中本公司的內部情況。你是打探不到的，因為日本公司所僱的管理人員是終身制的。他們覺得自己是公司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從不背叛這個家庭。這樣一來，中本公司的內部奧秘外人就無法看清。所以，一些細枝末節的事，像日本來的哪些經理現在在市裡、誰和誰在見面、誰來了誰走了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含義。如果你能跟一名整天坐在監視器前的美國警衛拉上關係，尤其是如果這名警衛感受到日本人對黑人的歧視，你就能瞭解到這些細節。」
「說下去。」我說道。
「日本人經常拉攏收買一些公司僱傭的當地警衛人員。日本人是正大光明的，但幹這種事似乎沒有超出他們的傳統所允許的範圍。戀愛和打仗都可以不擇手段嘛。在日本人眼裡，商場即是戰場。只要你善於進行拉攏收買，那也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
「沒錯。」
「你想想，在這樁命案發生後的數秒鐘之內，我們可以肯定只有兩個人知道有個姑娘被人給害了。一個是兇手本人，另一個就是那位從監視器上看到這樁殺人案的警衛特德·科爾。」
「等等。特德·科爾從監視器上看見了？他知道兇手是誰？」
「明擺著的嘛。」
「他說他是8點1刻離開的。」
「他說謊。」
「可是，既然你知道這一點，當時我們為什麼不……」
「他是永遠也不會告訴我們的，」康納說道，「就像菲利普斯不肯告訴我們一樣。所以我就沒有把他抓起來訊問，因為那隻能是浪費時間——我們沒時間跟他磨。我們知道他是不會告訴我們的。可是我有個問題：他是否告訴過別人？」
我開始明白他的意思了。「你是說，他是否離開值班室到大廳裡去打過電話？打給一個人，告訴他這兒發生了一起人命案？」
「正確。他不想使用值班室的電話，所以就去使用那部付費電話給某個人通風報信。此人為中本公司的對手工作。」
我接上去說道：「可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沒有人用過那部電話。」
「正確。」康納說道。
「這樣一來你的整個推理就斷了線。」
「其實不然。現在事情更清楚了。如果科爾沒有通風報信，那麼又是誰打電話報的案呢？顯然報案的人只能是兇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