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會議的順利進展和友好氣氛中，卻感到一種空虛（這是聽到登山隊避開了最難爬的路線準備征服高山的訊息時感到的那種空虛），這感覺在由兩萬名年輕群眾參加的全體會議上也沒有消失……
在全體會議上，老哲學家森瀧教授在不亞於歡迎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領導們的熱烈氣氛中走上了講臺。他在去年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分裂中遭受了最慘痛的背叛，但他又表達了最誠摯的希望。這一年當中，他為了這個希望而工作，至少在道德的側面上，他是辦成這次大會的主要力量。講臺上，森瀧教授一方面承認是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組織力量使大會具有如此規模，但同時他又好像對此略有猶疑。目前，如果沒有這些組織力量，還不可能組織和平運動的遊行和集會。但是，從這些組織力量中遺漏下來的許多重要問題，人們希望能從道義的角度重拾起來。我感到最能勝任這個工作的應該是真正的廣島式的人民。可以說，我也正是懷著尋找他們的願望重訪廣島的。《原子彈受害白皮書》這一提案就是在學者、文化界人士的分會場上由這些人提出的。同其他會場一樣，剛開始，學者、文化界人士會場中也充滿了平穩和緩的氣氛。但當《中國新聞》的評論委員金井利博先生開始就這一提案進行說明時，氣氛便大不相同了。這個夏天，我在廣島的各個會場上所見到的真正慷慨激昂的日本人中，只有金井評論委員一絲不苟，像維新時代的下層武士一般。面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們漫不經心的態度，他激動地高聲說道：「老百姓也會生氣，可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表達！我們不也正為此而迷惑嗎？」說到這兒他再也說不下去了。不少旁觀者會覺得這激動過於唐突，然而又有誰知道這是他忍耐、壓抑了19年後的大爆發呢？原子彈爆炸後的10年中，連廣島當地的報紙《中國新聞》的印刷廠裡都找不到「原爆」、「放射能」這樣的鉛字。1945年秋，美軍的原子彈災難調查團發表宣告說：「遭受原子彈爆炸的放射能影響後導致死亡的人均已死亡，因此不能承認殘存的放射能所產生的生理影響」，這一錯誤宣告在全世界釋出後，一沉默便是10年！作為廣島的新聞記者，10年來他一直忍耐著。終於有一天，沉默的廣島可以開口說話了！然而廣島的聲音足夠響亮且有足夠的威力嗎？每年夏天迎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時（在對原子彈、氫彈及其抵制運動的報道上，《中國新聞》總有高水平的表現。如果有人在廣島度過一個夏天，只要他仔細閱讀過有關紀念原子彈爆炸日的報道，就一定會發現《中國新聞》是最值得信賴的報紙），他都會寄予熱切的厚望，然而每次又都以痛苦灰暗的失望而告終。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望和忍耐之後，他終於寫出了這份刻不容緩的提案，即這份關於《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計劃。如果考慮到他長期以來的忍耐，此刻無論他的激動顯得多麼突然，都不會有人認為有失妥當吧。
「大家都知道原子彈有極強的破壞力，可是又有誰清楚地知道它給人類帶來了多大的悲劇呢？」金井評論委員質問道。顯然，「目前廣島和長崎被全世界人民所認識是由於原子彈巨大的破壞力，人們並不瞭解原子彈爆炸後的人類悲劇。」「為使主辦這次廣島大會的廣島、長崎、靜岡三縣聯絡會議不單單停留在受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的親蘇路線影響下的和平運動這一水平上，而是使它發展成為覆蓋全日本的大眾性國民運動，有必要重新確認一下，國際社會、全世界的廣大人民是否真正瞭解發生在廣島、長崎、燒津的‘歷史慘案’。如果人們只把注意力放在原子彈的威力不如氫彈這些事情上，那麼，廣島的悲劇不是仍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重視而最終被人遺忘嗎？要明確和平的敵人是什麼，首先應作的努力是把原子彈爆炸後的真實情況告知世人。」所以，「現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包括死者和現存者，他們從心底期望的，並不是說告訴大家原子彈的威力有多麼巨大，而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災難之後給人類帶來了多麼慘重的悲劇。」他認為，為此應制訂《原子彈受害白皮書》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同時，按照金井評論委員的設想，還必須制定一個「有關尚未解決的原子彈受害者問題的調查、健康管理、救援方案」。他所援用的「尚未解決的原子彈受害者問題」一詞所指的範圍十分廣泛，比如說，原子彈爆炸後離開廣島、長崎的人們的情況，目前還不得而知；沖繩地區的原子彈受害者正望眼欲穿地盼望著從日本本土派來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生，而這一情況更是鮮為人知；東京都內近4千人的生活與健康狀況也無從知曉。我們甚至不清楚自己城鎮裡的原子彈受害者的情況。對這些分散於日本各處的原子彈受害者一邊調查，一邊診治救援，也就是制定《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運動。另外，還必須聽取在原子彈爆炸後進入市區遭受了兩次放射能影響的受害者們的「抱怨之聲」。他們如果不是「病到快死」的地步，就不能享有原子病醫療法中所規定的免費醫療。而原子彈爆炸後遺症中所謂的「發病到死亡」，就意味著確死無疑。要使原子彈受害者生存下去，最必要的措施正是重藤院長所強調的那樣，儘可能早地發現病人血液的異常。
金井評論委員直率地說，關於《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提交物件，他曾把這三個大會都列為候選。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猶豫和抉擇都暗示了某些問題。參加廣島大會的大多數人，完全無視京都方面的大會，認為只有自己的大會才是正統。他們對此深信不移，對大會感到滿意。（如果廣島大會的成員中，有人對大會持不滿或懷疑態度，京都大會的成員中，也有人對他們的大會同樣感到不滿和懷疑，而兩者之間又有進行討論的機會的話，雙方才有希望通向統一之路。然而，絲毫沒有這種跡象。兩處大會的參加者們，都過於相信自己的正統性了。）金井對這兩個大會和「禁止核試驗會議」做了客觀的分析和選擇。身為記者的金井，在廣島度過的「沉默的十年」以及「聲討的九年」，無疑使他對動員大眾的集會產生了不信任的態度。然而，他克服了自己的偏見，帶著具體提案加入到廣島大會里來。他的提案的現實性本身，就是對和平運動的分裂進行的最尖銳最直接的批判，並且可以推而廣之地理解為對日本所有國民運動的批判。廣島普通人的心聲，正代表了所有日本人民的態度，這點，也體現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
金井評論委員這樣結束了他的提案說明。
「日本政府顯然是以保守黨派為內閣的政府。但這決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只為保守黨派而存在。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世界上第一個而且是唯一的原子彈爆炸受害國，為使國會通過對原子彈受害者實施救援的議案，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革新派，都有責任促使日本政府制定《原子彈受害白皮書》，並使它通過聯合國為世界人民廣泛瞭解。為此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其中必然孕育著全國範圍的和平運動，孕育著不再分裂的和平運動。
《原子彈受害白皮書》的制定以及國際性宣傳，也可以看做是全國人民參與的救援原子彈受害者、戰爭災難受害者的活動的一部分。明年是原子彈爆炸二十週年。如果能在這八月的廣島，在植根於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的和平運動中，產生一份提案，以便能夠面向世界，製作一個如實披露原子彈爆炸的受害情況的書面材料的話，這無疑能代表與會各位心中的希望，而這也一定會成為勢在必行的決策。」
在本次廣島大會的所有發言中，我認為這個提案是針對1965年原子彈爆炸20週年紀念所提的最接近本質的最先驅的意見。
在原子彈受害者懇談會上，我從一位受害者代表的發言中，又聽到了有關「十年沉默，九年聲討」的情況。發言者是一位失去了一隻眼睛的老人。提到這，我想起森瀧教授也失去了一隻眼睛。19年前，教授還是廣島高等師範的教師。他帶領學生來到支援前方的工廠做工。教授至今保留著那本濺滿墨水的日記。當天，他坐在桌前正在補寫昨天，也就是1945年8月5日的日記。當他寫道：「美麗的朝霞。製作五百根竹槍」時，就在這下一個瞬間，原子彈爆炸了。教授失去了一隻眼睛和他的學生。而在那白光閃過的一瞬，無數人便從此失明瞭。
老人的講話令人感動。與其說是講話，不如說是一部反映原子彈受害者反對原子彈氫彈運動的歷史。經過10年的沉默，在第一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上，原子彈受害者第一次有了發言的機會。可是，廣島的謹慎派們指責說，讓這些普通老百姓的原子彈受害者站到大會的講臺上，不是隻會叫他當眾出醜嗎？然而，10年沉默之後，原子彈受害者們終於大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聲。他們是不是當眾出醜了呢？請聽這句：「活著真好！」一位身為原子彈受害者的普通老百姓在得到發言機會後，發出了這句由衷的感概。這句話後來廣為人知。僅僅是能在大會上發言這件小事，便使他重新發現了自己曾慘遭蹂躪的生命的意義。而這句話不是又清楚地表明瞭，那沉默的10年曾是怎樣的10年嗎？在這10年中，有一次，在發言者的一個朋友，一位在原子彈爆炸中雙目失明的老人那兒，來了一位美國通訊社東京分社的社長。他剛好談及處於對峙狀態的朝鮮戰爭，便對雙目失明的原子彈受害者這樣問道：「現在如果往朝鮮扔兩三枚原子彈，戰爭一定會結束。你經歷過原子彈爆炸，對此有何看法呢？」
這種遲鈍的感覺無異於一種墮落！而墮落的盡頭極有可能是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戰。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的最根本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對這種危害巨大的墮落髮出警告。至少，9年後的今天，不應再有哪位新聞記者面對在廣島原子彈爆炸中失明的受害者這樣提問：「在越南用上幾枚原子彈戰爭就會結束，對此您的看法如何呢？」這也是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開展9年來，所完成的對墮落治療的結果。
面對美國通訊社的分社長，失明的原子彈受害者這樣答道：「這二三枚原子彈會結束戰爭，美國也可能成為這個世界的主宰者。可我相信，到那時再沒有誰肯相信美國了。」在被強制沉默的廣島，年老的失明的受害者以弱者的智慧進行了抵抗。但幾年後，他悄然而逝了。
受害者代表在結束講話後，又講了一小段插曲。「昨天，當從京都大會趕來的人們手捧鮮花進入和平公園時，站在廣場上的參加三縣大會的人們鼓起掌來歡迎他們的到來。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分裂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我沒有看到究竟是怎樣一幅情景，但是我想，所有的聽眾都會從他的講話中，感受到他對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再次統一的真誠希望。
的確，今年我所見到的和平公園，非常平和、寧靜，絲毫感受不到糾紛和矛盾的氣息。原子彈爆炸紀念日的早晨，我為了參加紀念典禮坐在草坪上等候。烏雲低垂的天空（這天下午忽降驟雨。廣島人都說：「19年來這種情況只有極少的幾次。」好像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遠方灰濛濛的山巒，還有群山環繞下的整個廣島，都籠罩在和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時刻截然不同的靜謐裡。
原子彈受害者的發言結束後，進行了問答。從整體上說，會場氣氛誠摯、懇切。但我發現，大多數問題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懇談會上所提的雷同。這些從日本各地聚集到廣島的年輕人雖有熱情，但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對原子彈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極其有限的常識。這樣，剛剛結束髮言、滿頭是汗的原子彈受害者們，又要耐心地重複起多年來重複過多次的基本情況說明。我不禁再次感到，在廣島實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們，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
其中最有耐性的廣島人之一重藤博士，同去年夏天一樣，正在原子病醫院處理著從政治到醫學的諸多問題。在這兩個夏天之間，重藤院長要面對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時，在國會對「強化原子彈受害者救護工作」表示關注後，他還要接待保守黨派和進步派人士組成的視察團。如果哪位眾議院議員指著原子病醫院病床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問道：「風溼性關節和原子彈爆炸有何關係？」重藤院長會做出怎樣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醫院可以恰當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話，那一定是這所醫院在遭受原子彈轟炸這一人類最初的殘酷體驗後，任何病症都不能說和原子彈爆炸沒有關係。重藤院長也一定是一邊移動著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軀，一邊對他們進行了如實的說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會上，蘇聯代表團表示要贈送醫療器材。重藤院長馬上與對方進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從來都超然於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權術，但一旦有有利於原子病醫院和病人們的具體切實的政治口號出現時，重藤院長又從不放過利用它們。院長戲稱自己為「髒手帕」，大概就是指這個意思吧。但是，「強化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工作」這一政治課題經過這塊髒手帕的「過濾」之後，馬上就成為一個有人情味兒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具體計劃。重藤院長希望，通過這一「強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彈爆炸中面部受損，變得醜陋而躲在家中19年的姑娘們解救出來。這樣，有良知的醫生會為這些姑娘作出恰當的診斷，承認她們不適於參加社會活動，由此便可以給她們以適當的保護。廣島尚有近千個「面部變醜」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護的情況下在家中深居簡出，飽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夠制定出切實的救護方針的話，這些人終會下定決心重返社會的。
作為醫學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臨的課題是，死於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礙問題。重藤院長和這兩個夏天之間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嬰兒後死去的18歲的母親在內的47名病人一起，向這個問題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彈爆炸後遺症問題」是醫生和病人都不願提及的。但重藤院長考慮，應該在這個問題上開啟法律保護的視窗。雖然博士非常理解人們對這一話題的忌諱，也非常擔心原子彈受害者能否接受調查人員的善意詢問，但他最終還是覺得應該逐一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調查。
開啟法律或者國家這扇可靠的保護之窗，是重藤院長面向現實進行思考的基本態度。金井評論委員在提到「和平活動家的宗教戰爭」時說，「在具體設施及資金問題上，還是保守黨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進了原子彈受害者的救護計劃。」事實上真想做出成績的也是保守黨派的議員。我在廣島曾多次聽說過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略使人難以置信的傳聞。但客觀上看，他在「強化救護」運動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長這樣為「強化救護計劃」嘔心瀝血，又堅信不移地認為對原子病醫院的投資必將回報給全世界人民的人，在這個時候是多麼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彈轟炸後19年來醫治原子彈爆炸後遺症的歷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長這樣具有最可貴的人格的人。
對於這段充滿困難和苦澀的醫療史，重藤院長計劃，在1965年迎來20週年紀念之際，召集從事原子彈爆炸後遺症治療工作的醫生，重新查閱資料，共同討論這些對人類說來都是新體驗的病例，看看採取的治療方法是否得當，檢討一下「有無處理不周」之處。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療和努力並不是在一名領導的率領下統一進行的。因此，必須對此進行綜合的反省和檢討。重藤院長認為，作為全面調查的一環，應對原子彈受害者的子女進行血液檢查。
以1965年為界限，對原子彈爆炸後遺症醫療史加以綜合研討，這一計劃與《中國新聞》的金井評論委員所提出的在原子彈爆炸20週年的1965年制定的《原子彈受害情況白皮書》計劃異曲同工。它是以醫學家的語言詮釋的另一份白皮書計劃。在廣島勤懇工作的人們，他們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個計劃上，而這正說明了廣島作為「宿命之地」的特質。這些在廣島最恐怖的災難中劫後餘生的人們，這些抱有最誠實的生活態度的真正的廣島式的人們，象孿生子一樣，在心靈最深處，緊密地聯絡在一起。我對1965年中將得以實施的這兩個嘗試充滿期望，它們將通過如實地反映人間悲劇的慘狀來確立核武器時代人類所希望的實實在在的前景。而這才是日本人民對20年前原子彈爆炸中的死難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時，它一定會帶來一個全新概念的和平運動。
（1964年8月）