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天quarantine（二）1
在柏林的生活已經過半，古義人覺得在這裡過得比以往任何一次國外生活都踏實。特別是年輕時，旅費不足，去的又是人生地不熟的外國城市，而且往往是不適合於旅行者呆的地方，每當回想起那些經歷他都覺得很不可思議。
之所以說柏林的生活安定，是因為儘管古義人遲遲才作出同意應聘的決定，但柏林自由大學和高等研究所仍辦理了完備的手續，迎接他的到來。而且，古義人自覺現在的自己已失
去了不循規蹈矩的生命力，伴隨著些許寂寞感。
柏林電影節是從週三開幕的。週日上午，去波士頓廣場酒店的古義人體味到了在柏林逗留期間第一次踩上了不平穩的地面的感覺。
那天早上，古義人站在公寓前的馬路旁等著日語學科副教授伊賀先生開車來接他，可是左等右等也沒等到。大約等了三十分鐘後，他返回了公寓。在樓梯上聽見屋裡的電話鈴聲，沒來得及去接。過了一會兒電話又響了起來，拿起一聽，傳來伊賀先生焦急的聲音：「東貝姆夫人直抱怨和您聯絡不上呢。昨天，夫人提出一個新建議，說好先去接我，再來接先生，可是今天早上夫人有急事不能參加今天的採訪了。如果現在我來公寓接先生的話，兩個人都要遲到的，所以各自坐計程車直接去酒店行不行？」
在酒店門口兩人總算順利會合了。伊賀馬上去接待處說明來意，可是由於他和古義人都沒有事先在電影節註冊，結果被拒之門外。伊賀表示抗議，之後又被幾個人來回踢起了皮球。就在這時，從寬寬的樓梯上緩步走下來一個男人——他溫文爾雅，看上去比古義人年長几歲——跟等了快一個小時的古義人打招呼。
「十年前在法蘭克福的攝影非常愉快，給您寄到東京的錄影帶您收到了嗎？」
這男人一邊說一邊親熱地摟著古義人的肩膀，邀他一起上樓去。古義人顧慮著伊賀，可又不好推卻，就隨著他一直走到了電影節會場的入口。從二樓往上似乎是電影節的勢力範圍。男人胸前戴著名牌，而對於沒戴名牌的古義人和跟在他們後面，邁著大步跑上樓來的伊賀，入口處的警衛沒有理會。就這樣他們跟著那人走在通向主會場的通道上，來到一個半開著的大門前，那人停住腳步，門口站著的幾個人什麼也沒問，便把古義人他們讓了進去。這是個把天井隔成了兩層的寬敞大廳。正面的舞臺背景正在安裝之中。一進門，只見旁邊的椅子上放著四五個人的外衣。有幾個人正用小螢幕劃分成幾個區域，架設著照明器具，其他攝影器材已經準備就緒了。
在電影節這樣盛大的地方，也是一派德國風格。穿著草綠色牛仔褲的姑娘給站著的古義人他們端來了咖啡及塑膠杯裝的牛奶、砂糖。當然她沒有和他講話。其實，年輕而有教養的德國僱員們一般都會說英語。伊賀被剛才那個德國人叫到螢幕後面去說話。古義人估計是對方有些不清楚的地方，儘管有些顧慮，還是盡力想弄明白。
回到古義人身邊來的那位先生是採訪兼導演，以既定程式的自然態度，把古義人讓到了螢幕前的兩把椅子中的右邊。面露難色的伊賀坐在左邊的椅子上。錄音人員分別給他們倆戴上了錄音器，導演在面對他們的攝影機旁落座，向旁邊的攝影師示意了一下。從古義人他們的角度看見的監視器亮了。於是，古義人眼前的螢幕上出現了眾多日本演員，使他產生了黑澤明初期導演的古裝劇的錯覺。
這是個非常寬闊的窪地，兩側環繞著繁茂的杉樹林。陣地上旌旗招展，槍支林立，旌旗下站著身披盔甲的武士們。騎馬的武士列隊在兩邊，他們在緊張地等待著進軍的號令。
攝像機向後退去，和陣地隔開一段距離的靠這邊的畫面上出現了只能看見後腦勺和後背的半裸的農民群眾。他們的人數很多，有時甚至覆蓋了整個畫面。他們一直向前進攻，對面也出現了應戰的動向。雙方衝突在即的時候，畫面突然一變，變成了英國隊與德國隊激烈交鋒的橄欖球比賽轉播。和剛才的場景一樣，進攻一方漸漸得了勢，戰鬥的焦點移向了對方陣營的內部。果敢的反擊，兩個陣營的激烈戰鬥，在最高xdx潮時，這邊的選手得了一個漂亮的傳球，攻入了對方陣營的右翼。
畫面再次切換回來，農民們的集團已經佔據了環繞武士陣地的杉樹林。在他們前方的空地上，有一個裝著木箱的車子，上面站著用髒布條把腦袋纏成了老大個橢圓形的男人。載著男人的箱車朝這邊推了過來，它被即將上戰場的農民群眾包圍了。無數只竹槍伸向了空中，喊殺聲震天動地。
……畫面暗了下來，攝影師開始拍攝，採訪的導演和藹地微笑著向古義人問話。擔任翻譯的伊賀停頓了一會兒，顯得非常為難地對古義人說：
「怎麼回答提問是古義人先生的自由……只是剛才聽導演的意思好像和咱們預想的不太一樣，怎麼辦呢？與其立刻就回答，不如先暫停攝像，交談一下怎麼樣？」
古義人不瞭解這是怎麼回事，可是面對正在移動的攝像機，注視著自己這邊的錄製人員以及正開啟本子準備做記錄的穿著草綠色牛仔褲的女性，這氣氛讓人很難對溫文爾雅的導演說出暫停來。古義人頓時放棄了這個念頭。
「請你翻譯吧，我來回答。」
採訪的第一個提問是，剛才的畫面是正在拍攝的根據你的長篇小說改編的電影，譯成德文是「derstummeschrei」，你對它怎麼評價？請談談作為原作者的感想以及對塙吾良導演的看法。那位導演對克服巨大經濟困難的年輕的德國電影人給予了編劇方面的支援和獻身般的鼓勵以及指導。你是那位悲劇性自盡了的導演的多年好友，又是內弟……
古義人回答說，《橄欖球比賽1860》這一日文題名，是將我國「第二次開國」前的一次重要的農民起義和百年後抵抗日美安全條約的市民運動這兩者結合起來的暗喻。特意採用直喻題名並使之影像化非常有意義。如果說，向年輕的德國電影人提出這個方案的是吾良的話，那麼我對後者的幽默的批判性，以及把它作為具有現實意義的影像表現出來的前者的才能表示欽佩。
封建體制中的藩1主，將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領導者處以死刑。農民們搶回了醃製的領導者的首級，在第二次起義時，把這首級與屍體拼合到一起，向下遊的城鎮發起了進攻。這一構思也是把我在小說裡作為暗喻寫的內容還原為直喻的影像。
這樣復活的領導者站在箱車上，這也是「引用」了對於我的家族及其個體來說很重要的戰敗時的事件。我把這些內容寫進了《聖上讓我拭淚》這部小說中。
最後我想要強調的是，這些錄影中的森林峽谷的景象完全選取於我家鄉的地形。關於我的小說裡的地形學特點，一位建築家朋友曾寫過研究論文，我認為這些影像將這一卓越理論視覺化了。
那還是在二十年前，我在墨西哥逗留期間的事，聽說吾良陪同我的妻子——正如你剛才所說，她是吾良的妹妹——訪問了我的家鄉，詳細進行了野外調查。這些成果都得到了展現，想必是根據吾良的詳細的講解吧。我對實現瞭如此真實生動的影像化的德國電影人表示敬意。
聽了古義人的回答，採訪導演明顯地表現出因內心的企圖而引起的緊張，問道：
「你作為原作者一定非常希望電影拍攝成功。這個攝製組承認與原作者的合同不完備。在你的經紀人提出的這個問題之外，還面臨著因製片費用不足，不得不長時間中止拍攝的問題。你是否有意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伊賀翻譯完這第二問後，為了使古義人明白，就用英語反問導演：
「你說的有意是指怎樣的行為呢？」
「是這樣的……合同中有買賣選擇權，他們沒有獲得原作的影視化版權，你能否無償地提供版權？據說塙吾良導演的遺產達五百萬馬克。能否說服親屬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這部電影呢？」
翻譯完之後，伊賀語速飛快地作了補充：
「我覺得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這不屬於採訪拍攝中需要回答的一類問題。他們也想得太美了。而且，這樣達成口頭承諾的話，就留下了證據，似乎這才是採訪的目的。今天就到這兒算了，好不好？
當然，如果你希望完成中途停滯的拍攝，願意給予支援的話，我認為也是個不錯的計劃。現已完成的部分，正如你所評價的那樣是很優秀的。我很高興翻譯你的提問……」
古義人希望採訪繼續進行。結果變成了由自己主動來回答導演的誘導式提問了。他明確表示，如果以現在試拍的形式貫徹始終的話，影視化版權可以無償轉讓給年輕的德國電影人。看了複製的錄影畫面，他確信劇本和表演是按照吾良的意圖進行的。這是古義人依據吾良去了那邊之前，留在田龜裡的議論顯示的解釋和構思得出來的。古義人非常後悔沒有把田龜帶來，因為他想把其中幾盤錄音帶與剛才看到的畫面對比看看。最後他說，當然，自己對於吾良遺產的用途並沒有發言權，也無意去做說服工作……
結束採訪後，有點顯老的導演又恢復了剛開始時的溫和表情，把古義人他們送出了大廳，一邊走一邊說，你最後那段發言是對試圖重建德國電影界的——連總統也向這次電影節表達了這一希望——年輕藝術家們的積極鼓勵。能在準備電影節的會場採訪到你真是太好了。
在回去的路上，伊賀以補充似的口吻說：
「以那位導演為先導之一的德國電影開始起步了，老一代電影人想要給在困難的經濟狀況下頑強奮鬥的新一代以支援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吾良是否意識到自己那麼深入地協助了年輕的德國電影人了嗎？他們沒有簽訂原作影視化合同便開始拍攝。在這種事情上不講清楚，就造成既成事實，吾良不正是捲入這一企圖之中去了嗎？」
「東貝姆夫人好像也助了他們一臂之力，大概她不太瞭解實情吧。也可能她知道得很清楚，想使之成為既成事實吧。」
「誰知道呢？我只知道她非常喜歡電影。無論在柏林的電影節上，還是在年輕導演的實習性電影的試映會上都經常遇見她。可是，她會參與影片製作有關的法律程式的交涉嗎？
「她原來當過電影演員，據說吾良在影壇剛出名的時候，她作為前輩和吾良一起合作演過電影。我聽她自豪地談起過這件事。」
「她和來柏林參加電影節的吾良重逢之後，似乎有過一些交往……這件事和東貝姆夫人的女兒有什麼關聯呢？」
「你聽說夫人說女兒的壞話了嗎？與其說那是她對吾良和女兒不滿，不如說主要是為了批評女兒。女兒對吾良在柏林的生活給予了關照。特別是在他剛到柏林的時候，可以說從多方面給予了照料。以至柏林那些對吾良抱有興趣的人，背後說她獨佔了導演。因此夫人感到自己有責任管束女兒。這就成了夫人和女兒之間摩擦的開端。吾良先生出事之後，東京有記者來採訪她女兒，惹怒了東貝姆夫人。有傳聞說夫人和記者之間的糾紛恐怕要鬧上法庭呢。」
「可是，為什麼夫人和女兒之間會鬧到這個地步呢？」
「東貝姆夫人說’不要太無微不至了，那不就成了madchenfuralles嗎？你這麼做對方很快就會厭倦你的‘。女兒向朋友打聽了那句德文的語意，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表示正因為是母親這麼說才無法原諒。女兒是跟著夫人的日本前夫長大的，夫人和德國人結婚後，才回到她身邊來。所以女兒一點兒德語也不會。」
「你對她們真瞭解啊。」
「因為告訴她德文語意的女友來問過我。她怕自己說得不準確……」
「你是怎麼解釋這個詞彙的語意的呢？」
「我妻子生在柏林，她說在家裡沒有聽到過這個詞。大概由於東貝姆夫人和年長的實業家再婚，所以，從生長在老式家庭的丈夫那裡聽來的吧。
那位女友還告訴我，吾良出事之後，東貝姆夫人的女兒認為，吾良導演是由於承擔了nhk請他寫的揭發控制產業廢棄物焚燒場的真實報告，而被黑社會殺害的……」
不可思議的是，從這以後東貝姆夫人再也沒和古義人聯絡過，對於古義人來說，所得到的結果，只是給連所屬公司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年輕的德國電影人留下了無償轉讓小說影視化版權的錄影而已。
百天quarantine（二）2
已經一百天了，從天數來說大大超過了來源於義大利語的quarantine的期限。古義人估計，從柏林回到日本後，會受到飛來柏林時沒什麼感覺的整整十天的時差折磨吧。要在這段時間好好尋找回歸現實的頭緒的古義人，也許會——故意不給田龜裡放電池——躺在書房的簡易床上給某個朋友打電話吧。
然後，古義人會注意到赤裸裸的現實。如今自己可打電話的朋友，像六隅先生，簧先生
，及其他談得來的朋友，比如吾良在田龜中所批評的親密的晚輩都沒有了……
因時差而發脹的頭腦，可能也想不起一本想看的書吧。書房的門邊堆著還沒拆包的書籍，從中撿出一本來看，興許會受普魯斯特文體的感染，從容回憶起往事來的。於是古義人會以從未有過的冷靜，想到不久將要到來的自己的死——他覺得再活十五年、二十年是不堪忍受的——發脹的頭腦中甚至會浮現出《被發現的死亡》，而不是《被發現的時間》的作品名吧。
「不錯，死就是時間！」
結果，清醒的時候不願意去想的事，這個時候恍惚覺得是個了不起的發現了。甚至感覺自己的死是不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不久以前的事以極快的速度退回時間經過的彼岸。其實吾良的死，不就像是一百年以前的事嗎？在早已死了的吾良身邊，自己也作為死去已久的人迷迷糊糊地生活，好像也沒有什麼不自然似的。
這樣胡思亂想時，古義人以為自己由於時差而一直沒睡著覺，其實他睡著了，應該說是在淺淺的睡眠中做夢吧。第二天，正如夢中所預感的那樣，死就是時間這種想法也應該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只是這個想法的和聲即將在新的夢境中響起吧……
百天quarantine（二）3
回到通過田龜和吾良對話之前的狀態，並訓練自己切實做到這一點，是柏林quarantine的目的。這一努力正穩步取得成效。比如在辦公室裡等著去講課時，尤其是心情特別安定的時候等等都表明自己認識到了吾良去了那邊之後和自己的反覆通訊，只是自我意識的遊戲，從而找回了自我。
他並不認為遊戲沒有意義。只有通過遊戲的形式才能實現的意識的深化是靠田龜遊戲完
成的，這是毋庸置疑的。與禮儀相對的遊戲特有的作用，是古義人進入四十歲之後，一邊自我嘲弄為「遲到的構造主義者」，一邊在重新研究快被文化人類學的敏銳的研究者們遺忘的理論的過程中確認的。
和吾良的田龜對話是遊戲的證據，古義人制定了好幾個遊戲規則，並一直按這些規則行事。吾良也作為遵守規則的遊戲夥伴與古義人對話。換句話說，是古義人設法不使吾良能夠有機會逃逸……
而且，用田龜與吾良進行的通訊，通過對話中多多少少包含著的活力，有時會把古義人推向自己一個人所想像不到的新的遠景中去。同時，古義人知道他們雙方都沒有破壞遊戲規則。例如，無論對話如何白熱化，雙方都遵守不提議今後一起工作這一規則。
基於這一點，古義人在柏林的公寓裡不停地回想起與吾良之間的對話時，能夠把靠田龜進行的聯絡和吾良活著時的通過電話進行的交流分得很清楚。
「你到了六十四歲時，阿光君該三十六歲了吧？我是聽千樫說的。那麼把你們倆的年齡加起來，也就是一百歲了！按照你在松三時的神秘莫測的推論，到了一百歲的時候，你就應該是’智慧人‘了。於是你自己生存的一百年……不清楚是你根據什麼計算出來的，包括在那之前的五十年和以後的五十年，就會得到生命的完整的理想……
現在我思考的是，你和阿光君一起生活，不就等於六十四加上三十六的一百年嗎？」
「不錯，由於我和阿光一直共同生活，所以彷彿生活了近百年，到1999年的話，就會更加肯定了。按我的生日還是他的生日則是另一回事……」
「你們的生日離得遠嗎？前幾天聽千樫的意思，感覺你們是同一天的生日。千樫雖說算不上傲慢，但從日本女性所具有的謹慎程度來說，她的確屬於特別的人格。也許，她把你和阿光的生日記成同一天了。也就是說，她自己生了兩個孩子！
她確實是富於母愛的人。我和千樫住在松三寺廟裡時，她比真正的母親還像個母親哪。
所以說古義人，不管在你的心理學上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母親的作用都是巨大的，這兩者間有什麼關聯呢？你可能會輕率地這麼問，把與此有關的詞語都一股腦兒地吞進去……揹負著兩個扮演母親角色的女性，並不是件輕鬆的事啊！」
古義人在這個對話中的短暫沉默，成為吾良提出新建議的契機，這是他打電話來之前就準備好了的。
「……在松三時，聽古義人說那些話的時候，我也懶得問你是什麼意思，當時懵懵懂懂地想，你成了’智慧人‘，獲得了自己活著的一百年和前後各延長五十年的同時代的理想。那麼我自己該怎麼做呢？你一百歲的話，我就是一百零一歲，即使還活著，也不可能繼續工作，但是……
「總之，你這個活到一百歲的想法是很有魅力的。我因此而發現，古義人不會成為學者，會成為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人。
「你寫《橄欖球比賽1860》的時候，我從威尼斯給你打過電話吧？那時候，在飯店裡通過交換臺打國際長途電話特別貴，我老婆很不樂意呢。聽來電影節採訪的記者說，他讀了小說連載的最後一章，感到特別興奮，可我還沒看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