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8月15日演講的時候引用了南原的話。當晚回到家裡時，已經收到批評的郵件。發件人認為，南原沒有阻止學生出徵，而學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戰場，而且有許多亞洲人、婦女和兒童被那些出征的學生殺死。怎麼能允許教授的沉默呢？
這話說得對。面對不得不出徵的學生，南原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對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為他戰後行動的動力，他為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聽南原演講正值戰爭結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擔心的是，處在戰後重建中的日本，本應對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以及對近鄰民族帶去的更大犧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覺的發展之路」，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卻正在淡忘這個自覺……。下面再引用他演講的一段話。
「……向內外宣佈放棄戰爭、廢除一切軍備的我國，今天在戰後同一個憲法下卻擁有不亞於戰前的二十幾萬兵力，由此可見建設新日本精神的變化，這一切正是對自己的抹殺、對自我的否定，這麼說可能更合適。別的暫且不論，與此關聯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戰後的新教育理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和混亂。現在的政府、各政黨口口聲聲自由與和平，但其精神內涵和志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不僅僅是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問題，在我們的一般國民中間也同樣存在，所謂戰前派（包括戰中派），在戰後18年來，已經淡化了對戰爭的反省和戰後初期的決心，甚至已經忘卻，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南原這種沉重的恐懼在他的另一段長話中表達得十分透徹。請允許我再次引用。
「就我國自身而言，儼然稱為‘聖戰’、打著肇國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稱美英為鬼畜，以把他們趕出亞洲取得東亞新秩序的霸權為我民族神聖使命，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爭，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麼呢！我們所擔心的是，現在，對所謂‘大東亞戰爭’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其意義的強調，不論意圖和動機是什麼，都將導致所謂東亞新秩序亡靈的再次復活，導致毀滅共產中國的戰爭。實際上，我們的國民中有的人還沒有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夢中醒來，‘夢，再來一次吧’的希望仍舊殘存。」
關於最後這一段引用，特別是對於倒數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擔憂，有幾個發來的郵件、特別是五六十歲的聽眾反饋說，南原作為一名謹慎的哲學家，在思考未來時，恐懼的心理常常困擾著他。當時的擔憂就是指「毀滅中國的戰爭」。
其實，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儘管日本緊緊追隨著美國，一旦挑起戰爭，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覆滅」的是日本和日本人。這一點連我們當中最健忘的人們（包括那些對廣島、長崎的事件根本不瞭解、對那些受到光輻射而終生痛苦並已經年邁的受害人的情況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應當想象得到。剛才我講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講中透露了兩個最大的擔心。第一是日中關係的惡化；第二是籠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經歷了六十一年，與南原演講的時代相比，為「大東亞戰爭」和「東亞新秩序」正名的叫囂更加露骨，在一些報紙上佔據相當的版面，尤其是出現在面向大眾的電視等媒體上。小泉首相認為自己的行動與這種復古性的論調無關、是個人「內心的問題」，今年8月15日參拜了供奉著「大東亞戰爭」「東亞新秩序」思想的具體實施者的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之後的輿論調查結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對小泉的參拜表示支援。這是戰後最大的歷史轉折點。
我在這裡能向大家說的是，8月15日晚我們以南原繁的思想為主題、面對一千二百多名認真的聽眾演講，我們大家共有著深刻的危機感——這樣一個事實，以及將來我們不應當無能為力——這樣一個期盼。
四、我越發堅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從少年時代開始，六十多年來一直崇敬著一位中國的文學家，那就是思維最敏銳、民族危機感最強烈的魯迅。我最先接觸到的是魯迅的短篇小說，在不斷接觸和閱讀魯迅作品的全部過程中，我從來沒有間斷做讀書筆記，其中包括對魯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這個話語的理解等。實際上，我在很多場合都引用了我的這些讀書筆記。無論是最初對魯迅的話語的解讀，還是半個多世紀過後的今天的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認識在不斷地加深。下面，我特別想就魯迅所說的「希望」談談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閱讀魯迅已經伴隨我的一生。日本剛戰敗的時候，我還是個少年，我家在四國的山村，沒有優厚的文化背景，這種條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閱讀到魯迅短篇小說的呢？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期連我自己也像個謎。因為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講，會提到這件事，所以非常認真地要把記憶中母親給我的那本很小的《魯迅選集》找出來。在我的讀書筆記上記錄了那本書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譯、巖波書店出版，後來又通過書店得知那個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關於這本書的來歷，我也是在母親去世之前才聽她說的。我母親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東京的女子大學學習，接觸過中國的現代文學，後來作了教師。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年），這位朋友在探望產後的母親時，送給了母親那本魯迅的書。兩年後，盧溝橋事變，戰爭爆發。我母親害怕周圍的監視，把那本書珍藏在了一個小箱子裡，把敵對國文學家的《魯迅選集》藏起來了。戰爭臨近結束時，父親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學的希望。記得當時生活非常艱苦，為生活奔波的母親那時已經沒有看書的餘地了。
但是，戰後第二年，新憲法頒佈，半年後憲法開始實施的同時又頒佈了教育基本法。我們大多數日本人心中所充斥的，就是剛才講過的南原繁講座中提到的對新生日本的決心和希望。我講過，南原是一位依照和平憲法致力於教育改革的學者，其實我也是那個改革的受益者。村裡辦起了新制中學，我高興極了。我母親就是在那時把珍藏在箱子裡的《魯迅選集》給了我。那年我12歲，已經可以讀《孔乙己》、《故鄉》，我還專門把《故鄉》的最後一段抄寫在了學校發給學生的粗糙的寫字紙上。我現在引用竹內好對那一段的翻譯。
「我想：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的這句話，對於當時12歲的我來說能理解得了嗎？我重複著他的話，好像懂了，又好像沒懂。但12歲的我非常珍愛這句話，我覺得魯迅這個人太了不起了。
我19歲的時候開始了大學生活，開始閱讀更多魯迅的書。魯迅所說的「希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為此我不知寫過多少讀書筆記（僅在新制中學讀書時的筆記就有很多冊），也多次把他的話抄錄下來。
我在《華蓋集續編》裡讀到一段，我想在這裡讀給大家。這是那篇悼念被殺害女學生的文章之後，在更加嚴峻的情況下，魯迅前往廈門之前向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會發表的最後公開演講，是記錄下來的。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我仍然記得自己在讀了這個談話後的感想。我特別意識到自己進入大學生活就是開始了人生新的階段。12歲時對《故鄉》的閱讀其實並沒有理解透徹，曾經在筆記中寫過「希望」將怎樣才能出現呢？現在，魯迅面對現實危機，站在猶如一堵高牆的黑暗前，把希望解釋得那麼透徹。再聯想到《故鄉》的結尾，魯迅向我們保證希望是存在的！他，是屬於希望的！19歲的我終於破解了12歲以來未解的這道題。隨著人生歲月的流逝，我越發堅信這個道理。
五、我們必須改變毫無反省的狀態
我從一開始就告訴大家，站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講臺上的我，內心是非常憂慮的。這是我真實的並不情願的感受。我已經是個老人，在思考未來的時候，對於也許不久的將來會離開人世的自己本身，我並不做什麼考慮，心裡想的更多的是生活在將來的年輕人、他們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那個世界。我因此而深深憂慮。
我想到，自己在戰後那些年曾經被給予希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與因日本人而遭受戰爭殘害的亞洲、特別是中國人民真正和解，而現實能夠告訴我們未來會是那樣嗎？我懷疑。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那天晚上，與我有著同樣憂慮的知識界人士向大家講述的南原繁對未來的那個期望，今天正當年的日本人是否都懂得呢？如果現在的日本人沒有那樣的祈盼，將來的日本人又怎能把握好自己的思想和生存呢？
伴隨著自己的這些憂慮、或者說盡管有這些憂慮，現在我想告訴大家的有兩點。當然，這只是我的強烈的祈盼，並不是說我已經看到了在不久的將來實現的可能。也許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這個可能。也正因為如此，我要把我的祈盼講給你們。
我用漢語的祈盼（日文為「希求」——譯者）這個詞，它出現在帶給戰敗後日本人再生希望的憲法中，也出現在教育基本法中，教育基本法與憲法在思想上、在豐富思想的感情上都是貫通的。我12歲的時候，曾經請教新制中學的老師，被允許把教育基本法的文章抄寫在筆記本上（我總是把認為好的文章抄下來，這是小時候母親教的，這個習慣保持到老，這也是自學者的學習方法），就是因為我深深地被「祈盼」這個詞所牽動。
那麼，剛才說過，我想告訴大家兩點，第一點，三年前我的一個朋友死於白血病，他就是愛德華·薩義德，直到他過早去世之前，他一直主張巴勒斯坦的正義，批判當前充斥世界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
他死後，日本的年輕電影人拍攝了記錄薩義德生平的紀錄片，其中有對他的同事們的採訪。他們說，薩義德在他的晚年並沒有找到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辦法，但是，隨著死亡的臨近，薩義德逐漸變為「意思性樂觀主義」，他認為，世界的人們不會永遠這樣，也許要經歷很長時間，但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定會得到解決的。薩義德的朋友們認為，雖然「不清楚他講的很長時間到底是多久」，但對薩義德的「意思性樂觀主義」有同感，並表示要繼承他的遺志。
那麼我也是這樣想，雖然我憂慮現在的日本人與亞洲的人民、特別是位於其中心的中國人民之間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也許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我應當抱著最終能夠達成和解的「意思性樂觀主義」度過自己的晚年。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亞洲的人們、特別是日本人又怎能對未來抱有真正的希望呢……。
我現在講我要告訴大家的第二點，回到剛才南原繁一生主張的思想上，對於把想象思考作為職業核心的我來說，南原思想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我稱之為「倫理性想象力」。我所尊敬的日本的部分知識界人士感到最痛苦的是，現在的大部分日本人已經不再具有對那場戰爭的記憶。
可能更多的人會說，如果老人失去了戰爭的記憶，那年輕人就更記不得，因為他們本來就沒有那個記憶。但是，正因為年輕人是可以通過教育瞭解過去的，所以我用「意思性樂觀主義」更正自己的憂慮。我想呼籲把教育作為核心渠道，運用「倫理的想象力」喚起日本人對未來的構想。如果說為了推動自我教育需要具體的教材，那我們周圍不是有很多嗎，問題在於需要勇氣面對現實。更坦率地說，就是我們要改變現在這種毫無反省的狀態。我們要為我們的未來擁抱「倫理性想象力」的祈盼。
我還是要朝著這個目標，把它作為自己晚年的工作，加入到保衛憲法第九條、保衛教育基本法的運動中。已經有老年、壯年、青年和婦女等有覺悟的日本人走在了這條道路上。誠然，我們所面對的是猛烈的逆風……。
（這是大江健三郎2006年9月9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演；李薇譯，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