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家代表團團員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文學主題的轉換
一、初期作品的印象
1．作為出發點的監禁狀態
大江健三郎從登上文壇起，為了追求自己的文學理念一直進行著努力。起初他的文學主題是被監禁狀態、被關閉在牆壁中的生活狀態。此類問題之所以成為大江初期作品的主題，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一是大江登上文壇時日本處於美國的佔領之下。從中學時代起就接受民主主義思想的大江被包圍在讓人窒息的、沒有民主沒有自由的空氣中，而且這是個人力量無法擺脫的宿命。在當時的日本，比起自我選擇來，人們更受到周圍狀況的強制，監禁狀態正是基於這種認識產生的。第二點可以說是大江受了存在主義的影響。進入大學後，大江沉醉在加繆、薩特等人的著作，對「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這種存在主義思想深有同感，並且極力把它表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在這兩種因素的作用下，青年大江開始寫關於監禁狀態的作品。這一時期他的代表作《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華》、《飼育》等。
《奇妙的工作》生動描寫了包括這一時期大江在內的日本青年所陷入的黑暗狀態。三個學生到醫院打工，打死試驗用的150只狗，但是由於負責人的過失，最後不僅沒能得到報酬，而且「我」還被狗咬傷。大江通過主人公「我」的形象描寫了那個時代青年的特質，即毫無力氣、疲憊不堪的狀況。這種徒勞正好象徵著那個時代的「牆壁」。剛剛進入文壇的大江所感覺到的這種「徒勞―牆壁」的意識在其後的《死者的奢華》中也有表現。主人公為了得到高額報酬去醫院移動解剖用的屍體，但是由於事務上的差錯沒能拿到打工費。兩篇作品中打工這種能動的行為都由於和當事人無關的偶然事件而化為烏有。可以說在陷入絕望的狀態上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這之後，大江健三郎又相繼寫了《飼育》、《感化院的少年》等描寫監禁狀態的小說。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刻畫了對現實有強烈的憎惡、受傷的內心處於矛盾之中的孤獨青年的形象。他們追求「牆壁」中田園牧歌的世界，但結果都由於外部的力量被破壞了。與此同時作者也在作品中探索從「牆壁」中掙脫的可能性。但是因為在戰後這種怪異的世界裡，他最終也沒有找到切實有效的方法。總之，大江通過自己的語言和印象表現被閉鎖的狀態，並與之進行鬥爭，但這種鬥爭因缺乏衝破閉鎖狀態的行動，是消極的。
2．作為突破口的性和政治
大江認識到在這種閉鎖的狀態下，不管怎麼希望，成為「政治的人」都是不可能的，結局只能是成為「性的人」。因此，他進一步把監禁狀態的人分為「政治的人」和「性的人」。（在《我們的性世界》中，大江用政治的人和性的人來觀察現代人。）
與此同時，他也受到了美國作家諾曼「性可能是留給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小說家最後一塊還未開發的領域」1這一思想的啟發。但是大江並不是為了寫性而寫性。他的目的是「把性放在它正統的位置上讓新的文學世界清晰起來」。2他通過描寫性表現了當時日本青年的無力感和消極態度。從1958年到1963年，大江通過性這一主題開拓者自己的文學世界。其中代表作有《我們的時代》、《性的人》等。
1959年發表的《我們的時代》的主人公是個名叫靖男的法語專業大學生。他想擺脫與妓女賴子的同居生活，正好他得到了去法國的機會，但最後還是放棄了，也沒有再回到賴子身邊。作品描寫了在沒有出路的現代社會無論誰都會崩潰的現狀。大江在這部作品中幾乎每一頁都有關於性的描寫，用他自己的話說「就象村子裡放蕩的姑娘一樣，幾乎被所有的批評家厭惡」，3但也有象奧野健男那樣的批評家，他說：「我對大江健三郎的文學抱有關心和同感是從《我們的時代》開始的。」4奧野指出，「大江雖然如此執著於性，但並不以描寫性為目的」，「大江是作為描寫人和世界的手段來使用性的」。5確實，大江所注重的是從性的角度來把握處在閉鎖狀態中扭曲的人，並由此來關注現代的缺陷。性本身並不是「擁有美的價值存在」，他的真正意圖是「喚起讀者對性的反抗心」，6大江希望通過性的印象把讀者引入反抗的狀態，並使其在觀念上鬥志昂揚起來。因此大江把性和政治、暴力、犯罪、死亡等，特別是和政治結合了起來。比如他在描寫性的人的同時也描寫了政治的人。「民學會」的領導澤木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大江看來，政治的人士和他人強硬對立抗爭的人，他們要麼打倒他人，要麼將他人消解在自己的組織中，讓他人自己放棄本來的立場；而性的人和任何他人都不對立抗爭，他們「不僅不與他人採取強硬冷淡的關係，而且對他來說本來就不存在他人」。7
除了《我們的時代》以外，大江還以當時的政治事件為原型寫了《十七歲》、《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但是這些敏感的話題引起了右翼團體的反感，發表這些作品的雜誌社不得不迫於壓力公開道歉。而且《政之少年之死》還遭到了在以後大江的任何一個文學全集中都未被收錄的厄運。
二、作品主題轉換帶來的文學再生
但是幾年後，大江健三郎便在文學上陷入了找不到出路的困境。「監禁狀態」、「性」、「政治」這些初期的文學主題鬥陷入了寫不下去的困境，他遇到了踏入文壇以來最大的危機。就在這個時候，由於1963年的兩件事情，大江本人和他的文學都發生了變化，這就是6月長子的出生和8月初次訪問廣島。
1．「從正面接受挑戰與之鬥爭」
本來大江對當時的社會形勢感到絕望，不打算要孩子。他曾經想「儘量不要懷孕，減少一個1980的不幸的自殺者」。8但是通過1960年對中國的訪問，他改變了主意。在新中國朝氣蓬勃的氣氛中，他看到了孩子們明亮的眼睛和對孩子的未來充滿信心的父母，由此大江本人也對未來真正燃起了希望。再加上有數十萬人連日包圍國會議事堂的反日美安保條約的示威，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決定「養育個孩子吧，看來未來不可能是零」。9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為了從絕望的狀況中尋求一線光明而生的孩子腦部卻有異常。這對此是的大江來說無疑是個重大的打擊。但是通過寫長篇《個人的體驗》和短篇小說《空中的怪物阿歸》，大江不但從混亂的地域中掙扎了出來，而且還克服了文學和人生的重大危機。
《個人的體驗》中的主人公鳥，總想從日常生活中擺脫出來，可是剛出生的嬰兒卻患了腦玻他拒絕給嬰兒進行手術，把孩子交給了認識的醫生處置。但後來，他想起自己自我欺騙的每一天，感到十分愕然，因此決定不再逃避現實，接受這個孩子並把他撫養長大。他接受了搶救孩子的手術。結果，孩子得的只是個腦瘤。一心想逃避現實生活的鳥經過人生的考驗，選擇了直面日常生活，從而達到了飛躍。
在這部作品中大江還將殘疾兒問題和和問題結合了起來。他把蘇聯再次進行核試驗看作「世界」，把異常兒的出生看作「個人」。新在無論對世界還是對作為個人的主人公來說都面臨著巨大的危機。也就是說，大江試圖把「個人的體驗」帶來的痛苦經驗和核發展給全人類帶來的痛苦經驗結合起來，從而引起讀者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