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樣，無論我們對諾埃爾-多熱魯的所謂發明有什麼看法，無論我們對維克托裡安-博格朗先生的理智和精神的平衡的看法是怎樣的，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應當應召去認識真理。要是像韋勒莫和他的同謀者那樣的兩個強有力的人為了偷盜這一科學的秘密而聯合起來，要是他們精明地執行了他們的陰謀，要是他們的成功超出一切希望，這肯定不是為了偷偷地享受他們這樣做的成果，對麼？
要是他們拿了諾埃爾-多熱魯的原稿和補充原稿的化學公式，這肯定是為了從中取得諾埃爾-多熱魯所期待的利潤。要取得這些利潤，首先要探索到秘密。為了探索這樣的秘密，他們就得面向世界公開地行動。為此，不需要在法國的某個角落或其他地方去建立另一事業，不需要這樣，因為，無論如何，犯罪的招供將是同樣的。因此，只要光明正大地厚顏無恥地在圍地的梯形實驗室中進行即可，因為在那裡可以直接利用諾埃爾-多熱魯取得成功的最佳條件。
我們的結論是，在一定時刻，有一個人將從黑暗中走出來。一個面孔會顯露出來。沒有完成的陰謀將繼續充分地展開和結束。在5月14日這決定的日子——離現在還有三個星期——我們將參加諾埃爾-多熱魯建立的梯形實驗室的開幕禮。這開幕典禮將在一個厲害人物的領導下進行，這人已經是、必將是秘密的主宰者，我們要承認……
這論證具有嚴格的邏輯性。一個發明要是不得以利用，它就不會帶來利潤，正如一件偷來的珠寶不偷偷出售，銀錢不公開地流通一樣。
在等待中日子過去了，沒有人從黑暗中走出來，兩個同謀者也沒有露出蹤跡。現在我們知道了，那個戴夾鼻眼鏡的韋勒莫先生從事各種職業。巴黎的工業界人士提供了他確切的體貌特徵，他曾為他們到外省去做生意。我們知道了他的許多事，但沒有一件可以逮捕他。
對諾埃爾-多熱魯的檔案的整理之事也沒有取得一點進展。在這些檔案裡只找到一個用蠟封好的信封，上面沒寫地址。信開啟後其內容使我不停地驚訝。這是諾埃爾-多熱魯五年前寫下的遺囑，他把我選為他寓所的遺產繼承人，而贈與他的教女貝朗熱爾-馬西涅克的是圍地的地盤以及圍地中所有的東西。
除了那些沒有什麼重要性的檔案外，叔叔在他生前的最後一批信件中的一封裡向我表達了一些相反的意圖，我們還收集到一些與那著名秘密無關的不重要的筆記。因此，我們在紛壇的推測中迷失了方向，只能在黑暗中游蕩。對這黑暗，那些被請來檢查銀幕的宣過誓的化學家們也無能為力。那牆壁沒有顯現特別之處，那覆蓋在牆上的石灰層也沒有塗上那種特別的塗料，而這種塗料的化學公式正是構成諾埃爾-多熱魯的秘密之所在。
這些塗料沒有塗在我曾看見三隻眼睛幾何形象出現的墓地的古老小教堂的牆壁上麼？的確，我們在從那個地點取得的石灰塊的表面上看到了不少東西，但用這些東西，我們無法讓一種能夠帶來一點幻象的物質產生。顯然是缺少有效的公式，無可置疑，也缺少了重要的成分，雨水或陽光已使它消失了。
到了四月底，人們再沒有理由相信那將發生突變的預言了。公眾的好奇心由於每次的失望而有增無減，每天都在期待中過去。諾埃爾-多熱魯的圍地變成朝聖巡禮的地方。很多汽車和小轎車紛紛到來。大家在關閉的鐵柵欄門前擠著。大家都想看那牆壁。我甚至接到向我建議用我認為合適的價錢收購圍地的信件。
一天早上，年老的瓦朗蒂納把一個男人帶進客廳裡，據他說是為重要的事而來的。我看到一個頭發幾近灰白的中等身材的人，他的臉孔本就寬而短，此時由於蓬亂的頰髯和持久的微笑而顯得更寬了。他那磨損了的衣服和穿舊了的鞋子顯出他不怎麼富有，但他立即表示出他是一個不在乎金錢的人。
「我有巨大的資本作後臺，」甚至在對我說出他的名字前他就神氣、愉快地對我肯定地說，「我的計劃已定好，現在只剩下我們同意了。」
「同意什麼？」我問。
「就是我剛向您建議的生意。」
我冷淡地回答：
「先生，我很抱歉，我不做生意。」
「可惜！」他大聲說，越來越高興，嘴巴越來越張大。「可惜！我會高興和您合夥的。那我只好單獨使用我對圍地的權利，當然不會超越這權利的。」
「您對圍地的權利？」我對這種保證感到驚愕。
「我的天，當然是，」他一邊大笑一邊說，「就是這句話。」
「我不理解。」
「的確，這句話不大清楚。是這樣！您想想看……您會理解的……您想想看，我繼承了諾埃爾-多熱魯的遺產。」
我開始不耐煩了，我嚴厲地反駁他。
「先生，別再開玩笑了。諾埃爾-多熱魯除我之外，沒有別的親屬。」
「我並不是以親屬的身份繼承的。」
「那麼是以什麼身份？」
「以繼承人的身份，就是這樣……合法的繼承人，由諾埃爾-多熱魯提名指定的，因此是受到法典、法律、許許多多的權力保護的。」
我感到有點困惑，思索了一會兒後，我對他說：
「諾埃爾-多熱魯留下了有利於您的遺囑麼？」
「他留下了。」
「給我看看。」
「沒有必要給您看，因為您已看過了。」
「我已看過？」
「昨天。大概是在預審法官……或公證人手中……」
我生氣起來。
「啊！是這樣。但，首先，這遺囑完全無效。我有叔叔的一封信……」
他打斷了我的話。
「這封信不能使遺囑無效。大家都會對您這樣說的。」
「還有什麼？」我大聲說，「諾埃爾-多熱魯在承認這封信是有效的同時，只談到寓所贈給我，圍地贈給貝朗熱爾。要是有人除我之外有繼承權，那隻能是貝朗熱爾。」
「的確……的確……」那人毫不洩氣地回答，「但是人們不知道貝朗熱爾-馬西涅克怎樣了……假設她死了……」
我生氣起來。
「她沒有死！她不可能死掉！」
「我們假定她是活著，」他平靜地說，「她可能是被綁架或躲藏起來了。不論怎樣，可以肯定的一個事實是她還沒有二十歲，因此她還不是成年人，她不能管理她的財產。從民法的觀點看，她只能依靠她的自然代理人，她的監護人，目前就是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是誰？」我焦急地問。
「她的父親就是我。」
他將頭上的帽子脫下來作告辭狀，鞠著躬說：
「就是泰奧多爾-馬西涅克，四十二歲，圖盧茲人，酒類推銷商。」
我的震驚是強烈的。突然之間，粗暴的事實顯現在我面前。這個人，這個可疑的假惺惺的人居然是貝朗熱爾的父親。他是以兩個同謀者的名義到來的，他為他們工作，用他從目前形勢下得來的有利之處為他們效勞。
「她的父親……」我低聲說，「這怎麼可能？您是她的父親……」
「我的天，對，我就是少女的父親。」他興高采烈地回答，「這樣，在十八個月中，我是諾埃爾-多熱魯遺產的受益者和有用益權的人。只有十八個月！您可以想象，我是如何著急要佔有這土地，完成工程，準備好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我的老朋友多熱魯的5月14日的開幕禮。」
我感到額上滴下了汗珠。他說出了預料中的話。他就是那個輿論早已宣告的人：在一定時刻，有一個人將從黑暗中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