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樣地從醫學、經濟以及人權等領域的痛苦中恢復過來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彈轟炸而被傷害多年以後，他們還不斷有人因為放射能障礙而被迫苦度與疾病作鬥爭的日子。儘管如此，他們卻從不曾忘記作為廣島倖存者（長崎的倖存者們也是如此）對社會責任所具有的自覺。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動。我認為，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發起的廢除核武器的社會活動，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顯現的最為重要的行為。
通過直接接觸廣島的放射能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得以深入個人的內閉狀態（能夠坦率地描繪處於這種狀態之中的自己，對我的文學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並且恢復了面向社會，進而面向世界開放自我的勇氣。
不得不深入個人內部的傾向，以及試圖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態度，經常同時存在於我的身上，並創造出了我的文學。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我從薩特那裡學到了參與社會。從那時起，我就反覆將個人的內部這個課題與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課題重合在一起，不斷重複著回到原點後再行出發的迴圈行為。
一九六八年，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也是與一篇作為社會性報告而創作的長篇評論《沖繩日記》同時進行的。在日本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現代化程式中，從社會狀況直至文化的細部，沖繩人民蒙受了怎樣的壓制啊！那裡的知識分子對這種壓制曾進行了怎樣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戰爭的最後時刻，最為沉重地揹負著日本現代化中的矛盾的沖繩民眾，又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啊！戰後，作為美軍在亞洲／世界戰略的軍事基地，沖繩的人們更是一直在承擔著怎樣的重荷啊！
在這種長期存在的困難中，沖繩又是如何維持其獨特的思想和文化並予以創新的呢？我對此作了調查，而且曾打算進行研究。我對沖繩展開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年七月所發表的一系列隨筆作品。我的這個經歷——在沖繩從事這種時事性和文化性的調查和報告的經歷，構成了創作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思想基礎。先前已經說起過了，我出生於日本列島的四國。正因為那裡遠離文化中心地東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時代，我們那個村子還保留著獨特的大眾性歷史和傳統。我就在那種地方文化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受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東京，學習以法國為中心的外國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儘管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但在我的內心底裡，卻總是存在著根本性的窘迫。
四國的山村是邊緣，而東京則是日本現代化最直接的目標，同時也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據點。那裡還是中央集權的場所，吸收著地方的多樣性指向並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現代文化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性格。東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話的中核，作為王朝文化而昌盛，並支撐著那個超國家主義的體制，儘管被戰後的憲法從政治權利中驅趕出去，卻依然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天皇這種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三島由紀夫和我之間之所以相互對立，是因為彼此間存在著文學觀的差異，更是因為他懷有圖謀復活作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這種意識形態。三島這個人在出生、成長以及美學上都體現出東京文化。
而我，則在邊緣地區傳承了不斷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脈。對於來自封建權利以及後來的明治政府中央權利的壓制，地方民眾舉行了暴動，也就是民眾起義。從孩童時代起，我就被民眾的這種暴動或曰起義所深深吸引。我注意到，在沖繩，人們在日本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下，從以往維持琉球獨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時代，直到被現代國家日本所吸收以後，仍然沒有喪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我曾寫了邊緣的地方民眾的共同體追求獨立，抵抗中央權利的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部小說的原型，就是我出生於斯的邊緣地方所出現的抵抗。明治維新前後曾兩度爆發了起義（第二次起義針對的是由中央權利安排在地方官廳的權利者並取得了勝利），但在正式的歷史記載中卻沒有任何記錄，只能通過民眾間的口頭傳承來傳續這一切。此外，小說中描述的在現代社會里進行嘗試的年輕人所發起的第三次暴動卻沒能取得成功。不過，與那個中心進行對抗的邊緣這個主題，卻如同噴湧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斷出現在此後我的幾乎所有長篇小說之中。
在我創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前後十年間，以拉美地區為核心，不斷出現以神話般的想象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方法（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彙可以適用於這個方法）進行表現的小說。這些小說描述了與前面說到的那個中心相對抗的民眾，以及他們自立的政治構想和文化。我發現，自己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所指向的目標，與它們有著很深的血緣關係。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內，我得益於米哈伊爾．巴赫金的荒誕現實主義理論，並開始意識到和強化了這種小說的方法。直至現在，我的小說世界仍然是用這個方法論構建而成的。
在剛才提及的十年後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學任教職，從一位中國文學專家的同事那裡，見到了一份將拉美文學翻譯為中文的書目單。在那份清單中，我看到了胡安．魯爾福的《彼得羅．巴拉摩》。這位墨西哥作家的傑作，構成了拉美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群的源流之一。我曾預想過，無論在想象力的質量上，還是在敘述的方法上，從這個源流中接受了影響的小說一定會出現在中國。
然而，中國的年輕作家們卻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對於他們業已實現並獲得的巨大而豐碩的成果，我不勝羨慕並致以敬意。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說中，之所以提到鄭義和莫言的名字，是因為將他們視為這種新文學的代表者。我期待著日本的年輕作家們能夠向他們學習並展開積極而多彩的文學活動。同時，我還期待著他們能夠與中國的那些優秀作家和韓國的年輕作家們一道，完成確實可以被稱之為亞洲文學的事業，並在這個名稱之下參與世界文學。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去年發表的《空翻》。小說始於被稱之為「師傅」的教祖與被稱為「引導者」並扮演預言者角色的男子，試圖在現代的東京建立新的宗教教團。其實，十年前他們曾一度建立起擁有超過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團，其後卻又通過電視發表宣告，表示他們的教義是錯誤的，並說那只是一個玩笑而已，從而解散了那個宗教教團。
他們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團，是因為信徒中出現了過激的激進派小團體，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作為呼籲日本社會進行徹底悔改的手段，這個激進的小宗派計劃行使他們的實力，採取炸燬核電站之類巨大的恐怖行動。於是，教團的領袖們便與國家權利合作，出賣了這個激進的小宗派，使得他們行使實力的圖謀歸於流產。
如果情況僅止於此，教團的領袖們也已宣告自己在宗教上的教義只是個玩笑一般的東西，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全面的轉向了。那麼，為什麼又產生了這個必要呢？那是因為在這個教團的內部，還有一個由信仰虔誠的女性們所組成的宗派。這個女性們的宗派認為，引入國家權利以封殺激進派的行為不僅束縛了教團的領袖們，整個教團也將遭到鎮壓。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她們以其信仰為基礎，對領袖們的受難表示抗議，並可能為聲張教團的正統性而集體自殺。因此，在激進的宗派與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這兩者的追逼之下，教團的領袖們不得不採取了剛才所說的全面否定教團的這種轉向措施。
將教團解散以後，教團的領袖「師傅」和「引導者」切斷了與所有信徒之間的關係，在來自社會的批判和蔑視中孤獨地度過了十年的時光。小說就從他們決心重建教會處開始。他們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開始了重建教團的活動，但「引導者」卻在前面說到的過激派殘存下來的一部分人執拗的追逼下而死去。以此為契機，「師傅」轉移到了四國森林中的一個處所。這個處所是由這十年間最為穩健卻也頗有實力的信徒集團所準備的。
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問世以來，我一直在考慮與中心相對抗的邊緣「根據地」這一模式。我還以這個森林中的小村莊為舞臺，選擇各種各樣的時代，描繪發生在那裡的故事。於是，「師傅」們試圖建立新教團的活動，便與發生在這個邊緣場所的故事匯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著「師傅」公開發表將要建立新教會的宣告一般，前面說到的過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也彙集到了這個地方。在這種情況下，「師傅」並不打算清除他們。在「師傅」有關新教會的構想裡，一些生長在這塊邊緣的土地上的年輕人也參與了進來。於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開始實施了。但是，就在新教會開始明確顯現其性質的同時，曾將「師傅」和「引導者」逼得無路可走的激進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這兩個宗派之間沒有解決的問題，卻又一次緊緊地抓住了「師傅」。
後面我還會再度就此進行敘述。我覺得，無論在現實的歷史進展中，還是小說的敘述方法裡，都存在著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包含著分歧的重複」。作為小說的敘述方法來說，它也是一個方法論。
宗教教團的這位領袖建立教團和重建教會，與此同時也身陷危機並面臨崩潰。這兩個悲劇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說，這兩者間的差異只在於「分歧」。因此，我們可以批判性地認為，就重建教會而言，「師傅」只是在表演「包含著分歧的重複」。其實，當「師傅」重建教會時，他並沒有從辯證法的角度去超越當初的失敗，同時也沒有樹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師傅」這次卻沒能像第一次那樣，藉助「包含著分歧的重複」這種同樣的方法來進行第二次轉向。在他以悲劇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後，就在這片森林中的土地上，在那些經過錘鍊的年輕人（像是這個邊緣地區長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輕人為核心）對他的支援下，他真的得以開展他那「新人的教會」的活動了。
四、我一直在關注著中國文學
我想，即便在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教授也是廣為人知的吧。森教授的阿馬蒂亞這個名字，意味著「永遠的生命」。據說，為森教授起這個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學裡曾與他父親同過事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我記得，早在我的孩童時代，當時日本和中國之間戰火正熾，我那位並不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母親對我說：在亞洲，繼泰戈爾之後適合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是魯迅先生。不過很遺憾，他卻去世了。
剛才，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及森教授的名字，並非想要談論他在專業領域內就飢謹與貧困，以及不平等問題做出的驕人業績。我只是在考慮將森教授在經濟學領域裡的兩個獨特的專業用語轉用於文學世界。一個單詞是在日語中被譯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優裕的生活」。這個單詞包含了個人所具有諸如健康、長壽、自豪之類的所有生活機能。在如此定義的基礎上，森教授將已經實現的機能包括在內，又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capability」，在日語裡，這個單詞被譯為「潛在能力」。為了確立「優裕的生活」，作為今後的機能而需要實現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從妨礙其實現的社會性因素（例如歧視）中獲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因此，何為不平等這個課題也就成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
我認為，在評價一個國家某個時代文學的發達程度、廣度以及深度時，經濟學中的專業用語「capability」與自由這種概念是為之有效的。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實現國民國家的體制為奮鬥目標而進行了最具有先驅性的實踐，我為他們的這種工作而深深感動。因為，我從他們在各個時間點上的實踐中，發現了巨大的「capability」。
魯迅所從事的工作當然自不待言，參加了國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達夫等創造社的同人們也好，茅盾也好，他們都創作了豐富的作品，並擁有從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識分子。
國民革命前後的作家們，有老舍、丁玲，還有年輕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期間，在上海開始工作的張愛玲和發表了《圍城》的錢鍾書等人。趙樹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他們都是優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作為同時代的亞洲文學，我一直在關注著中國文學。我認為，沒有必要就政治性時代的進展與文學的動向進行嘗試性分析。或許，在你們這些從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各位聽眾的腦海裡，已經映現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說的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各種勢頭非常旺盛的新文學，它們確實充滿了強大的魅力。剛才所列舉的遠比我年輕的作家們的《老井》和《紅高粱》，給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我一再提及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些鴻篇鉅製的長篇小說所顯示出來的，首先是小說家們的才能、方法和熱情。同時，作為今後應該會實現的「capability」，這些作品還顯示出了何等豐富、廣闊和深遠的前景啊。我相信，今後也將不斷會有中國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獲得不再被妨礙其表現的自由，並取得切實而巨大的收穫。
現在，或許我還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與胡適的對話一般的敘述方式。我也像當年的芥川那樣，對中國現在正活躍著的小說家，以及今後將會實現其「capability」的年輕小說家們，表示我的羨慕之情。可是，在這個會場上，也許會有一些可稱之為今天的胡適的知識分子，會從我的這番羨慕的話語中發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對我顯現出充滿譏諷卻也是寬厚的表情吧。
剛才，我就自己的小說進行了解說，從中可以看出，通過將「分歧」這種有意識的方法系統化，是能夠找出文學上的有效性的。我的文學論《小說的方法》也被譯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夠予以參照的話，我想，大家是能夠理解我所說的這一切的，那就是將剛才藉助實際創作來進行說明的「包含著分歧的重複」這種小說的技法，作為我的認識方法而予以重視。在八十年後的北京，我有意識地重複著從芥川與胡適的對話中發現的、確實意味深長的「分歧」，是出於以下兩個意圖。
首先，雖說我現在正面對各位中國聽眾講述著這一切，其實，我也希望將這一切作為一個資訊，傳遞給日本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努力提示出新的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卻不具備諸如此類的問題意識。夏目漱石是日本開始現代化程式後最大的國民作家。他提示了由於快速推進現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國民國家日本，並批判了沒有自覺到這一切的日本人。然而，夏目漱石卻從不曾創造出他獨特的新日本這個國家以及日本人的積極性典型，並因此而引導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在日本的近、現代社會里，一些知識分子最為綜合性且多角度地試圖認識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樣的人。這些知識分子從戰後的廢墟中，面向再生而邁出了自己的步子。他們曾體驗過戰爭，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當了侵略中國計程車兵。他們在戰爭剛剛結束時所構想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如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所說的那樣，具有「悔恨共同體」的含義。戰前，儘管也存在著具有各種見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卻各自孤立，沒有形成抗拒戰爭的一股勢力呢？出於悔恨這一切的力量，他們試圖積極地構想嶄新的國家和國民的形象。這就是他們的意圖。而且，我認為文學者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並具體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他們是野間宏、武田泰純、大岡昇平等小說家。
然而，從那時算起，五十年過去了，這群戰後知識分子的「大志」被年輕的知識分子們繼承了嗎？我不那麼認為。我本人也是一個希望繼承戰後文學者們的「大志」，試圖站在他們這個構想之行列的最後一名，並因此而開始小說創作的人。但是，我卻無法過高地評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評在內，我想在北京向現在的日本年輕作家們和年輕讀者們呼籲，希望他們繼承戰後文學者的「大志」，並希望在這個意義上豐富、拓展和深化他們自身的「capability」。
謝謝大家。
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